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正在师部焦急地等待黄骅。
对于罗荣桓来说，黄骅最初引起他的注意，是在军政大学学习时，一起讨论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理论时黄骅的发言。那次讨论会上，黄骅说：“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特别是山地游击战，在抗战中是有战略意义的。这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特别强大，而我们的力量特别弱小的基本形势决定的。这种形势我们还不能在短时期改变而要长期实行，因此它具有战略意义。过去，在苏区同蒋介石打，我们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多次取得了胜利，今天面对凶恶异常的日寇更应该这样。”
“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前提下我们不能与敌决战，只能一步一步地消耗敌人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一直到我们最后壮大起来再同敌人决战。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从这一角度来看，进行游击战争不是局部和暂时的行为，尤其在当前八路军的抗战在全国还起不到决定作用的时候。”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并不为全党接受，因而这个发言在那时应该说是很有深义的。
从那时，罗荣桓就认为，黄骅绝不是个只知道打仗的莽夫，而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解的指挥员，革命需要这样的干部。除此而外，还有两件事加深了他对黄骅的了解，从而看重他。
一是，在长征胜利后进行总结时，人们通过实践都认识到，长征胜利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红军战士们钢铁一样的革命意志，同时也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刘伯承和彝族头领小叶丹结拜为兄弟的事，便是一个典型事例。同时，黄骅和他的工兵连宁可被彝族群众剥光了衣服，抢光了工具也不还手的事迹，也被津津乐道。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大为赞赏，还风趣地说了一句：“到了人家倮倮国，你们也算入乡随俗了嘛。”
二是，黄骅到了山西以后，在一次常委会上，书记张静由于念念不忘阎锡山过去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围剿”红军的罪恶而反对同他搞统一战线，反对搞“牺盟会”，黄骅与之发生了争执。这件事由于北方局的干预和张静的调离岗位而得到解决。罗荣桓知道后，对黄骅坚持原则、不怕强权的行为大为称赞。
这两件事都说明了黄骅是一个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的人，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罗荣桓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党内多一些这样的干部，还担心革命不胜利吗？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后来毛泽东考虑山西省委的建设、征求罗荣桓的意见时，他向毛泽东推荐了黄骅。
罗荣桓自打秋收起义就跟着毛泽东，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发现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每每青眼相待，有什么事情总想找他来听听意见。
“洛川会议”后，毛泽东根据全国抗战形势，决定红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战前线，并决定组建山西省委，加强中共在山西地方的领导力量。他要派一位既长于军事又懂政治，既擅于作战又能执行政策而且会做地方工作的干部前往山西，参加省委工作，主抓军事，组织军民在这块山峦起伏的黄土高原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抗击日寇。他找来了罗荣桓。
“荣桓，你们渡河的事准备好了吗？”毛泽东毛笔一直没有停，又写了一会儿这才放下，然后又点起一支烟来，摇熄了火柴随便扔在地上，看着罗荣桓问。
“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主席一声令下！”罗荣桓放下搪瓷缸站起来答道。罗荣桓从红军大学结业后，继续在一一五师任政治部主任。现在全军将士披挂整齐，只待中央军委发布渡河命令，就立即奔赴抗日前线。
接着，毛泽东在分析了山西的形势后，讲了自己的想法：“这应该是个全才哩。随便派个人我不放心。你看……”
罗荣桓琢磨了一会儿，说：“主席，你还记得在长征途中过彝族区时，宁可被剥光了衣服也不动手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那个人吗？”
毛泽东停下吸烟，两眼盯着罗荣桓说：“你是说那个你们叫他湖北佬的黄金山？现在他在哪里？怎么……”
“是，主席。我以为黄金山可以担当此任。长征后他在军政大学学习，和我在一起，对于他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我都了解，这是一个有着坚定信仰和坚定立场，能够迎难而上的好同志。”他还介绍了黄金山在学校学习时的表现，又说：“这个人一定不会有辱使命的，他现在是干部团的政委。”
“哦？还有其他人选吗？”毛泽东很认真地听，又问道。
“主席，我就推荐他。他有开辟新局面的能力，一定能承担起这副重担。”罗荣桓坚定地回答。
“哦，黄——金——山。难得他还能有战略思想，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罗荣桓一说，毛泽东不仅立即想起了这个名字，眼前还浮起一幅图画来。那是长征途中，在包座时，右路军坚持北上，李特执行张国焘的命令竟持枪追来。当时形势很紧张。这个黄金山就在自己旁边，严厉地盯着李特，两眼几乎要冒出火来，随时要和李特拼命。想到这里毛泽东点了点头。
果然，后来黄骅在山西抗战斗争中，不负重托，贡献突出，成绩斐然。除了组织地方游击队和组建“新军”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在处理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中，也纵横捭阖，伸缩有度，有礼有节，恰到好处。毛泽东为了具体了解山西的斗争形势特别是武装斗争情况，曾亲自点名让黄骅回延安汇报。后来，罗荣桓几次听到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和晋西南区委书记林枫对黄骅的赞扬，心里备感欣慰。
正是根据黄骅等人汇报的山西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情况和“晋西事变”后的形势，毛泽东为了全国抗战大局，决定将晋西南让出，被日本人赶到陕西秋林避难的阎锡山才得以回到山西，在晋西南一带驻扎。不久，黄骅和陈士榘便奉命归队来到了山东。
罗荣桓焦急地召黄骅来鲁南师部，是因为最近又有些新的情况。一是，由于日寇的大规模“扫荡”和疯狂的屠杀，冀鲁边区的情况日益恶化。那里的周贯五、李启华等已经打了几次报告要求分局和师部尽快选派得力的军事干部充实边区，还有一部分地方干部联名写信要求邢仁甫回去。为此分局已决定任命邢仁甫为冀鲁边区军区司令员。由于邢仁甫当初的怯敌表现，许多领导同志对他都有些看法，罗荣桓也认为应该让他到党校去学习一段时间，使之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特别是党性原则有所提高后再赴任。于是，就决定让邢仁甫先在党校学习一段。为了加强边区的领导力量，更是解燃眉之需，罗荣桓想把黄骅派去边区。二是，鲁西区最近也有些变化。根据形势需要，中央军委打算把鲁西和冀鲁豫合并，南依华中，司令员杨勇回延安另有任用，于是，干部安排发生变化。山东军事干部奇缺，特别是冀鲁边区的这种情况，罗荣桓不能不有所考虑。这里那么需要干部，他想把黄骅留下来。召黄骅来就是想征求一下他自己的意见。罗荣桓相信自己一介绍情况，黄骅准能同意自己的安排，但他也为此有些犹豫，不能为此影响黄骅的进步啊。
总之，冀鲁边区缺少军事干部的问题，存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民国二十九年，原六支队司令邢仁甫私自撤离边区以后这个问题就存在了。
民国二十八年，津南鲁北一带干旱、蝗虫、海啸等自然灾害接连发生。寒冬过后，第二年春荒，粮食奇缺，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日寇此时也自前线回兵，为加强后方统治，频频“扫荡”，尤其将矛头直指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斗争形势日益恶化。山东、河北各战区抗敌军民压力很大，冀鲁边区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先是国民党军高鸿勋部撤离冀鲁边区，接着边区的中共主力部队也奉命分批南下，肖华和符竹庭先后各率一部开往鲁西。边区军民的抗战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为了维持边区的局面，领导军民坚持抗战，山东分局决定留下邢仁甫的六支队坚持斗争，同时，又将前不久已奉命回到鲁南的周贯五调回去继续任政委，同邢仁甫合作，一起领导边区抗敌。
这一决定是基于邢仁甫是当地人，又是当初的“救国军”司令，由他主抓军事，占有地利与人和的优势；周贯五作为师部派去的政委，通晓党的方针和政策，善于审时度势，应占天时。这样，二人一个司令一个政委，珠联璧合，工作起来顺流顺水，有利于斗争，又何况原来两人就是搭档。但是没有想到，邢仁甫面对日本人的反复“扫荡”吓破了胆。他几次遇敌，丢盔卸甲，有一次被包围，还差一点儿丢了命。于是就率领手下数人丢弃边区军民，擅自去了鲁西。他向肖华表示，不打算再回去了：你们转出来了，为什么我就不能转出来？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军人，在斗争出现困难，形势处于低潮，党需要他站出来力挺局面的时候，他却全无担当，逃之夭夭，实在是令人鄙视。肖华打电报来请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