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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三星堆遗址发掘始末(3)

但为何中原三代王朝政权更迭时,没出现三星堆那样的焚烧状况?他们也该把敌国的“鼎”焚毁砸烂埋入地下才对呀,并且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不是更加痛快淋漓?原因很简单,夏、商、周三代王室的礼制和族群人种是基本一致的,他们的文化习俗和祭祀信仰也没有根本性的差别。这正如《礼记·礼器》所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论语·为政》也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等于是说,他们意识深处已把“鼎”看作是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财富,谁拥有它,就表明谁是天下英雄,毁了岂不痛惜?因此,他们不把胜利者的冲天豪气和无名怨气倾泻到“鼎”上。

而古蜀国的历史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势。按照文献记载,曾经在成都平原叱咤风云的蜀王共有鱼凫、杜宇、鳖灵等几代,而他们都不属于同一个部族或文化体系,鱼凫是岷江上游山地的氐族,杜宇是云南昭通人,而鳖灵也是来自异族的“荆人”或“巴人”。他们既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或文化区域,那么彼此间的宗教信仰和理念就会出现大的差别。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它们绝大部分为宗庙重器,也即一个民族的保护神或精神归依。当一个新的政权代替旧的政权时,那些“冥顽不化”的民族保护神是不会屈尊变节保护异族的。因此在蜀地,毁人之国就不能单单是“迁其重器”,而应当是格杀勿论,通通地砸烂焚毁,即要想方设法消除旧的礼俗对后人的影响,最好是把它们从记忆中彻底抹掉。《国语·周语》在谈到这种情况时说:“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你看这多厉害呀,不但要把宗庙中的彝器火焚,还要让敌人的子孙们世世代代都做奴隶,这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最深的怨恨和最恶毒的惩罚。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奴隶石雕像”,无疑是这种惩罚的直接物证。按照中国人的想象,偶像和存在物之间,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相通的,特别逼真的画像或雕塑是具有生命的实体,这种臆想是中国偶像崇拜和寺庙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也就是说,雕像和神偶不是任人摆布的木偶,它有自己的实物象征和生命轨迹。只有彻底砸烂或销毁它们,它所象征的生命实体才可能最终消除。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情况,恰恰反映了这种三段式推理。而且,为了使敌国的信仰体系彻底崩溃或化为乌有,他们还把彝器埋入地下夯实。如此一来,人们再也看不到过去的祭器祭礼,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新与旧之间的信仰联系一刀两断。在“焚其彝器”的过程中,胜利者还举行盛大的狂欢仪式,宰杀牲口燃放大火,砸烂敌人的宗庙。考古学家还据此推测,战胜者可能是深谙农耕文化的杜宇族,而战败者是以渔猎文化为生存法宝的鱼凫氏。一段历史,就在这次悲壮的祭祀中画上了句号。

让我们通过想象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身披大氅的杜宇威风凛凛地站在三星堆的土台上,他傲慢地俯视着这座战败的城池。尽管以前他听说过鱼凫的城池修得多么固若金汤,范围多么广阔,内城多么豪华稳固,但当他攻破这座城池并置身于现在站立的地方,他发现传说是多么虚假无凭。他想,再坚固的城池不也被我杜宇给攻破了吗?想到此,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随着笑意在脸上的逐渐扩展,他原本含蓄的笑容逐渐变成了纵声大笑。这一阵阵狂笑,听起来比刘邦战胜项羽时更加爽朗和肆无忌惮。

士兵们站在杜宇面前发出阵阵欢呼,劫掠和报复本来是战胜者最普遍的心理欲望。不如此,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兄弟,怎么对得起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一把火烧起来了,石头砸烂青铜人像和青铜神树、神坛的碎裂声,久久地回荡在历史的暗道里。士兵们来回穿梭,显得异常兴奋。一批批被大火焚烧和砸烂的礼器倾倒入新挖的土坑里,叮叮当当的响声听起来像是神灵们无助的哀怨。

但也有一种可能,在三星堆古城即将被攻破的前夕,鱼凫站在被战火洗礼过的残垣断壁上,忽然想起了陪伴他一生的神灵和偶像。这些本来待在幽暗宗庙里的神偶像天空中的闪电一般,忽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虽然它们没能保佑他赢得这场战争,但它们毕竟是祖宗遗留下来的国家重器,关乎这块土地、这方人民、这片天空的荣辱衰败——这样的东西岂能落入敌人之手?这时,负伤的士兵一瘸一拐地前来报告:南边的城墙已经失守了,敌人像潮水一样向我们涌来,我们该怎么办?鱼凫用他鱼鹰般锐利的眼睛瞪了一眼这个惊慌失措的士兵。怎么办?干脆集合剩余的士兵和百姓举行最后一次祭祀吧,权当是我鱼凫在古蜀历史上的告别演出。于是,在无比悲壮凄厉的气氛中,鱼凫带领他为数不多的士兵和百姓,匆匆忙忙地完成了这场空前绝后的祭祀。祭罢,再给这些礼器营造两个可以安息的土坑,让它们和这块土地长久在一起,然后大家拔出利剑,向着敌人的阵营冲锋而去。

记住那次洪水

依附在三星堆古城近旁的马牧河虽然静静地流淌着,但有一次它像脱缰的野马突然闯入了兴盛的三星堆古城内。那时候的马牧河比现在干涸的河道显得更加宽阔幽深,因此当河水因雨季暴涨时,汹涌的水流比得上决堤泛滥时的黄河。有关洪水毁灭三星堆古城的痕迹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证实。有一份考古材料说:“三星堆以南的阶地第七层是一层厚20~50厘米的淤泥,青黑色,包含物极少,明显与洪水有关。此层出土遗物为三星堆末期,因此毁灭三星堆古城的洪水就发生在三星堆文化的末期。”

成都平原为什么自古就与洪水纠缠不清?难道这块低洼的盆地命中注定是要用来储蓄洪水的吗?分析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成都平原本来就属冲积扇平原,大大小小的河流从西北方向朝东南方向呈扇面状流淌,一旦骤雨来临,河水就很容易暴涨,导致决堤,从而造成城破家亡的灾难。古蜀传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发生在杜宇统治的末期。《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杜宇)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这次洪水实在太厉害了,像人类洪荒时代的洪水,铺天盖地地淹过来,用土筑成的三星堆古城只能在它面前战栗。

那些布挂在庄严庙堂里的青铜人像、面具本来是三星堆古城的保护神,然而现在它们失职了,它们对奔涌而来的洪水视而不见,眼睁睁地看着洪水冲破三星堆高大坚固的城墙,未能尽到它们本该具有的福佑职责,它们的“失职”使得三星堆古城屡屡受到洪水的侵害。神灵不灵,当然要失去人们一如既往的信赖了。人们惩罚它们,打砸它们,抛弃它们,并且重新选择了值得信赖的神灵和新的居住地,一切旧的东西被抛弃,三星堆古城的人们从此迁徙到了离成都更近的金沙遗址。这个变换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原始的信仰危机和信仰革命。

对失灵的偶像进行惩罚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多有记载,如弗雷泽的民俗学巨著《金枝》就曾记载说:“1888年4月,广东的清朝官吏们祈求龙王爷停止没完没了的瓢泼大雨,当它对他们的祷告充耳不闻时,他们便把它的塑像锁押起来整整五天。”

倘若要还原当初的历史真相,故事的开头可以这样写:天空阴霾密布,暴雨一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这场雨对三星堆古城的国王杜宇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他是个对雨水没有多少好感的人,他生来就讨厌这没完没了的雨水。夜里,他睡在宫中潮湿的床榻之上,被子潮乎乎地发出一股霉味,他感觉自己就像睡在船上似的,他能听见洪水在城墙外面不断拍打的声音,像是河水在一次次拍打着船舷。而且,这种声音越来越响亮,一次比一次更急地发出威胁的信号。直觉告诉他,远处的洪水正日夜兼程地赶往这里。这一夜,杜宇翻来覆去没有睡好。

翌日清晨,杜宇在近臣的陪伴下忧心忡忡地登上城墙。他在登城的过程中,感觉原本坚实的城墙这时已经像浸泡在水里的蛋糕一样快要酥解了。他问:上个月我们祭祀过几次天神、雨神和水神?负责国家祭仪的大臣禀报说:大王,我们一共祭祀了十五次,几乎每两天就祭祀一次。杜宇绝望地点点头。刚才回答问题的大臣似乎没把话说完,这时又继续说道:大王,依微臣之见,这些太庙里的神偶好像一点也不听话,它们是不是被娇宠坏了?不准胡说,杜宇以坚定的语气打断了大臣的胡言乱语。然而杜宇心中十分明白,这些老态龙钟的神偶确实是不灵验了。

寻找新的居住地的想法很快被提了出来,多数人认为应迁往平原的腹地,而不应该回到平原西北边的山地里去,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对于一支熟悉平原农耕生活的部族来说,无疑成了一场灾难和文明的倒退。杜宇赞同这种看法,吩咐手下做好全城大搬迁的准备。

洪水依然没有退去的迹象,而且来势更加汹涌澎湃。主持搬迁工作的大臣这时提出一个问题:用于祭祀的国家礼器需不需要全都带走?杜宇蹙着眉头说:带走一部分吧,其余的都留下,我们在城址被淹之日可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为了这块生养我们的土地,也为了让失灵的偶像重新苏醒。我想告诉它们,我现在要撇下它们走了,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了;我想让它们知道,我杜宇不会无条件地屈尊于它们一辈子。杜宇的这番话虽然平静而忧伤,但所有在场的人都能感到它的分量。是啊,一个民族只有弃旧图新,才可能寻找到新的出路。

一天上午,雨停了,笼罩在滚滚乌云中的三星堆古城迎来了短暂的晴朗,但人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预兆。这短暂的晴朗,根本不可能改变城外的洪水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流量涌向这里。一场祭祀在默默的哀怨中悄然进行:焚烧的滚滚浓烟伴随着潮湿的空气升上天空,天空中低低地悬垂着铅灰色的云层。远处的沼泽地中,不祥的鸟展开黑色的翅膀在天幕下低低盘旋着,发出一阵阵恐怖凄厉的哀叫。当挖掘祭祀坑的工人在坑底发现水在不断渗出时,他们知道洪水真的来临了。人们加快了行动的节奏,他们一边咬牙切齿地打砸和焚烧这些礼器,一边恶狠狠地警告它们:再不让洪水退去,我们就要砸断你的腿、打瞎你的眼;然而,神灵们一个个默不做声。几天以后,三星堆古城变成了一片泽国,水中漂浮着屋顶的茅草和婴儿的衣服……又过了三千多年,人们发现了当时祭祀留下的两个土坑和一层青黑色的淤泥。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提出,即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年代是否相同?根据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发掘报告,发掘者认为这两个祭祀坑的年代是不相同的,一号坑大概埋藏于商代早期,而二号坑埋藏于商代晚期,这中间相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这个特殊现象,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难以理解,因为两个祭祀坑相隔只有30米,而且坑的形状大小、方位、坑中器物的毁损和埋藏情况都极其相似,就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怎么可能出现这么大的时间差呢?因此,有相当一部分考古学家“固执己见”,坚决不同意两坑不同时的观点。他们认为,两个坑在年代上应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认定两坑不是同时挖掘和埋葬的,就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即无法圆满解释这两个相似的坑为什么不同时,为什么要留下很长一段时间来等待第二坑器物下葬。但是,通过上面对洪水毁城的可能性的推断,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两个祭祀坑完全可能不在同一时期。换句话说,三星堆古城曾经两次遭到过洪水的威胁。第一次,洪水肆虐相对较轻,但也引起了三星堆王国的动荡和他们对神灵的失信,给神灵们一次警告或惩罚想来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出现了一号坑。若干年以后,三星堆古城再次受到洪水的威胁,这一次要比前次更厉害,甚至导致人们产生了对失灵神偶的怨恨和愤懑情绪,因此,二号坑器物的埋藏数量是一号坑的三倍,而且更精美,连最贵重、最难制造的青铜器也一并埋葬了。

祭祀坑与开国大典

三星堆两个神奇的土坑被命名为祭祀坑,首先是由发掘者在两坑的《发掘报告》中提出的。此后,该说法一直为学术界主流所认可;尽管不时有新的论点出现,但还不足以动摇它的权威性。笔者认为,姑且不论是何原因造成了两坑器物的掩埋,但在掩埋之前或掩埋过程中,毫无疑问是举行过某种大型宗教仪式的,这种仪式就是祭祀。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祭祀坑的定义要比“掩埋坑”“埋藏坑”“器物坑”“窖藏坑”等提法更加准确和无可非议。

只要仔细观察两坑器物及出土情况,祭祀的浓郁氛围便会扑面而来。首先坑中器物均被砸坏并经火烧后才加以掩埋,说明它是古代燔燎祭祀的遗迹;其次,出土物中的青铜雕像、神树及玉、石器等,是无可争辩的国家级祭祀礼器;再次,两坑相距甚近且具有相同的形制和统一的朝向,两坑坑壁齐整,器物分层叠压,说明这是两次时间充裕并经过充分准备的大型祭祀活动。

倘若我们单从出土器物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也可看出它们大多数应为代表国家神权、王权的超级重器,绝非一般人所能拥有。一号坑出土了大约3立方米烧骨碎渣,说明此次祭祀曾大量使用牺牲……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祭祀之法与文献记载祭祀天地山川鬼神之礼相近,如《礼记·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礼记·春官·大宗伯》也云:“以禋祀吴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埋沉祭山林川泽。”在中国古代,焚烧有祭祀天帝日月星辰的作用,而埋藏则有祭祀山林川泽的作用,这两个条件三星堆祭祀坑都符合。由此,发掘者进一步推论说,两坑是三星堆古蜀国同一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时期权力转移及改朝换代所产生的结果。

有学者根据这一线索进一步提出:三星堆是古蜀人的一处“封禅”遗迹。何谓“封禅”?封禅是中国上古时代一项极为重要的典礼,系指朝代更迭时,受命而王的君主遍告天地诸神而举行的一次隆重祭祀活动,相当于后世的“登基仪式”或“开国大典”。近现代的开国大典往往只举行集会和阅兵仪式,而在古代,开国大典举行盛大的祭祀天地活动则是必须的。从两个祭祀坑的埋藏情况看,这种新颖的说法显得颇有见地,同时,也符合两坑时代不同的论点。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古蜀王朝之间权力的更替从传说记载看似乎不具有浓烈血腥的成分,大型的战争极少发生,有的只是“如尧之禅让”一类的和平交接。因此,我们有必要让大家一起来重温古蜀国“开国大典”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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