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童年时代就看《胡适文存》。《歇浦潮》、《人心大变》是拖出去看，只有《胡适文存》是坐在桌前看，端端正正的。1944年她写《诗与胡说》，起笔也是提到胡适--胡先生不甚成熟的新诗，究竟是现代新式的肇始。在后辈张爱玲看来，胡适是高的，远的，不可触及的，他们根本算是两代人。在上海的时候，正当红，她体会着民间的快乐，不曾想过自己的人生会与胡适这个大人物有交集。虽然胡适，在外国人看来，名气没有林语堂大。他牵头引导的五四，张爱玲也只是赶上了一个袅袅的尾巴，但多年以后，爱玲在美国见胡适，也还是如对神明。
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当年帮过胡适的父亲胡铁花一个小忙。这在张家当然是小事，但在胡家，这件事却值得一直记取。张胡算是世交。张爱玲的母亲、姑姑和胡适打过牌，她们并没有把胡适当做大人物，战后报上登出胡适照片，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孩子，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张爱玲的姑姑笑着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胡适是文化圈内出了名的老好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叫法，流传一时，就连张爱玲那么清晰凛然惯了的人，也被胡适温暖到。胡适先生，很像是一个知心的前辈，也像是刚下过雨的午夜时分，街角的一盏灯，总能给人一点薄薄的希望。1953年，美国颁布难民法令，张爱玲有心离开香港，去美国寻求发展。1954年秋天，张爱玲给胡适写信，寄了本《秧歌》去。也许张爱玲都想不到，胡适给她回了信，言辞之恳切，真是能让人感动得落下泪来。胡适把《秧歌》读了两遍，说张爱玲小说写得成功，“平淡而近自然”，而且个别情节，胡先生还细致地点出来。他说要把张爱玲的书推荐给朋友看，也说想看看她的其他书。
要知道，彼时彼刻，实在是张爱玲文学上最迷茫的时候，离开了上海，到了香港，她写的东西失去了许多读者，生活又没有着落。即便去了美国，那里也是片文学的新大陆，“白而胖”的西方人，未必能像“白而胖”的上海人一样欢迎她的小说--虽然她的英语很不错。胡适的回信，是恳切的鼓励，也是内行人的赞许，多少给冷了心的张爱玲些许鼓舞，她真是“高兴到极点”，且“感到非常大的荣幸”。
到了美国，张爱玲跟炎樱一起去拜见胡适。一进胡家门，她就有种时空交错感，杯子里的绿茶，胡太太的安徽国语，张爱玲都记得很清。她隐隐为胡适不值，包办婚姻的太太，怎么也不像她理想中的伉俪模本。张爱玲感叹，“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
感恩节那天，张爱玲出去跟友人吃烤鸭，吹了风，回去就呕吐，刚巧胡适打电话来，约去吃中国馆子。张爱玲没能去成。炎樱介绍她去职业女子宿舍住，胡适也去看她。临别时，张爱玲把胡适先生送出大门，两人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旷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张爱玲微笑着望过去，只觉得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深处吹来。
胡适曾为张爱玲作保。她要去萨克斯顿基金会住。回信的时候，他顺带寄回了她的那本《秧歌》，通篇圈点，还在扉页上题字。谁看了也要感动。只是，他们注定各自寻找人生。
不知什么时候，胡适返回了台湾。又隔了好些时，胡适去世了，听到噩耗，张爱玲只是惘惘的。知音、故友、天涯沦落时的一个精神通道，忽然消逝，就仿佛太平洋的风，直接从海岸刮过来。
那一年，张爱玲译《海上花》，想到早几年或许可以请胡适先生帮忙，这才真正觉得胡适先生不在了，更是悲从中来，眼睛后头一阵热。
张爱玲谈胡适之死：“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张爱玲在美国又结婚了，她嫁给了赖雅，一个很多人眼里的“老头子”。令人惊奇的是，赖雅竟然跟胡适是同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