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极端混乱，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反抗，何进、袁绍等人密谋除掉宦官集团，但何进反被张让杀死。袁绍带兵冲进宫去，见宦官就杀，甚至连没有胡须的男人也杀了，一气杀了两千多人。“十常侍”胁迫汉献帝逃走，被袁绍追至黄河边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杀。从此东汉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
官僚文人集团虽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之下，但其意义却永不泯灭。一是其坚强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论是谁都无法完全抹杀，这种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不会彻底丧失良心和导向，也不会完全沿着卑庸和无耻的道路滑落下去；一是他们开了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联袂抗争的先河。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直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官僚文人学子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论是宦官势力、外戚势力还是所谓正统的皇权势力，大都对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讨厌有加，甚至进行迫害，只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汉代的宦官集团那样露骨，而是变得更加精致巧妙，风行近两千年的文字狱，就是其代表。
何以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不满足的要求。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去呼唤更好的现实出现，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又都是现实社会的批评者，他们不讨统治者的喜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他们处处时时与现实同步，那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导向和精神动力，只能堕向平庸、无耻乃至倒退的深渊！
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伸长了脖子去挑社会的刺，也许他们伸长了脖子本来就是为了挨杀。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昂起了强硬不屈的头颅，中国的古代社会才得以延续发展！
（参见《后汉书》、《资治通鉴》等）
11.至忠至勤的太平宰相
宦海浮沉，不败的真谛何在？
为人臣者有三忌：一忌功高震主；二忌权大欺主；三忌才大压主。据说，这是无数人宦海生涯的经验总结，谁若犯了这“三忌”，重则身首异处，甚至全族覆灭，轻则削职为民，困顿终生。现在想来，也确实不无道理。如果功劳太大，以至皇帝无法报答于你，无论赏赐你什么都不过分，无论封你什么官爵都不嫌太高，那么，你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了。因为天下是皇帝一家的，皇帝总不会跟你换个位置，让你做主人，他做奴仆，把他的家产交付于你。这时候，就必然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皇帝一定要找个借口置你于死地才能舒服，即使你不居功自傲，即使你忠心耿耿，也是一样。因为皇帝总觉得你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他的头上，总是要时时处处考虑你的功劳，还要担心你招揽人心，蓄谋造反，所以，皇上会寝食不安，只有除之而后快。
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功劳可谓大了，智谋可谓高了，行为可谓谨慎了，但最后还是被刘邦的老婆杀了。在楚、汉相争之时，韩信帮助项羽，则项羽可以统一天下，韩信帮助刘邦，则刘邦可以统一天下，如果韩信背叛刘邦，自树一帜，则可与项羽、刘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且当时的具体情况为韩信提供了多次可以自立的机会，也有很多人极力劝告韩信自立为王，但韩信思来想去，还是跟刘邦干了下去。所以，韩信对于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功劳应是第一位的，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别说只封他做了一个王侯，就是裂土并立，共同为王，也不算太过分。但封建社会的铁定律条是一山容不得二主，刘邦绝不可能和他并立为帝，最多只能封他为王，而韩信多少又觉得委屈，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心怀怨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反叛。因此刘邦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先下手为强，先削了他的爵位，解除了他的大部分权力，使之困居在都城，不久，刘邦的妻子吕雉又与萧何密谋，把韩信诳入朝堂，诬以谋反的罪名，伏兵将他当场杀死。看来，就是韩信这样中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和杰出人物，也逃脱不了功高震主而无好下场的所谓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有一句话，叫做“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其意是说一旦安定了天下，那开国皇帝或是什么君王之类就要“推完磨杀驴吃”了。听起来让人生气，道理却很简单，在和平建设时期，那些功臣怎么处理呢？留着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造反，或是出别的麻烦，尤其是开国皇帝死了，幼子继位，就更管不了那些久经沙场、素有威望又极有势力的老将了，还是杀了干净利索。如果碰上这种情况，就是功不太高，也不太震主，那也很不安全！
如果权大欺主，那就更加危险，这个道理不讲自明。权有两种：一是政权，一是军权。政权过大，就会使得别人只知道有你某某人而不知皇帝老子，时间长了，就会逐渐地积累私家势力，威胁皇权。况且，政权在一定情况下很容易转换成军权。至于军权，那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掌握了国家，因此，皇帝一般说来是不会让你掌握过大的军权的。如果你的军权越来越大，那就要十分小心了，要么主动还权于君王，要么迅速攫取军权，使之足以抵抗皇帝的命令。如果老是停留在说大还不足以与皇帝抗衡，说小又对皇帝构成威胁的程度上，那是速死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因军权过大遭逐被杀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春秋战国时期，燕昭王为了报齐国的入侵之仇，筑了一座求贤台，里面贴满了黄金，作为招纳贤士之用，人称黄金台。天下贤士见燕昭王求才心切，就纷纷前去投奔，魏国的乐毅也来到了燕国。燕昭王很器重乐毅，乐毅也把燕昭王引为知己，于是，燕昭王就派乐毅带兵进攻齐国。乐毅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率兵攻齐，结果势如破竹，攻下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连齐国的国都临淄都攻了下来。齐王跑到了莒城，乐毅奋力攻打莒城和即墨，由于两城防守坚固，三年没有打下来。这时，燕昭王死，他的儿子燕惠王即位，燕惠王由于跟乐毅素有嫌隙，又怕乐毅势力太大做了齐王，再回兵攻打燕国，就在阵前撤换了乐毅，让骑劫代替了乐毅的职务。乐毅知道临阵换将，必无善意，就没敢回燕国，跑到赵国去了，总算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至于才大压主，那就更有意思了。所谓文人相轻，恃才傲物，普通人之间尚且互相瞧不起，更不用说君臣之间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皇位是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几乎没有几个是靠自己的真本领争来的，即便有几个所谓的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也多是流氓或豪强出身，至于文采智计，也并非样样都能高人一等。然而，嫉妒是人的本性之一，如果臣下不懂得谦逊退让，不懂得韬光养晦，而是处处张扬自己的才华，弄得君主或是上司经常难堪，那你也就好景不长了。
在官渡之战中，袁绍杀田丰的例子也极有意味。当时，袁绍带领冀、青、幽、并等州的人马七十多万，前往官渡，进攻许昌，袁绍的谋士田丰从狱中上书给袁绍说：“现在应当静守，以待天时有利于我，不可随便兴兵，否则恐有不利的事情发生。”田丰分析当时的情况，敏捷地看到袁绍兵虽多，但人心不齐，长途征讨，如果被破袭了粮草，局面是不堪设想的。关于这一点，袁绍的另一位谋士沮授也曾提出过，可是袁绍骄横粗蛮，根本不听。田丰的对头逢纪又趁机进谗言说：“主公征伐曹操，是仁义之举，田丰为什么要说这种不吉祥的话呢？”袁绍大怒，就想杀了田丰，众官苦苦哀求，方才作罢，他还是愤恨不休地说：“等我破了曹操，再来治田丰的罪！”
果然不出所料，袁绍被曹操劫烧了乌巢粮仓，又中了曹操的许多计谋，被杀得大败而回，去时带了七十万人马，回时只引八百余骑。看守田丰的狱吏听说袁绍吃了败仗，心想袁绍一定会放了田丰，便来与田丰贺喜说：“袁将军大败而归，您将来一定会被袁将军重用的。”田丰苦笑了一下说：“我是死定了！”狱吏吃惊地问道：“人们都在替你高兴，你为什么说死定了呢？”田丰说：“袁绍外表显得很宽厚，实际上内心里忌恨刻薄，不爱考虑别人的忠诚和恩惠。如果他这次打了胜仗，心情好，又证明我是错的，他是对的，也许能赦免了我；如今彻底失败，他一腔怨怒，再加上事实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他的做法是错的，他怎能忍受别人比他高明呢？我岂不是死定了吗？”狱吏们都不相信。
不久，袁绍派的使者来到狱中，带着袁绍的剑和信，要取田丰的首级。狱吏们这才相信。田丰说：“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复何足惜！”于是自杀而死。
在历史上犯了“三忌”的忠臣良将固然大有人在，但只要得遇明主，又能恰到好处地处理自己和君主的关系，还是完全可以善始善终的，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唐初的宰相房玄龄就比较典型。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直至七十岁病逝。他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房玄龄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579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其父房彦谦是当时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虽长期在隋朝做官，但以自己的政治敏感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在任上他曾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逐渐确立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养成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竞相享乐，钩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跷足可待。”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进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房玄龄却始终如一服侍父亲，从来都是和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能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他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做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两人密切合作，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房玄龄跟李世民一起参加了许多次战斗，在平定隋朝大将王世充的战斗中，房玄龄积极出谋划策，为取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在战斗的间隙，房玄龄陪同李世民去拜见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据说此人道行高深，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他们化装成普通人，“微服”私访，那王知远却一看即知，告诉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这以后，房玄龄更加尽心尽力地辅佐李世民，坚定地追随李世民、辅其为天下英主。
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他还极其善于招揽人才，在秦王府中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余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在这“十八学士”当中，房玄龄居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为秦王李世民招揽人才，是房玄龄的重要任务之一。
据《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其职责是帮助训练士兵，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后来，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来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调到外地去。房玄龄听说了，赶忙跑去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英俊才杰被调出的越来越多了，别的人我都不觉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调走，他是个其智能识大局、其才可安天下的大才，您如果还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的话，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了以后，十分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点儿失去了这个人才。”随后立即撤销了调令，重用杜如晦。以后多年的实践证明，房玄龄的认识是正确的，杜如晦在评断大事上极有见地，以致有了“房谋杜断”这一说法。二人密切配合，为唐代的安定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随李世民的东征西战中，房玄龄每到一处，都十分注意搜集当地的民情习俗及前代的文献资料，为以后制定决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平定各地的起义军以后，房玄龄被李世民封为临淄侯，升任为秦王府记室，掌管一切军政文书，有许多文件需要他亲自起草，他才思敏捷，文辞优美，气度恢宏，史书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事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后来，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了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儿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催促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
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