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局势发展得太快了！解放军经从1947年夏天发动战略反攻，至1948年底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尽管美援源源不断，但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赖以进行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归于消灭。美国人援助蒋军的这些现代化装备，真是很顺利地就“转运”到了中共的部队那里去了；中共的军队如虎添翼，这就更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美军有的高级将领甚至埋怨说：依现在的情况看，我们与其说是援助与装备蒋介石的部队，还不如说是援助与装备中共的部队！
司徒雷登终于明白，美国援助蒋介石已经不起什么积极作用了！对于他曾经崇敬的蒋介石，对于国民党政府，他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感到此时的国民党领导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的有效工具了。
1948年10月16日，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国务卿的报告中断言说：“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之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10月23日，司徒雷登直截了当地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逐蒋下台的主张：“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
在此前后，他还公开地在南京进行倒蒋活动。
11月下旬，蒋介石派宋美龄飞去美国面见杜鲁门总统恳求援助，杜鲁门摆出一副冷面孔说：“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当时，国内一片反蒋的浪潮，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也步步进逼要蒋介石下台。12月中旬，蒋介石抱着一丝幻想派张群前往美国使馆探询美国人对其去留的态度。司徒雷登明确地答复说：“我所接触的大多数美国人印象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委员长作为停止战争的一个重大障碍，应当从他现在的权威地位引退。而中国人民所想的和所要的是形成我们政策
的因素。”
司徒雷登辞去校长职务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走上政治舞台，在短短的时间内，从全力支持蒋介石，又很快地转了一个180度的弯而要抛弃蒋介石，使他在美国充满矛盾陷入泥潭的对华政策中，充任了一个悲剧角色。
他就在这样很复杂的矛盾心情中，滞留在南京，等候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企盼着有机会与中共的领导人接触。他对此虽然没有确实的把握，但凭他在中共党内有不少过去的燕京学生，他相信应该有这样的机会。
卷三 原调团中央的黄华，突然奉命改赴南京
毛泽东选派了司徒雷登的学生去参加接收南京/ 黄华接令即走，火车经停天津的时间竟然够他跑去拿行李/ 进城部队为号房子进入美国大使的住宅
［1949年4月，北平-天津-南京］
毛泽东选派了司徒雷登的学生去参加接收南京
伏案工作太久，毛泽东感到有些累了，想要出去散步，看看香山上枝头绽出的新绿。这时秘书送来了急件，他问是什么内容。秘书说，周恩来转来的司徒雷登授意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写来的信。
他说这不急，先放在桌子上吧。
这是4月中旬初的一天中午。毛泽东走出了双清别墅的小院门，这趟走得稍远一点。昨天他曾看见山上只有几棵树绽出了新绿，今天已有好大一片树林的枝头都出了绿芽，显出勃勃的生机。他看着眼前这些绿意，遥想的还是南方。在长江岸边，树叶早就绿了花也开了，我们百万大军都等候在江北岸，只等着一声号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当他散步回到办公室里，才拿起这位名气不小的美国驻华大使给周恩来捎来的信。这是从香港的中共办事处用电报的形式转来的，信是写给周恩来、邓颖超的。在马歇尔使华调停期间，这位司徒大使与马歇尔将军一起，跟周恩来、邓颖超打的交道较多，就老给他俩写信。这已经是第三封了，前两封是在西柏坡的时候收到的。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内容，想跟中共建立联系。
毛泽东也见过这个司徒雷登。那是在抗战刚胜利，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期间，先是在蒋介石的宴会上，此公那时还不是大使，只是大家所称道的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家。当时初次见面，他曾对司徒雷登寒暄说：“现在在延安有不少你的学生喽。”
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说：“我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
来延安参加革命的燕京大学的学生们，对这个在中国辛勤办教育的美国老人都有所赞誉。说司徒校长不仅传授知识，还跟学生一起上街进行抗日游行，也在北平新街口外铁狮子坟蹲了日本人的监狱。在重庆为他做英文翻译的龚澎也是司徒雷登的学生。于是，毛泽东同意在红岩村设午宴款待这个美国人。他觉得这位美国老人确实算是个中国通，吃饭的时候，不用龚澎做翻译，司徒雷登说的是杭州话，他说的是湘潭话，两人说的都是中国方言。司徒雷登说，在燕京大学有的师生也讲湖南话，我凑合能听得懂。毛泽东说自己素来对教师很尊重，年轻求学时自己读的是师范学校，志愿也是想当老师。他俩从教育谈到时局，都谈到希望战后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让所有的中国青少年都有书读。没想到，在数月之后出任国务卿的马歇尔看中了司徒雷登，请这位老校长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毛泽东在陕北高原上冷眼观看此事，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位校长出身的美国大使，上任伊始，就往庐山上跑，说明此公的屁股是整个儿地坐在蒋介石一边的。
1948年秋冬，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司徒雷登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这位美国大使先生开始给周恩来写信。大使很会动脑筋，递信走的是一条特别的香港渠道，通过在美军延安观察组时与中共高层领导关系甚佳的谢伟思来传信。谢伟思曾经因所谓“通共”罪而被拘捕，在查无确实证据而被释放出来后，安排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做副武官。司徒雷登给周恩来的信都通过谢伟思，在香港转交给中共驻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乔冠华。
司徒雷登这些信，也是毛泽东观察美国对华政策微妙变化的重要依据之一。
来信总归是来信，表达的意思无非是美方想与不断取得胜利的中共建立联系。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要求美国使馆随同南迁；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不走，也带动了除苏联以外的各国使馆滞留南京时，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了。他当然了解这位大使先生的目的，是想通过与我们接触，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但是，从援蒋反共，到拒绝国民党提出调停国共内战的要求，再到要主动与我们联系，也不能不说人家的思想发生了一点变化。
这一天深夜，周恩来从北平城里回到香山后，来双清别墅向他汇报工作，其中谈到渡江在即，南京很快就要解放，在国民党政府经营了多年的首都，有国民党的外交部要接管，有众多留了下来没有迁去广州的原外国使馆及外交官们，特别是这个美国大使已经发出了数次要与我们联系的信息，需要派一个合适的外事干部去主持南京市军管会的外事工作。
毛泽东问：“你考虑派谁去好？”
周恩来早已考虑过了：“我看黄华就合适。他在延安接待了中外记者团、美军观察组，后来又跟剑英到北平军调处跟美国人打交道。再说嘛……”
毛泽东插话问：“你看中了黄华与司徒校长的师生关系？”
周恩来说：“这个大使校长说过要通过师生关系来影响我们，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师生关系影响去对他做工作。”
毛泽东笑了：“好嘛，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周恩来也说道：“据说，弼时同志也想调黄华到青年团中央工作。”
毛泽东想了想，说：“青年团需要干部，但外事干部更缺。接管南京，影响中外，特别是要跟云集南京的好些外国人打交道。你跟弼时同志打个招呼吧。另外，对南京解放后的外交工作，中央要考虑及时发一个文件，要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的安全。”
这就决定了将正在担任天津军管会外事处主任的黄华，立即南下准备去南京，天津的外事处工作，调章文晋去负责。
4月23日凌晨，三野第三十五军攻破南京城防，占领了南京。
4月23日，总前委、华东局开始从合肥向南京移动。南京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刘伯承率领的接收机关也赶往南京。此时，中共中央给总前委、华东局致电，专门为南京解放后的外交工作作出了十分具体的八条指示--
总前委，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粟（裕）谭（震林）张（震）
南京解放后；关于外交问题，特作如下指示：
（一）对驻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和公使的表示。但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人员的安全，则应负责保护不加侮辱，同时，亦不必登记。
（二）我方人员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外交人员仍采取冷淡态度，绝不要主动地去理睬他们。我军管会及市政府成立，只贴布告，登报纸，发广播，绝不要以公文通知他们。但他们如果经过中国有关朋友（如吴郁芳、陈裕光等人）向我们表示意见，我们可从旁听取，但不表示态度；如果他们找来我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接洽，我们可以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接待，听取他们的意见，转达上级，但须声明不以他们为外交人员来接待。
（三）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如要求发个人出城通行证及汽车通行证，在军事戒严解除后，可以告诉他们如果以私人名义请求，可发给特别通行证，个人出城限在南京四周一定区域，汽车通行须有一定范围、数量，每个大公使馆容许使用一辆汽车。
（四）各国在南京的记者及通讯社暂时仍让他们发电发稿一个时候，不作任何表示，看其情况如何，再作处置。
（五）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无线电台亦暂时置之不理，听其与外间通报。
（六）各国大使馆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及其武器装备，在其使馆范围内可暂不干涉，如出馆行动，则不容许其着军装出外。
（七）其他关于外国侨民等项仍执行今年一月十九日指示不变。
（八）派黄华为南京市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即随漱石刘晓南下。
中央
四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文件第八条，委派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
黄华接令即走，火车经停天津的时间竟然够他跑去拿行李
4月24日清晨，北平正阳门车站月台上，黄华就是搭乘刘晓一行及南下工作队的专列离开北京去南方的。多年后，他曾经回忆说，在难忘的1949年，那时候自己刚三十来岁，人生的命运变化得特别快。
这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他从中央外事小组奉调到天津市军管会担任外事处主任。4月间，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之前，在酝酿期间，他被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看中了。他有从事青年工作运动的一段难得的经历：他在30年代中期于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就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骨干，1936年入党后，担任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到了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做组织工作，从1938年起，历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长江局青年委员会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1940年还担任过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1940年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后来又担任叶剑英的秘书。任弼时觉得这是块青年工作的好料子，可培养做团中央的主要负责干部。于是，就确定他作为代表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并提名选他为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开会期间，任弼时还专门找他谈了话，说：现在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团结全国青年，把他们组织成一支生力军，迎接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任弼时还说，组织要调他到团中央工作。他表示了服从组织分配。使他焦虑关心的是，那天开幕式上，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时，因高血压病复发，病倒在讲台上，后来由大会秘书长荣高棠代替他读完报告。
青年团大会代表来自全国各地，有来自解放军和解放区的英雄和模范，也有来自敌后的党、团工作者和进步青年，还有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青年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4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还在香山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
那天，周恩来见到了黄华，就找他谈话。周恩来对他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中央要让你去南京组建军管会外事处，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他对周恩来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并说明了日前弼时同志要他到团中央工作的情况。周恩来说：“好的，弼时那里，我会去跟他商量的。”
就这样，他不是去北平，而是奉中央派遣跟南下工作队去南京了。
在南京，他又将见到当年学生时代的老校长了。1946年初，他刚到北平在军调部工作时，也曾和尚未出任大使的老校长见过面。但他考虑着这次“师生见面”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老校长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一所传授知识的大学，而自己也不仅是来自冀南靠近豫北那个叫做磁县的穷地方的学生，他代表的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他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南下工作队所乘的火车要经天津再往南开，在那个年代里，他的这种调动也是像军事行动一样，他在停车的短暂时间里，就以最快的速度去住处取来了行李。他的调动，这在现在的青年人恐怕很难想象了。
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里用这样的文字作了记述：
……我在天津东站下车，利用停车时间，回外事处匆促取来行李，再由西站上火车南下。因火车不能直达南京，先赴合肥，再由合肥换汽车到达南京。
专列驶至淮河，铁路桥因被炸坏了而受阻，桥正在抢修。这个专列是当时唯一的一列专车，不能久等，因为专车还要赶回北平，林彪等人等着用车。于是，大家都下车，改乘汽车。
进城部队为号房子进入美国大使的住宅
人民解放军于4月21日夜里开始横渡长江，次日（22日）已经全线渡过长江天堑。三野八兵团对蒋家王朝老巢南京的攻击是在23日午夜进行的。在攻城部队的猛烈强大的炮火声中，国民党守城部队敷衍了事地回了几炮，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就冲进城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