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伯说：“灾难出现与否将由我来决定，我不发难，又有谁敢作乱呢？”智国回答说：“不然。《夏书》上有这样的话：一个人如果多次出现错误，就会引来怨恨，人们的怨恨难道只在你有明显错误的时候产生吗？在人们尚未发现你的错误时，你要想办法改正它。君子能精心地对待小事，因而不会遭到大的灾难。现在您仅仅一次约会上就使人家的君、相蒙受耻辱，而又不做好预防意外的准备，说别人不敢制造灾难，恐怕不可以吧！螨、蚁、蜂都可以伤人，何况是国君和相呢！”智伯不听。
智伯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不给想他。段规说：“智伯贪婪而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他土地，就要攻打我们；不如给他地，他得到地，必然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如果不给他，他一定会极力对付人家，这样，我们便可以免于祸患，等待事态的变化，再趁机而动。”韩康子说：“很好。”派使者给智伯一座拥有万家人口的城。
智伯十分高兴，就又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想不给他，任章说：“为什么不给他土地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取土地，所以不给他。”任章说：“无缘无故地索取土地，说明各位大夫必然害怕，我们给他土地，智伯必然骄傲，智伯骄傲而轻敌，这里却由于害怕而彼此亲近；用相亲之兵去对付轻敌之人，智伯的命运必定不长了。《周书》上说：‘打算战胜他，一定先暂时辅助他。打算从他那里获得，一定先暂时给予他。’你不如给他土地，使他骄傲，然后便可以选择能够联合的人去图谋消灭智伯，为什么单把我们作为智伯的斧质、箭靶呢？”魏桓子说：“很好。”又给智伯一座拥有万户人口的城。
智伯又向赵襄子无恤索要蔡、皋狼一带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十分生气，率领韩、魏两家的军队去攻打赵氏。赵襄子准备逃出国都，说：“我跑到哪去呢？”随从的人建议说：“长子离我们近，而且城大，城墙完整坚固。”赵襄子说：“老百姓耗尽体力筑墙，又要拼死来守卫它，那谁还肯跟我同力抗敌呢？”随从又说：“邯郸的仓库十分充实。”赵襄子说：“榨取百姓的血汗来充实仓库，又接着使他们遭到杀害，那谁还肯跟我同力抗敌呢？还是到晋阳吧，那里是亡父托付给我的地方，又是尹铎厚待人民的地方，人民一定与我同心协力。”于是便投奔到晋阳。
智、韩、魏三家率领军队包围了晋阳，用水来灌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了；居民的炉灶都沉没在水里，灶里都生出了青蛙，然而，军民没有背叛的意思。
智伯坐在车上，在水上行走，魏桓子与韩康子为他驾车。智伯说：“我如今知道水的妙用了。”魏桓子用胳膊肘捅韩康子，韩康子反过来踩魏桓子的脚趾，这是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的安邑，而绛水可以灌韩国的平阳。
瑕疵对智伯说：“韩氏、魏氏一定要背叛。”智伯说：“你根据什么知道这些的呢？”瑕疵回答说：“根据人事就可以了解的。率领韩、魏两家的军队去攻打赵氏，赵氏灭亡后，灾难必然要落到韩、魏头上。现在你们约好打败赵氏以后，三家平分赵氏的土地，如今，晋阳城城墙没有被浸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了，城内已有了人吃人的现象，攻破城池已经指日可待，而他们二人没有高兴的意思，却显出忧虑的神情，这不是反叛又是什么？”
第二天，智伯把疵的话告诉魏桓子和韩康子，二人回答说，“这是个谗佞之人，他想替赵氏做游说，使你怀疑韩、魏二家而放松对赵氏的围攻。不然的话，我们二家难道会不把马上瓜分赵氏的土地看做利益所在，而想那些有危难又不能成功的事情吗？”二人走出去，瑕疵进来说：“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伯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呢？”瑕疵回答说：“我看他们俩见到我就端正了身子小步快走，那就是因为知道我获知了他们内情的缘故。”智伯并不改悔。瑕疵请求出使，到齐国去了。
赵襄子派张孟谈悄悄出城去见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听说，没有嘴唇的话，牙齿就会受到寒冷的威胁。现在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来攻赵氏，赵氏灭亡了，韩、魏二家就会接着灭亡。”二子说：“我们心里明白事情会是这样的，只恐怕举事不成而计谋泄露，那么灾祸就会马上到来。”张孟谈说：“谋划从二位大人口中说出，从我的耳中听入，有什么妨碍呢？”韩康子、魏桓子于是秘密地同张孟谈商定消灭智氏的计划，定下日期以后，便把他送回。
赵简子夜间派人杀了守卫河堤的军吏，扒开河堤将水灌入智伯军中，智伯军队因为救水灾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家的军队从两侧攻打智氏的军队，赵襄子率部属从正面出击，把智伯的人马杀得大败，接着杀了智伯，消灭了智氏家族。只有辅果的家族存留下来。
智氏和赵氏两家选择接班人的条件截然不同，早就为两家的胜负埋下了伏笔。智家讲究强权，借权谋和独裁专断来夺取晋的政权，赵家却注重通过人的品性的考核，选立贤德诚信的人接班。而且以“使尹铎为晋阳”一例，告诉接班的人要施行仁义，要宽待人民，把人民看做城堡和屏障；而智家以恃有强权的智瑶为后嗣，赵家以诚实信义的无恤为后嗣（即赵襄子），说明两家的政治方式不一样，这也决定了两家的政治命运殊途各异。智氏灭亡的经过，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斗争。在斗争中，谁得民心谁就可能取得胜利。智伯恃强狂妄、贪婪残暴、执拗自大、不仁不义、无视民心，始则扩张土地，最终全军覆灭，家族灭绝。这个人物在军事斗争中的表现，形象地说明了：仁，则民心所向，不仁则民心所背。
其实，从根本意义上讲，这是一段早有预言的历史，透过其中曲折复杂的情节，可以看到，成败的种子早在选择接班人时就已经埋下了。看来，如果掌握了上述的方法，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历史的预言家。然而，问题是，历史真的是按照上述的“规律”发展的吗？这，恐怕就不是普通人能懂得的了！
（参见《资治通鉴》等）
8.君王一日三过
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语：“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但在中国历史上，偏偏就有这样一些人，专门打人打脸，骂人揭短。
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出了两个十分著名的国相，一个是齐桓公时期的管仲，另一个是齐景公时期的晏婴。管仲生逢其时、生逢其主，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在一般人看来，其勋业是晏婴所不能比拟的；而晏婴则生不逢时、不得其主，尽管有管仲一样的智慧，却不能挽救齐国灭亡的命运，是一个没有实现自己志愿的人。然而，晏婴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也许并不比管仲少，尤其是他的直言敢谏、善于巧谏的精神，是后代无人可及的。
晏婴在一日之内就三次指出齐景公的过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日三过”。
一次，齐景公到公阜去巡游，他面向北方，望着齐国，十分感叹地说：“呜呼！要是古人都长生不死，那将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呢？”晏子说：“我听说，从前上天认为人死去是好事，对仁义之人来说是永久的安息，对不仁的人来说是永久的制裁。假如古时的人都不死，齐国的丁公、太公还统治着齐国，桓公、襄公、文公将辅佐他们，大王您恐怕只好头戴斗笠，身着短衣，手拿农具，在大田之中弯腰劳作，哪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去担心死呢？”景公觉得晏婴实在太不会讲话，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
没过一会儿，梁丘据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子飞奔而来。景公问：“是谁来了？”晏子说：“是梁丘据。”景公问：“你没有看见人，怎么知道的呢？”晏婴说：“大热天赶着马车飞奔，重者马死，轻者马伤，不是梁丘据又有谁敢这么干！”（因梁丘据得宠于齐景公，他做什么事齐景公都不会怪罪，所以才这么说）景公说：“梁丘据与我最为默契和谐了。”晏子说；“这只能说是相同，不能叫和谐，所谓和谐应当是君甜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互有补偿，以求完美。梁丘据是君甘亦甘，一味奉承，以顺为正，怎么称得上和谐呢？”景公觉得他是故意在找自己的麻烦，又气得脸色大变。
过了不久，天色将晚了，景公看见西面天空有颗彗星，就召来大臣伯常赛祭祷，以消除彗星带来的灾难。晏子说：“不行，这是上天的示意。日月周围的云气变化、风雨异常、彗星出现等等，都是上天看到世间将有变化，用这些作为凶兆，来警告不敬之人，提醒人事的。大王若是振兴文教、接受劝谏、广修德政，即使不派人祈祷，彗星也会自动消失。可现在您饮酒作乐、不修朝政，还亲近小人、宠爱优伶、厌恶礼乐法度、排斥圣贤之士，哪里有空闲对付彗星呢？您即使能通过祈祷除掉这一颗彗星，也将还会有新的彗星出现。”这次，景公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脸色铁青。
后来，晏子去世了。景公闻讯后从宫室走出来，背过身去，流着眼泪说：“唉！当初我和先生游公阜，先生一日里三次指责我的过失，如今还有谁会这样规劝我啊！”
齐景公虽然有许多不可饶恕的缺点，但他有一样好处却是后代的君王很少能够赶得上的，那就是无论晏婴采取什么样的激烈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劝谏，他基本上都能接受，最起码没有杀晏婴的头。看来，传统社会的德治有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有一次，齐景公整天饮酒，喝得大醉，神志不清，过了三天才能爬起来。晏子十分担忧，就去见景公，问道：“大王是不是因为喝酒太多病倒了呢？”景公很不好意思地说：“是的。”晏子说：“古人饮酒，喝到心情舒畅也就行了。所以，男人们不能因为群聚欢乐而妨碍了办理正事，女人们也不能因为群聚而影响了做手中的活计。古代的规矩，男女一同聚会，轮流敬酒应当不过五次，超过了就要受到处罚。当君王的，当然就更应该身体力行，要为民众作出表率，这样才能使得在外没有人对国家的政治表示不满，在内没有人敢于胡作非为。如今您一日饮酒，三天卧床不起，外面对国家的治理抱怨不已，身边的近臣则趁机在内胡作非为。您这样做，对于那些依靠法制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人，是将鼓励他们任意妄为；对于那些希望得到奖赏和称赞而以此自勉的人，是将诱使他们懒得行善。如此下去，君王背离了德行，百姓轻视赏罚，那就要失去立国之本，所以希望大王一定要节制饮酒。”
还有一次，景公请鲁国工匠为他做鞋。鞋带是用黄金制成的，上面镶银，用珠宝相连缀，鞋孔是用好的玉石制成，鞋长一尺，十分美观。
农历十月天，景公穿着这双鞋上朝。晏子入朝，景公想起身相迎，因为鞋太重，他只能抬起脚，却迈不动步子，他问晏子：“天气是不是很冷呢？”晏子说：“大王怎么会问起天气的冷暖呢？在古代的时候，圣人做衣服，讲究冬天穿着轻便而暖和，夏天穿着轻便而凉爽，现在您的这双鞋，寒天里穿上会感到很冷，重量也超过一般人的承受能力，不符合生活的常理，您做得太过分了。所以说这位鲁国的工匠不懂得冷热之节和轻重之量，破坏了人的正常习惯，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他使君主让诸侯讥笑，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浪费财物而没有实效，致使百姓怨恨大王，这是他的第三条罪状。请大王下令拘捕他，并把他交官吏量刑处置。”
景公听了晏子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他有些怜悯那个工匠，就向晏子求情，放了那个人。晏子却不同意，说：“对于做了好事的人应当重赏，对花了气力干坏事的人要处罚。”景公听了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晏子的主意，就不说话了。
晏子走出朝堂，下令把鲁国的工匠抓起来，派人押送出国境，不准他再来齐国。
此后，景公脱下那双鞋，再也不敢穿了。
景公是个十分贪图享乐的人，他叫人修了一个名叫西曲的大水池。池塘里的水很深，塘边建起一座高大的房屋，房屋的横梁上刻着龙蛇，立柱上刻着鸟兽，十分豪华。
景公上穿花团锦簇的礼服，下穿白色绣花的袍裙，一身五彩斑斓，腰带上缀满了玉石，头戴帽子，披散着头发，面向南站在那里，一副趾高气扬的傲慢神态。
晏子来见景公，景公问道：“您知不知道当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时是什么样子的呢？”晏子仰首不答。景公再次问道：“当年管仲称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晏子说：“我听说：只有精通水性的人才能与龙蛇为伍。现在您在横木上雕龙蛇，立柱上刻鸟兽，也不过就是为了建造一座房屋而已，哪有心思经营霸王之业呢？您炫耀居室的华美，炫耀衣服的艳丽，一身衣服五彩具备，腰缀玉球，披头散发，也不过一间房子就能包容的了。您身为一国之王，万众之君，却不务正业，一心用在邪门歪道上，君王的魂魄早已荡然无存了，还拿什么来图谋霸王之业呢？”
景公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惭愧，就走下堂，来到晏子身旁，不好意思地说：“梁丘据、裔款告诉我这所房子修好了，我这才私下里套上这身服装，实际上是想与梁丘据开开玩笑，也叫先生来此一乐。我现在就去别的屋子换下这套衣服，听从先生的指教，如何？”
晏婴说：“梁丘据、裔款二人迷惑大王，让大王做些邪恶无聊的事情，大王哪里知道实情呢？再者，如果伐木不去其根，再生的枝条还会长出来的，大王为何不就此除去他们二人，以使今后您不再受他们迷惑呢？”
有一次，景公头戴巨大的帽子，身穿很长的袍子，看起来是奇形怪状的，他上朝听政，洋洋得意地站在朝堂上，满脸盛气凌人的样子，扫视群臣，天色很晚了也不散朝。
晏子走上前，对景公说：“圣人的衣服都做得适中合体，而不过分华贵，这样他的形象可以作为民众的榜样，去引导和影响民众；他的行动合乎道德礼仪，有利于养生，百姓也争相学习他的举动仪容。现在您的这身衣服过分华贵，不能用来引导民众；盛气凌人、满脸傲慢地站在朝堂上，也不利于养生；天色晚了也不知道散朝，不符合礼制，您还是及早安息吧！”景公说：“我听从您的劝告。”随后就宣布散朝，并脱去了那身衣帽，以后再也没穿过。
有一次，景公和晏子两人悠闲地站在淄水边观景。景公突然深深地叹口气，大发感慨地说：“唉，要是能够长久地保有国家，能把它传给子孙后代，该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