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三京
1233年10月，权倾一时的丞相史弥远去世了。在登基八年之后，宋理宗终于能够亲政了。与他的好几位祖先一样，这又是一个“时刻不忘恢复大计”、“急欲洗濯三十年积弊”的皇帝。为了表示自己励精图治的决心和能力，他立刻决定将第二年的年号改成“端平”，还“诏求直言”，罢斥史弥远一党，召回了被史弥远贬谪的真德秀等十几名大臣，对他们委以要职。一时间俨然成了明君，史称“端平更化”。
仅仅这些，理宗显然觉得是不够的，他还要拓展疆土，恢复中原，建立他的中兴伟业、不世功勋。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黄河以南领土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以赵范、赵葵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机抚定中原，提出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建议。而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已经被战乱破坏殆尽的中原地带无法提供粮草，再加上南宋军队没有骑兵，军队的机动能力有限，无法防御漫长的黄河防线。另外，这也会造成蒙古向宋朝宣战借口。就连赵范部下的参议官邱岳，亦认为不应破坏盟约；史嵩之、杜杲等也说宜守不宜战；参政乔行简更是上疏谏阻，所言最详，其表曰：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复之机，以大有为之资，当有可为之会，则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忧出师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有功而至于不可继，则其忧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内而后治外。陛下视今日之内治，其已举乎，其未举乎？向未揽权之前，其敝凡几？今既亲政之后，其已更新者凡几？欲用君子，则其志未尽伸；欲去小人，则其心未尽革。上有厉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务任责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贪墨之令，而州县之黩货不知盈厌者自如。欲行楮令，则外郡之新券虽低价而莫售；欲平物价，则京师之百货视旧直而不殊。纪纲法度，多颓弛而未张；赏刑号令，皆玩视而不肃。此皆陛下国内之臣子，犹令之而未从，作之而不应，乃欲阖辟乾坤，混一区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尽如吾意乎？此臣之所忧者一也。
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为根本。数十年来，上下皆怀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谓义。民方憾于守令，缓急岂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爱其将校，临陈岂有奋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愤，积于平日，见难则避，遇敌则奔，唯利是顾，皇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转移固结之，遽欲驱之北乡，从事于锋镝，忠义之心何由而发？况乎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厄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报怨，茶盐之寇常欲伺间而窃发，萧墙之忧凛未可保。万一兵兴于外，缀于强敌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复有如江、闽、东浙之事，其将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备单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时江、闽、东浙之寇，皆藉边兵以制之。今此曹犹多窜伏山谷，窥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势不能以相及，宁不又动其奸心？此臣之所忧者二也。
自古英君，规恢进取，必须选将练兵，丰财足食，然后举事。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能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辈，恐不足以备驱驰。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非按籍得二三十万众，恐不足以事进取。借曰帅臣威望素著，以意气招徕，以功赏激劝，推择行伍即可为将，接纳降附即可为兵，臣实未知钱粮之所从出也。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之馈饷，累日不已，至于累月；累月不已，至于累岁，不知累几千金而后可以供其费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县多赤立之帑，大军一动，厥费多端，其将何以给之？今陛下不爱金币以应边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后，兵事未已，欲中辍则废前功，欲勉强则无事力。国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矣。中原蹂践之余，所在空旷，纵使东南有米可运，然道里辽远，宁免乏绝，由淮而进，纵有河渠可通，宁无盗贼邀取之患？由襄而进，必负载二十钟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达。若顿师千里之外，粮道不继，当此之时，孙、吴为谋主，韩、彭为兵帅，亦恐无以为策。他日运粮不继，进退不能，必劳圣虑，此臣之所忧者三也。
愿陛下坚持圣意，定为国论，以绝纷纷之说。
乔行简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但只说到了知己知彼的“知己”一半，关于“彼”的情形，乔行简尚不曾提及。关于蒙古军队的编制、战略、战术、战力等情况，当时宋朝的大小官吏知道的很少，不了解敌情就试图贸然兴兵，南宋可谓未战便先输了一半。
然而，诸多忠臣良将苦口婆心地劝谏，却被收复三京鬼迷心窍的理宗置若罔闻。沉醉在中兴大宋美梦中的理宗皇帝，一面虚与委蛇地表示从善如流，一面又固执己见地颁布了“端平入洛”的出师檄文：“蠢兹女真，紊我王略，遂至同文之俗，半为左衽之污……因彼鹬蚌之相持，甚于豺狼之交啮。百姓至此极也……痛念君师之责，实均父母之怀。乃敕元戎，往清余孽。”总的意思就是说，当年这里就是我的地盘，现在蒙古人和金人打仗，老百姓受苦了，我要解民于倒悬，派兵救你们来了！
由于理宗亲自拍板，朝廷最终决定发兵入洛，但发兵入洛能否成功实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成了关键人物。当朝廷把这一决定告诉史嵩之时，他坚决反对，并上书六条，力陈己见；在两淮军出动之后，理宗以兵部尚书的职位来诱惑他参加，竟也被他一口回绝！
西据雄关，北凭黄河，如同金朝后期那样与蒙古抵抗。当年北宋依靠这条防线只抵抗住金兵几个月，金朝依靠它也只抵抗住蒙军几个月，而此时的理宗和赵范、赵葵兄弟，却仿佛认为可以用它来永久地抵御强大的蒙古。
在宋理宗赵昀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下，南宋的军队和物资开始在淮河前线迅速集结。宋军的意图是，由知庐州的全子才为前锋，率淮西兵一万人从庐州出发，由寿州渡淮河到亳州，再向北直扑汴京；由淮东制置使赵葵为主将，率淮东兵五万，准备先攻占泗州、宿州等淮河流域地区，而后也折向汴京与全子才会合。同时加封赵葵为南京（今河南归德）留守、京河制置使、兵部尚书，作为前线的总指挥。另外派赵范为两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作为全局的总指挥和总后援。
理宗只派两淮的六万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确实有些异想天开。要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才能拒蒙古人于黄河以北。本来十五万都是很不现实的数字，金朝用了四个十五万最终都守不住黄河，南宋的百战精锐能够一个当金兵五个吗？何况宋理宗还一下子将兵力削减到六万，既要抢占要塞，攻城夺地，又要建设防线巩固河防，而且还是在刚经历了十多年战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地区。此时，心血来潮的宋理宗已基本丧失了理智。
1234年（端平元年）6月，自不量力的宋理宗正式下诏出兵河南。12日，已至庐州，不久又以被晋升为关陕制置使的全子才为主将，率淮西军万余人作为先遣部队，首先从庐州出发，向寿州、蒙城、亳州方向前进。不久，赵葵亲率宋军主力淮东军五万余人向泗州、宿州进发，两军约定会师汴京。就这样，端平入洛开始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战争之一的、一场将要决定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生死大决战的序幕正在悄悄拉开，它的意义之大可能人们在数百年之内也看不到。
滚滚的长江一刻不停地向东奔流着，它可曾知道，不久之后，人们的鲜血将会染红这条大江吗？也许，对它来说这早已是司空见惯了吧。
全子才指挥的宋军先遣军，很快到达了进军出发地寿州，并于6月18日从寿州出发，北渡淮河。离开宋境不久，一片劫后余生惨相就展示在宋军官兵面前，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偶尔有几个劫后余生的居民，也只是在一旁悄悄地望着他们，或是来乞讨一些食物。6月21日，宋军抵达蒙城，“城中空无所有，仅存伤残之民数十而已”；22日，宋军抵达当年曾被称为“小东京”的著名繁华城镇城父，发现城中未毁的建筑只剩下官舍两三处，民居十几家而已；24日，全子才军进入亳州，获得了出师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守城官兵七人向他投降！
更糟糕的是，知道宋人出兵的消息之后，蒙军竟然掘开了黄河南岸的“寸金堤”，仅仅从这个名字，我们就不难想象出这一堤防的重要程度。寸金堤一旦被掘开，黄河顿时改道，豫东尽成泽国！事实上，过了淮河不久，宋军就必须在泥泞中前进了。
虽然不断有谍报传来，但宋朝君臣怎么也想象不到，蒙古人的破坏性竟然是这样的强！欧洲历史学家记载，在蒙古西征大军通过之后，从中亚到东欧，出现了一条数千公里长、数百公里宽的无人地带。而在中原地区，这个不久以前还是世界上最繁华富庶的地区，已是“寂无烟火，骨殖横道”。蒙军的破坏力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宋军将士很快就失去了刚出发时的亢奋，一路看到的这一切仿佛一股阴云笼罩着他们。不过他们毕竟是两淮军的精锐之师！要知道，在南宋第一线的三个战区中，两淮战区由于直接掩护着临安府的正面，因而是最受重视，兵力最强的战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宋军的精锐也是不过分的。因此，即使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也还是坚持在泥水中跋涉着前进，“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在近乎无人的水网地带跋涉了二十天之后，全子才军终于在七月初二抵达汴京城东。
宋军刚到达汴京城外不久，就与投降蒙古的金朝官吏李伯渊等人取得了联系。对他们来说，毫无疑问宋军要比蒙古人可亲得多，这里毕竟是北宋的故都，居民大多也都是汉人。蒙古派原金降将崔立留守汴京，崔立平时骄横跋扈、为所欲为，都尉李伯渊、李琦素为崔立所虐待，他们对崔立早已恨之入骨。平常被逼无奈，只得忍气吞声、不敢发作；今闻得宋军来攻，悄悄与宋通书约定投降，李伯渊假意与崔立商量守备，趁其不备，随即拔出匕首将其刺死，再把崔立的尸体系在马尾，号令军前说道：“崔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所无，应该杀么？”百姓齐声应道：“该杀！该杀！他的罪恶，杀兴还嫌轻的。”李伯渊当下割了崔立的首级，尸骸横在街上，军民脔割，顷刻而尽。后打开城门，迎接全子才军入城。兵不血刃收复汴京的胜利多少鼓舞了一些宋军的士气，他们终于进入这座从他们曾祖、高祖时代就梦寐以求和望眼欲穿要恢复的城市了！
1234年，即南宋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梦幻般地实现了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大宋的旗帜在消失了一百零七年五个月整之后，再次在汴京城上飘扬，只是汴京已经不是当年的汴京了。当他们整队开进汴京开封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迎接宋军的，不是《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繁华都市，而是六七百守军、千余户人家和遍地荆棘遗骸的废都。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死于战火，就是被蒙军掳至河北“就食”，只有一对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老夫妻，站在街中心仿佛在迎接他们的到来。全子才离得很远便下马，步行走到这对老夫妻近前，深施一躬道：“多谢两位老人家夹道而迎，子才感激之至。”老汉眼含热泪看着全子才，显得异常激动，他一把拉住全子才的手道：“你咋才来咧，这些年你们都弄啥去了？”
全子才一声长叹，塞给老汉一把散碎银子，然后翻身上马，率军入城。曾经拥有一百四十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已是满目疮痍、一片凄凉。可谓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更加始料未及的是，宋军在长途跋涉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粮饷已经不济，军中几乎没有存粮可言。如果说一支轻装的精锐部队只能勉强抵达这里的话，那么运粮的车队又该怎么办呢？
由于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坚决反对端平入洛，朝廷诏令史嵩之筹划粮饷，史嵩之上奏道：“臣熟虑根本，周思利害，甘受迟钝之讥，思出万全之计。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极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调既繁，夫岂堪命？其势必至于主户弃业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窜逸。无归之民，聚而为盗；饥馑之卒，未战先溃。当此之际，正恐重贻宵旰之虑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纸调发，东西唯命。然事关根本，愿计其成，必计其败；既虑其始，必虑其终，谨而慎之，与二三大臣深计而熟图之。若夫和好之与进取，决不两立。臣受任守边，适当事会交至之冲，议论纷纭之际。雷同和附，以致误国，其罪当诛；确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宁之旨，罪亦当诛。迕旨则止于一身，误国则及天下。”其大意就是，荆襄之地连年受灾，百姓民不聊生，再征调他们去运粮，他们就逃亡各地了，无家可归就必然当强盗了……
史嵩之所说看似向皇帝诉苦，实则完全是制造借口。史嵩之在襄阳十几年，主要功绩在于经理屯田，至绍定元年，史嵩之已积谷六十八万石。一年前的冬天，京湖战区能给围攻蔡州的蒙古军运去三十万石军粮，今年夏天就没法给开封、洛阳提供军粮了么？非得要从两淮千里迢迢地转运？可见补给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南宋没有协调解决好内部矛盾的结果。
事实上，史嵩之找借口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其个性而论，他是不愿意给人做嫁衣裳的。据关守河的策略是守将赵葵等提出的，如果成功了，无论怎样，头功自然不会落在史嵩之的头上，更何况史嵩之素来不愿与淮东制置使赵葵合作。二是自史弥远去世后，史氏家族虽然在各方面仍然受到优待，但相比之下，史家受到的优待，得到的重用，与弥远在相位时就大相径庭了。当时郑清之为弥合朝廷裂痕，达到和谐团结，召还了真德秀、魏了翁、游似、洪咨夔、李宗勉、杜范等不愿与史弥远合作的名贤，这些名贤涵盖了朱学、陆学、吕学三个学派的知名人士，由他们共同来执政，朝堂一时出现振兴气象，被称为“小元祐”。但这一做法显然彻底改变了史弥远执政时期“满朝紫衣贵，尽是四明人”的局面。郑清之这种出于内外政治需要的对各学派人士主动示好的策略，一定程度上冷落了四明人，在“小元祐”的朝堂没有一个四明人（端平二年才算让四明人陈卓入朝任参知政事），结果郑清之不仅既得罪了四明人，也没有达到弥合朝廷裂痕的目的。相反，这些召还的名贤，尤其是朱学人士杜范等人，因曾得益于乔行简的提拔，便很快就与乔行简建立同盟，帮助乔行简谋相位以取代郑清之。在史嵩之看来这就是“迂缓这一套”。因此想复兴史氏家族，恢复四明人的地位，史嵩之觉得只能靠他自己了。这是史嵩之不愿同郑清之携手合作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