明末清初四川盆地酷烈的战争结束以后，曾经昌盛的故土已变得难以确认。有关这一时期四川盆地的凄凉残破记载，多见于各类史籍、地方志及牒谱中，这些翔实的记载像一幅幅泛黄的照片，勾勒出一幕幕令人心寒的旧日故土凄怆景象。
顺治十六年(1659)，清四川巡抚高民瞻入驻成都，四川总督李国英入驻重庆，全川除“夔东十三家”控制的巫山地区以外，其余皆为清朝所统辖。
顺治十五年(1658)，曾经在四川总督李国英府中任幕僚的阆中生员刘达，给李国英写去一封声情并茂的信。此前，刘达被李国英派到西北去购买战马，当他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眼见耳闻的事实使他大感伤痛。他写道：“返乎三巴，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愕，宛如再世。”
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争即将平息，然而眼前的一切已被破坏得差不多了。当幸存下来的亲戚故旧泪眼汪汪地握手相问，的确会让人惊愕是否在梦中。
这封信是刘达写给四川总督李国英的辞职信，他除了在信中谈到前面的所见所闻，还以十分落魄的心态提出了辞职的原因：因为耳闻目睹这些悲凉的事太多了，“恨不弃人间事，从赤松游耳”！的确很灰心丧气。刘达说他今年三十多岁，前妻死于战事尚未续弦，念及不孝之事无后为大，因此决定辞去军中职务，愿意当一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农，以了终身。
最后，刘达还以锐利的眼光预感到振兴四川的重任将落在李国英这些地方官员身上，因此劝诫李总督：“不矜不伐，以简以宽，亲君子以资运筹，远小人以杜谗间，请大人留意。”这段文字明显借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字句，显得异常沉重和意味深长。
李国英看过这封信以后，在灯下“叹息良久”。
成都当时的情况也很糟，自从张献忠火焚成都城以后，成都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一座废墟。“城中绝人迹十三年”，而且到处是林木荒草，过去的市廛、闾巷和居址，现在都是面目全非无从辨认。每至残阳西斜，狐狸、野兔和野鸡就在这片废墟上奔跑飞翔。
当时川北陕西境内的秦人跟随清军南下开垦，他们的帐篷便搭建在“骷髅瓦砾”之间。
明代成都城内的古井共有两万多口，此时仅仅能找到两百余口。其余的井，要么是塞满瓦砾，要么是填满人的尸骨。
后来有一名老僧，专门雇佣车辆和人力，把城中古井里的尸骨运送出城，结果是“数十载不能尽”。
闻名中外的都江堰从秦代起就以汩汩清流造福川西民众，然而顺治四年至六年(1647-1649)的三年间，全蜀大旱，川西平原剩余的饥民都“大逃亡”，百里无烟，都江堰也因此“淤废”。
康熙初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竟然是这般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清代四川史》记载荣昌县令张懋尝主仆八人至荣昌上任时的情景说，这些人怀揣着上级的任命和重振山河的决心来到荣昌，结果发现整座县城四处无人。一行人正在残垣断壁间寻找老的县衙所在地——此时天尚未黑，却见一群老虎从残垣杂树间呼啸着扑了过来。虽经奋力搏斗，但也有五人葬身虎口。
这件事形象地说明四川经过明末清初惨烈的兵燹以后，大部分的城镇都荒掉了，荣昌的这次“老虎噬官”现象并非偶然。新任四川巡抚张德地，于康熙初年途经广元入川赴任，沿途的景象也让他大为动容。
他写道，沿途瞻望，都是些荆榛荒草，偶尔路边看见一两个前蜀遗民，也都是鹑衣菜色。在四川境内行走数十里，没有看见一缕炊烟，城镇几乎没有一座是完整的，人烟较为密集的城镇也不过剩下数十户人家；至于村落，大部分只看见几间茅屋孤零零地伫立在田野里，遗民也就是那么赤贫的几个人还活着。从顺庆经重庆至泸州的路程，张巡抚是坐的船，“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原来还打算按照旧例把四川的省会设在成都，但张巡抚在成都转了一圈，发现全城尽是瓦砾荒草，过去富丽堂皇的蜀王府也长满了茂盛的蓬蒿。因此，只能把四川省会暂时设于保存相对完好的阆中，待成都城市复兴之后，再迁来成都不迟。
人口数量锐减是这次劫难最直接的损失，根据清代各地方志的统计，我们可以罗列以下数据：
成都地区清朝顺治四年(1647)尚有残民千家，可是到了康熙三年(1664)，就只剩寥寥数百家。
崇庆县康熙六年(1667)人口统计，全县仅余丁壮133人，全县人口折合也不过数百人，这是崇庆县历史上人口数量最低的记录。
新津县民无孑遗，荒榛满目，土著仅余数姓，其余皆逃往他县，或匿迹洪雅。
邛崃县经连年兵灾疫病，人口严重流失，到处是废墟荒草。
郫县土著也是死的死，逃的逃，虽然还保留着孙村、范村、刘村等村落，但若认真统计人口，也是寥若晨星。
巫溪县因为民无遗类，土地全部抛荒，所以在康熙六年被拆掉县级建制，归入相邻的奉节县。
南充县直到康熙中期城内还无人居住，“林木成拱，野草蔽地，虎豹昼出，阒无人居”。
威远县康熙二年(1663)人口统计，仅余丁923人。
简阳县顺治年间只余土著14户。
内江县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记载是：“民出就食，所存者不过数十家耳。”
乐至县顺治年间仅存土著27户。
罗江县“土旷多年，田地在荆棘中，乡人存者百仅一二”。
富顺县“若能完其家室者，千万中不一见也”。别说人了，连鸡和猪都已“绝种数年”！
井研县在知县王配京于顺治十八年(1661)重修县城时，破破烂烂的城里早已没人居住。经知县多方动员招集，“仅得街民十七户”。
綦江县康熙六年人口统计，全县仅存人家247户。
雍正《四川通志》总结道：“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采葍迁徙，丁口稀若晨星。”此时此刻的巴蜀大地，“孑遗”们像清晨天空的星辰一样零星地点缀着广袤而荒凉的昔日天府，并发出瑟瑟的颤抖和微弱的喘息。这是一场巴蜀大地上从未有过的大劫难，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这时候“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已经开始了)，全川人口仅为18000余丁，折合约9万人。
当时的情形，确如《清圣祖实录》所言：“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