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新中国《共同纲领》确认：只有一个中国
新中国《共同纲领》将“只有一个中国”法律化/ 毛泽东及早提出了建交要谈判与否定蒋残余政权在联大的代表资格/ 通过《共同纲领》时，毛泽东为什么最后一个起立鼓掌
［1949年9月下旬，北京中南海］
新中国《共同纲领》将“只有一个中国”法律化
在我们已进入21世纪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每当回顾起上世纪那个时刻的情景，每当回顾起毛泽东那充满感情、激动人心而气势磅礴的讲话，都会禁不住热血沸腾、心潮激荡。
这是一个伟大庄严的历史时刻。
这天傍晚7时整，身穿灰布军装的毛泽东从主席台走到麦克风跟前时，怀仁堂里全体代表起立，雷鸣般的掌声响了好几分钟。
毛泽东挥动着手，示意大家坐下来。
毛泽东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
全体代表再次起立，极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会场内，军乐队奏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怀仁堂外，礼炮鸣了54响。
毛泽东致开幕词：
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度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取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这是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它庄严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在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又经过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现在正在着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是从6月15日开始，在顺利完成三个多月的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召开的。毛泽东作为新政协筹备委员会主任，具体领导了全部六个筹备小组的工作，还参加了一系列相关筹备活动。他于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而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全面阐述了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任务和作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新中国的诞生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在所成立的六个筹备小组中，周恩来担任组长的第三组担负着最重要的任务，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新政协筹备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这个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准则，它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周恩来极为重视，亲自动手，其中有好几天，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里，专心致志，起草《共同纲领》。初稿写出来后，周恩来先后主持或指导了七次会议，其中三次《共同纲领》起草小组会议、两次政协代表会议和两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集思广益，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使《共同纲领》日臻完善。
毛泽东与《共同纲领》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是《共同纲领》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而且《共同纲领》每一次稿子都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和精心修改过的。经过50余年岁月，那些珍贵档案稿本的纸页已经发黄，处处仍然清晰地留下了他那凝重的笔迹；那些用毛笔画的圈圈点点杠杠，那些涂掉后又几经斟酌改出的字句……作为新中国建国基本政策之《共同纲领》是凝聚着毛泽东许多苦思、智慧与心血的。
从现在能够查到的有关档案材料看，经他审阅修改过的就有8月22日稿、9月5日稿、9月6日稿、9月11日稿、9月13日稿。
所存材料中有一张毛泽东9月3日写的便条，是给其政治秘书胡乔木的。便条上是毛泽东手书的笔迹：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10时左右交来，题目应是《共同纲领》。
另一张便条上写着：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毛泽东还在9月11日稿本上批写了这样一段话：乔木，即刻印100份，于下午8时左右送交周副主席。但不要拆版，候起草小组修改后，再印1000份。
可见，对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酝酿讨论纲领中产生的各个稿本，他不仅都做了认真细致的修改，还亲自进行校对，亲自督促付印，躬亲以行，极为操劳。
在《共同纲领》的总共60条内容中，第七章外交政策占了七条。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制定的在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场上的新中国外交政策三大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与“一边倒”，都在这些条文中作了法律体现。这些内容是：第七章 外交政策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第五十五条 对于国民党政府和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五十六条 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第五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第五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保护守法的外国侨民。
第六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外国人民拥护人民利益参加和平民主斗争受其本国政府压迫而避难于中国境内者，应予以居留权。
其中的第五十六条为表述“只有一个中国”的条款。这就是关于“只有一个中国”最早的法定内容表述。后来，1954年诞生的临时宪法继承了《共同纲领》中的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政策。
毛泽东及早提出了建交要谈判与否定蒋残余政权
在联大的代表资格
当时，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部分中共党员干部看见各民主党派代表多了，思想不通，有了意见。
这次隆重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单就党派代表来说，经多方协商产生的正式代表142人，各来自14个党派单位，其中3个最大的党派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都是每个党派产生正式代表16人，其他的党派有10个代表左右的，也有几个代表的。在142个党派代表名额中，中共代表只占了16人；尽管在军队代表的60个名额中几乎全是中共党员，区域代表及团体代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共党员，合计起来，全体会议正式代表总共510人中，中共代表约占一半。因而，党内有人就发牢骚了，说江山该归打下江山的人坐，如今几乎分了一半席位给人家，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知道后，很为关心。
这天开会之前，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以周恩来、林伯渠名义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我们全体中共党员代表应负责保证这次会议中的两次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选举）获得成功；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出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这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协民主协商的浓厚气氛。当时政协党组的秘书处长是童小鹏，负责与党员代表联系，编组过组织生活。党组要求党员要拥护《共同纲领》，不要投反对票；有意见在党内提，不要在大会上提，党员要保证对非党员的投票选举。
当时像王炳南这样的身份，中共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具体在做外交工作，过去在重庆、南京，与马歇尔将军、司徒雷登大使及各国驻华使节、外国企业家、海外华侨领袖等来往甚多，且与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们一起都是为新中国成立共同作战的战友。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他的许多很熟悉的老朋友都作为正式代表来怀仁堂出席会议；而他却为了党的工作需要，作为工作人员坐在走廊上为大家服务。许多老朋友见了，无不为之敬佩。他在重庆时为毛泽东做过秘书，两人也很熟。毛泽东见他在做服务工作，也曾主动过来跟他说话。据说，毛泽东在做一些解放军代表思想工作时，于谈话中曾表扬王炳南，说炳南的朋友们都是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而炳南同志为了新中国却乐于在会上做工作人员。
笔者在80年代访问王炳南时，他曾对笔者说，《共同纲领》第五十六条文字中的与外国建交前要“与之谈判”，是经毛泽东亲自提议而加上去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建交谈判中要对方确认不承认蒋介石残余政权，只承认一个中国。
王炳南还说，政协9月29日这天的大会还一致通过了主席团审查报告提出的否认国民党政府出席联合国代表资格的专项内容。这一条虽然没有写进《共同纲领》，但经毛泽东提议以主席团审查报告方式提出否认蒋政权在联大的代表资格，经大会一致通过。可见毛泽东对于“只有一个中国”原则及涉及的重要问题考虑之周到细致。
通过《共同纲领》时，毛泽东为什么最后一个起立鼓掌
全国政协一届会议的第七天，9月29日，会议要通过《共同纲领》。对这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毛泽东慎之又慎，开会之前在菊香书屋里又审看了两遍，仔细琢磨是否还有什么考虑欠妥之处。他仍像往常一样，手里拿着文件袋，提前数分钟到达会场。
他在怀仁堂门口碰到了刚到的张澜，见张一身麻布长袍、几缕银髯飘洒在胸前，清癯的脸上，饱经风霜的道道皱纹凝聚着超人的智慧。他立即与张澜招呼说话。
“张表老，秋凉了，你要添衣服啊。” 张澜字表方，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就尊称其为张表老，“今天这《共同纲领》经多次讨论，你贡献了你的经验和智慧，字斟句酌，辛苦了！”
张澜高兴地说：“三年多前，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送你飞回延安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么快就看到了今天的胜利……”
他看着张澜兴奋说话时银髯飘动的样子，心里是很有感触的。
张澜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从清朝至今，经历了三朝的政治风浪，爱国至诚，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民盟中央委员闻一多与李公朴在昆明被特务公开杀害后，张澜在成都主持了各界人士参加的追悼会。追悼会刚结束，张还没走到会场门口，就遭特务袭击，伤了头部。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前不久，蒋介石准备杀害张澜，派特务包围了张澜所住的疗养院。蒋介石要下令动手时，特务头子毛人凤阻止说：杀了民主人士反落口实，不如不杀。蒋介石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张澜才没有丧命。
酝酿成立新中国之际，张澜在1948年10月，曾经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给过中共中央一份建议书，建议实行所谓“协和外交”，即“苏美并重”的外交方针；与此同时，在当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公开决裂之后，张澜也在上海一家大报上发表讲话，希望中共毛泽东做“中国的铁托”。此论一出，舆论哗然，西方传媒竞相报道。毛泽东在西柏坡获悉之后，觉得张澜的建议，代表了中国社会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看法，是要认真对待与答复的。
这次6月中旬开始的新政协筹备会议，张澜、史良、罗隆基等几位民盟领导人，从刚解放不久的上海赶来，晚到了几天，6月24日才到达北平。张澜到后，被待为上宾，先是住在北京饭店，次日毛泽东就从香山进城去看望，后又请其住进颐和园。刚住下，张澜也要到香山双清别墅来看他。毛泽东向来不管小事，但对张澜来访却专门嘱咐身边的人要特别迎候周全，不可稍有怠慢。
那天，在双清别墅的客厅里，毛泽东庆贺张澜脱险。寒暄说笑过后，他说道：“早就盼你到来，我们要一起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张澜很爽朗坦诚：“人老矣其言也真，如果你们愿意听，我一定直言直谏。”
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张表老，对于新中国的对外方针，我记得民盟曾经提过有关建议，我们今天先从这个问题谈起好不好？”
张澜听了笑说道：“润之老弟，建议有是有过，但时过境迁，那是彼一时、此一时矣。”
毛泽东也感到有点意外，问：“那么，表老的意见已经有所修正了？”
张澜甚有感慨地说：“看当今国际关系，尽管风云变幻，可是美国不可能放弃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这样，新中国同美国的关系不可能从根本得到改善。在此情况下，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如主席所说的，‘一边倒’。我理解，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张澜能自我修正观点并理解“一边倒”是不得已而为之，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表老所言甚是。我们这个国家很穷，要建设和发展困难很多，当然需要很多朋友帮助，多一个朋友当然要比少一个强。特别是有美国这样的强国做朋友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不在于我们这一方。美国只要一天不放弃扶蒋的政策，中美两国的关系就一天不能改善。我们曾经主张过政治、经济分开，并且曾向司徒雷登提出过这个想法，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张澜说：“上海解放后，司徒雷登曾经带着傅泾波来过上海一次。他约见了我们的罗隆基，要罗向中共转达，如果中国放弃‘一边倒’的方针，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援助。”
毛泽东很不以为然地说：“司徒雷登也要陈铭枢将军给我转达了同样的意思。这说明了，美国人照旧以殖民者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人民。美国人以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以为我们像蒋介石国民党一样，只要他们给几个钱，我们就唯命是从，跟着他们屁股打转转。他们不知道，有骨气的中国人还是有的。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嗟来之食，吃下去要肚子痛的哟。”
张澜带有点自嘲地解释说：“民盟在被迫解散以前，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民盟成立时的宣言也是这么说的。但民盟被迫解散，合法的在野党的幻想破灭了，第三条道路走不通了。去年春，民盟一部分中委在香港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公开提出了反蒋反美的政策。这在民盟历史上，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由一个走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转变为在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我们现在就是以这种地位参加政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