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思潮幽灵在北大飞舞
1916年冬，蔡元培赴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宣布办学宗旨为“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吸引了许多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前来任教。尤其是《新青年》杂志阵地，聚集了很多优秀人物，这些人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导师。
1917年初，蔡元培聘请了陈独秀来做北大的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也聘请了鲁迅、钱玄同、王星拱、刘半农、徐宝璜等人来校任教。还扩建藏书楼为图书馆，聘请了章士钊做图书馆主任。章不久即辞职，推副主任李大钊接替。李大钊早年在日本留学，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创办反袁的俗称“老虎报”
的《甲寅》杂志。李大钊和陈独秀都经常在《甲寅》上面发表文章。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到北大不久，把《青年》改名《新青年》，主张白话作文，鼓吹文学革命。李大钊、鲁迅当时经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1917年秋，胡适由美国回国，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面一方面有陈独秀、李大12钊、鲁迅等人的文章，同时也有胡适、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来稿。
他们虽然都是新文化运动人物，但政治见解有分歧。不过，他们的文章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和共鸣，大大活跃了当时北大的思想空气。
191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中国：“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李大钊在1918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
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影响也很大。胡适说北大是因三个“兔子”而成名的，一是老兔子蔡元培，二是中兔子陈独秀，三是小兔子胡适本人（三个人年有长幼，但都属兔）。
此外，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北大也很活跃。蔡元培聘请了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来北大教生物学，吴稚晖当学监，无政府主义思想由他们传播到了北大。还有一些“国故”派人物，包括辜鸿铭、夏锡祺等。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北大成立了很多社团。如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体育会、数理研究会、新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图书报社、学生储蓄银行等。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璜主持。《京报》的邵飘萍在“五四”前一段时间里，每星期日都去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
毛泽东也参加了新闻研究会。当时国内著名的书画家陈师曾、音乐家萧友梅、刘天华都在这些学会之中。21岁的画家徐悲鸿则担任画法研究会主任。这些社团为学生在“五四”时期举行集体游行奠定了组织基础。
五四运动以前，由于蔡元培秉行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北京大学活跃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地。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为代表人物的新文化运动激发了学生对封建文化和当政者的不满。在各种思14 想的启蒙与交锋中，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一天天增强了。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了。因为中国参加了协约国，很多人把自己也看成是“胜利国”，一时“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高唱入云。历史证明，弱国无外交，中国再次被强权凌辱。
二、外交失败成“五四”导火索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告终。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
当时的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表团委员长，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孙中山主持的广州革命政府也派王正廷为代表，曹霖生为代表团秘书长前往参加。
1919年1月28日，和会讨论中国和德国的关系时，中国代表团被邀参加，陈述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如拒绝对德赔款，主张租界的正当权利等。而讨论山东问题时，日本首席代表西园寺公望向和会提出了继承德国在中国的权利，纯属无理要求。陆征祥在和会上严重抗议，并提出一份长篇说帖，说明理由。然而，主持和会的美、法、英、意等国对此均作壁上观，说帖终被搁置。
在和会进行期间，陆征祥随时电报北京徐世昌请示，王正廷、曹霖生随时电报孙中山请示。孙中山指示王正廷：这样丧权辱国的条件，中国无法接受，应强烈抗议。王正廷、曹霖生得到指示后，即说服顾维钧、施肇基。由于曹霖生早年去美国人小学、中学、大学读书，都得到顾维钧的帮助，同顾维钧私交甚深，他的夫人施美珍又是施肇基的侄女。于是，顾维钧、施肇基都站到孙中山的立场上来。他们会同王正廷，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促使陆征祥再向和会提出强烈抗议。
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与陆征祥是朋友，当时正在日本谈判山东铁路合同。为使其经手进行的卖国勾当顺利进行，他力图影响陆征祥迁就日本在和会所提的条件，于是回北京，与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密商，拟把顾维钧、王正廷调回，由章任代表，并面见徐世昌，主张照签巴黎和约。
15徐世昌初步同意，准备电告陆征祥。5月3日，报纸报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全国人民无比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后游行示威，每人手执小旗，上书“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字样。随后漫卷全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转变态度。
与此同时，孙中山根据各界人民爱国运动的形势，指示王正廷、曹霖生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王正廷、曹霖生先说服顾维钧、施肇基同意拒签，后来魏宸组也主张拒绝签约，他们向陆征祥进言不应在这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以免遗臭万年。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以陆征祥为首，包括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发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辞去代表职务的电报给徐世昌，并通电各参战国家，说明拒绝签约的理由。巴黎和约在凡尔赛宫签字时，中国代表拒绝出席。他们给徐世昌发去电文：“和约保留签字，我国对山东问题，自5月26日正式通知大会，依据5月6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之后，迭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提请重议。岂知时至今午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以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
不料大会专断至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一经传到国内，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
三、学生怒打卖国贼
北京的春天风沙扑面，巴黎和会的失败消息传来，更加使人烦躁不安。5月3日，北京市各个阶层举行了各式各样的集会。
北大学生是从校长蔡元培那里得到消息的。许德珩回忆说：“5月2日，我16 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这也是五四运动前的准备。
另据亲历者俞劲回忆：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两天，少年中国学会、爱国会、国民杂志社三个团体的成员20多人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异常愤慨，有主张暗杀卖国贼的，有主张实行暴动的。最后决定派人密查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的行踪，并准备于5月4日采取行动。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左右，各校学生约六七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每人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权利”等标语。大会决议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大会后，队伍向各国公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出发。到达东交民巷口，队伍被外国兵阻挡不准通过。根据《辛丑条约》，中国人不能成群结队通过公使馆所在地。学生派代表向各国公使交涉了两三个小时，还是没有结果。经过一再要求，最后学生们只被准许通行大约200米左右，由一个小胡同出来。队伍出了小胡同之后，依照大会决议，应向总统府去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却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队伍到达曹汝霖公馆，只见公馆大门紧闭，有数十名警察守卫着大门。
学生队伍只好在大门外怒吼，高喊“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公馆大门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一人多高的小窗户，曾经练习过武术的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突然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几个警察拉住他的腿往下拽，领队的学生们看到后用力掰开警察的手。另有一部分学生向警察慷慨演说。警察们被感动而松了手。匡互生头向里面一望，见里面还有数十名警察，正用枪口对着他。他向这些警察演说，警察不敢开枪，改变了瞄准的姿态。匡互生便不顾一切地跳下去，迅速把大门打开了，于是大队学生蜂拥而入。
学生涌进曹汝霖公馆之后，便分散到这个像“大观园”一样的公馆的各个角落，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喊打声、捣毁家具声。各处搜寻曹贼不见踪影，忽而17搜了一个人出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是章宗祥呵!”学生愤怒极了，你一拳我一脚把他打倒在地。正打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人，拼死命地保护章宗祥。有认识的人喊道：“这是个日本人，真奇怪得很啊!”大家恐怕闹出国际交涉来，把章宗祥打个半死，才让那个日人把他护送而去了。
曹汝霖在91岁的时候，清晰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屋（箱子间），仲和（即章宗祥）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
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儿破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室，转到我妇卧室。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坐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我在小室，听得逼真，……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天快黑的时候，曹汝霖府忽然冒起黑烟，不一会儿，火势熊熊地蔓延了起来，青年学生痛快淋漓地高呼口号而散。第二天他们才知道，后面走得慢的同学被捕了20多人。这场火究竟怎样起的？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放火的人正是跳窗户开大门的匡互生。当时队伍在大街游行的时候，俞劲和匡互生走在队伍前面，匡互生要俞劲快跑去买盒火柴。俞劲回忆：“我知道他不吸烟，干吗要火柴？但立刻体会他要买火柴的意图，便迅速地离开队伍买了一盒给他，这盒火柴果然得到了妙用。这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情形。”
四、大逮捕引发大运动学生的大规模游行招致了黑暗政府的恼怒。
1919年6月初，疯狂的大逮捕开始了。6月2日下午，7名在东安市场卖国货的学生被逮捕。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当天傍晚集会，决定开展更大规模的售卖国货行动。他们决定一起出动50人为一组的团体沿街演说，鼓动爱国，劝导国民购买国货。
6月3日早上，900多名学生手持白旗外出演讲。与此同时，城里的巡警人18 数也增加了好几倍，保安巡查马队也骑着马在街上到处巡逻。他们一开始劝说学生不要演说，学生们不听，他们便驱散听众，学生听众混在一起，结果许多学生和听众被马踏伤或被警察打伤，最后还有许多学生被逮捕。首都的拘留所无法容纳这么多人，政府便把北京大学北河沿法科的大房屋变成临时被捕学生拘留所。
逮捕还在不断继续，但学生的爱国热情并没有冷却，相反，他们前赴后继地一次又一次增援街上的演讲。
大逮捕引起了中国所有城市的愤慨。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参与到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中来。商人、工业家、都市工人开始有团结一致的行动。6月5日，上海商界开始了大罢市，全上海华人开的商店上面都贴着“商号一致，罢市救国”“不除国贼不开门”等标语。与此同时，上海市区工人同情学生的罢工开始了。首先是纺织工人和印刷业工人，后来金属业工人以及其他行业工人也加入进来。参加罢工的人数大约有六七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爱国大罢工，工人的目的不是要求改进待遇或者增加工资，而是向中国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议。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天津、杭州、九江及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也相继罢工和游行。罢课、罢工、罢市斗争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这一全国性的浪潮，迫使北洋政府将三个卖国贼免职，释放了被捕学生。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群众爱国运动，是20世纪初叶中国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转折，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拐点。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是一面不朽的光辉旗帜。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五四”
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更是一种革命的精神，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追求进步和光明。爱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一面最具凝聚力的旗帜，也是五四运动最丰厚的精神底蕴之一。
19作为一场彻底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给它注入了新的内涵。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给予后来的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五四运动将先进青年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直接促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先进的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和干部的准备。“五四”以后，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宣布自己站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毛泽东也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五四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对全国范围内的运动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仅有了可靠的信仰者，而且由革命的理论宣传转变为革命实践。五四运动掀开了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伟大斗争的序幕，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