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阶段，思想库数量的激增导致了美国思想库市场的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库开始争夺有限的注意力和资金，大众传媒成为思想库开始倚重的传播渠道。这一时期美国思想库的突出特点是多元化和竞争激烈，而且涌现出了一大批政策倡导型的思想库，采取各种市场化的营销手段影响政策制定。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众多思想库中，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最具代表性。美国企业研究所是政策倡导型思想库的原形，其前身是1943年建立的美国企业协会。与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寻求远离政党利益不一样，美国企业研究所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思想的竞争对于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企业研究所通过邀请政府领导人参与研讨会、出版书籍和杂志以及鼓励它的常驻学者巩固与社团领导人和公共官员的关系等游说活动，致力于影响决策圈的政策选择。
思想库学者阿贝尔森(1996)114强调：“20世纪70年代早期政策倡导型思想库的增长，不仅为政策专业知识的政治化作出了贡献，而且改变了智囊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更多的智囊机构开始参与决策圈的时候，它们为增加可见度所采取的战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现在智囊机构在政治舞台中不得不进行思想竞争的环境里，它们优先考虑的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为决策者提供及时的和政策相关的建议，而不是从事长期的学术研究成为这一代智囊机构的主要任务。”这一时期诞生的思想库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它们的首要目标是推销政治主张，向政策制定者灌输它们的思想。一般来说，它们的工作方式是通过向政府决策者施压，使政府实施与他们自己或者捐资者思想信仰一致的政策措施。由于战后独特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它们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一支独特的力量。虽然美国国内税收总署禁止非营利的、享受免税待遇的思想库影响特定的立法活动，但许多思想库从来都不顾这条禁令，依然我行我素，协调行动影响美国的决策。
向全球市场的拓展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美国思想库的发展进入全球拓展时期。美国人向来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认为自己的天赋使命就是领导世界。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在政治、（参见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http：//www．aei. org/．）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高，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外延也在不断延伸。在这种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美国思想库开始拓展全球市场，并且极为注重网络媒体的影响力。
美国思想库在资金来源、学者构成、影响力方面都在走向全球化。
美国思想库的全球化发展得到了国际捐助机构和个人以及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私人基金会的鼓励和资助。日益丰富的国际资金来源也导致了思想库研究人员和学术活动的国际化。很多思想库大都加强了国际交流，设有访问学者项目，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研究和影响网络。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伍德罗·威尔逊学者中心等很多智库都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的智囊机构和高等院校研究人员提供到美国进修、访问机会，就国际问题交换信息和看法。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国际安全项目中有一个享有声望的军事人员计划，每年来自美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军队的代表聚集在中心进行国防工业、核议题以及后备役军人等研究并发表著作。除此之外，美国的智囊机构还积极地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输送学术人员和政策思想，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研究所和哈德逊研究所积极地向非洲、亚洲、东欧和俄罗斯推广自己的政策分析方法。传统基金会和城市研究所在莫斯科设立办公室，以输出“民主”和市场改革，帮助俄罗斯规划、实施市场转型的休克疗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2003）。
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但在位于华盛顿的总部设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北京也设有办公室，力图通过本土化的研究影响中国公众和决策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2004年开辟了中文网站，布鲁金斯学会的中文网络也于2009年开通。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和清华大学合作建立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这是布鲁金斯学会一百年历史中建立的第一个海外中心。对此，布鲁金斯董事会主席，同时也是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的出资人约翰·桑顿认为：“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布鲁金斯必须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智库。我过去几十年中在中国工作的经验也表明美国必须改变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方式，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中国发生的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如果仅仅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将很难对中国这样复杂而且不断变化的国家进行切题的、及时的和高质量的政策研究。
我们希望把布鲁金斯的学者与中国本地的学者和决策者聚集在一起，对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出现的政策议题进行研究。”①约翰·桑顿对中国中心投入了1 250万美金的资金支持，目前，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已经成为一个中国和国际学者进行政策研究和对话的重要平台，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关系、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中国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就目前美国思想库的全球化发展情况来看，有能力拓展全球影响力的思想库都是那些在国内享有声誉，拥有雄厚资金和学术资源支持的思想库。对于大多数中小型思想库而言，因为资金的限制，只能把发展重点放在国内影响力的拓展上。
从历史的维度看，美国思想库的建立和蓬勃发展主要是因为美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所致。由于国际、国内问题日益变得错综复杂，美国的决策者很难应付世界事务中的各种挑战，这就催生了一大批思想库。这些思想库研究各种国际、国内问题和美国的公共政策，通过各种形式不断给政府决策层提供各种信息和政策咨询方案，其功能和作用逐渐完善，其影响力也不断上升。
（第三节美国思想库的主要功能
自伍德罗·威尔逊于1913年成为美国总统并且开辟了向思想库咨询的传统以来，之后几乎历届总统都要借助思想库的创新思想来打造美国未来的蓝图(JameSmith，1991)。在10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国思想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正是通过美国思想库所承担的具体角色和功能体现出来的。
（引自笔者2009年5月6日在华盛顿对约翰·桑顿的访谈。）
在思想库发展初期，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政府研究所“成立的目的是帮助政府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问题，利用专家力量提供政策建议，同时为政府培养人才”。①现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总裁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2002)认为思想库在五个不同方面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者：为政策提供创新的思想；为政府提供专家库；为高层沟通提供渠道；教育民众；为调解和解决冲突提供非官方努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总裁塔尔博特( Strobe Talbott)称思想库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②思想库学者杰姆斯·迈甘(James McGann，2005)3把美国思想库的主要功能归纳为：帮助政府对复杂的国内、国际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在政府和公众之间承担居间、调停的角色；在政策辩论中充当独立的和权威的声音；确定政策议题；帮助公众理解政策问题；为政策制定者们建立了一个交流观点的平台；为政府提供人才；挑战传统。很显然，无论是学界专家还是政府官员和思想库管理者都对美国思想库所承担的重要功能和角色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具体而言，美国思想库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其所承担的设置政策议程、进行政策教育、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推进公共外交四方面的功能体现出来。
设置政策议程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 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 Baratz)发表了“权力的两方面”一文，这篇论文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在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虽然政府是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但事实上在政府采取任何执行措施之前，关于政策的议事日程和政策的具体方案构建就已经从思想库开始了。这就是权力的另一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
对于美国思想库的这一重要功能，曾经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戴维·洛克菲勒认为，（引自笔者2008年5月7日在华盛顿对布鲁金斯学会媒体学者Ron Nessen的访谈。
引自笔者2008年6月25日在华盛顿对Strobe Talbott的访谈。）
“政府根本无暇考虑哪些长远性的战略问题。在政府看来，说服一些个别、有资格和资历的人组成一个群体，然后把他们召集到一起来确定哪些影响整个世界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才是有意义的事情(托马斯·戴伊，2003)48。”他所说的这个群体就是思想库。正如社会学家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Domhoff，2000)所说：“政策的制定过程以非正式的形式肇始于公司的会议室里、社会俱乐部里和政策研究组织里。在那里，需要解决的问题得到界定和确认。”美国思想库作为政策研究的专业组织，汇聚了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他们从服务于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考察、研究，从中确定出可以提上政策议程的问题，并且提出具体政策方案。美国思想库从诞生至今，一直致力于使其更好地承担这项功能，这项功能发挥与否也是美国思想库的生命线。
美国思想库设置政策议程的功能包括政策议程的确定和政策建议的构架两方面的意义。美国思想库一方面帮助政府对面临的复杂内政外交问题有清醒的了解，确定出急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为政府提出新的思想和可供选择的具体政策方案。除此之外，美国思想库不仅关注当前紧迫性的问题，也关注未来的发展趋势；不但提出新的政策，也对已有的政策提出批评和改进方案。在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史上，关于这方面的典型案例非常多。
以传统基金会为例。传统基金会1980年推出的长达1 093页的《领导人的职责》曾经成为里根政府的一本重要手册，为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设置了蓝图，在80年代产生了重要影响。2001年，在9. II恐怖袭击事件后的30天，传统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国土安全专责小组，并提供了250家报纸杂志的采访和185个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第二年1月，美国国土安全局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专责小组的综合建议进行审核，并最终实施了其中的2/3。同年，经过传统基金会长达20年在法律、技术和基本政策方面的努力，美国总统布什废除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从而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扫清了道路。2005年，传统基金会在不到一个星期出版了一份报告“从悲剧到凯旋：重建生活和社区的主要方案”，这是个针对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卡特里娜飓风而做出的“马歇尔计划”。白宫官员和国会很快接受它的许多建议，报告中的“猪肉换救济”方案建议将用于纯粹讨好选民的工程计划的资金转移到海湾重建项目上来，此建议在网上“博客圈”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并在两个星期内被1 400多篇报纸文章引用。
美国思想库的政策建议功能还体现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前瞻性思考和具体实施方案上。1948年，布鲁金斯学会构建了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方案。2007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提出了“巧实力”外交思想，美国进步中心提出了重建美国军事力量的报告。
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它成功地挽救了西欧濒于崩溃的经济，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哈佛大学发表了12分钟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首次概述了美国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必要性，马歇尔计划因此得名。1947年12月30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亚瑟·范登堡( Arthur Vandenberg)给时任布鲁金斯学会总裁哈罗德·默尔顿( Harold Moulton)写了一封信，希望布鲁金斯学会能够帮助国会就援助欧洲拟订一项方案。亚瑟·范登堡在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拥有一家独立的、高水准的政策研究机构的客观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布鲁金斯学会所享有的深远国际声望将使得你们的建议非常有价值。”①大约四个星期后，1948年1月20日，布鲁金斯学会向国会提交了20页的报告，其中包含了关于马歇尔计划的结构、重点以及运行程序的八项具体建议。后来这份报告被官方正式命名为“欧洲复兴计划”。1948年4月初，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由布鲁金斯学会所拟定的欧洲复兴计划。这与马歇尔首次向国会提出马歇尔计划方案相隔1 1个月。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实施所谓柔性“巧实力”外交战略，认为美国应吸取布什政府对外政策过度依赖军事实力的教训，（①参见布鲁金斯学会网站The Marshall Plan. http：//www. brookings．edu/about/history/rnarshallplan aspx）综合运用软硬实力特别是软实力，大力推行公共外交，传递美国价值观，重塑美国形象，从而更加有效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