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豫东是元明战争的主战场，居民十室九空。而豫西相对少了许多战争，但官府对民众分派军役却非常繁杂。为开发豫东从山西迁来大批移民，军役基本免除。嵩南二十里酸枣庄吴氏兄弟，兄名训远，弟名校，为躲避这繁杂的军役，约同另外五位叔伯兄弟向豫东迁移。途中，五位叔伯兄弟走散了，失去了联系，而吴训远和吴校则来到项城县。后人尊称这两位来祖为大公、二公。
过了汾河，大公与二公商议，既然咱兄弟俩移民来到项城，就是占地老祖宗了，项城荒地多得很，咱俩不必相守一处，倒是可以相近择地而居，有事也好就近照应，兄弟你看如何？二公说，兄长说得有理，这样最好。二人寻地多日，都得到了理想居处。二公好读书，看到殄寇镇（今秣陵镇）城内下虹桥处风光旖旎，便在此定居下来。大公自幼喜欢捕鱼，觉得团村聚（殄寇镇东，今高寺镇团店）西五里大莲池坡不错，坡水面积很大，鱼虾稠密，遂在那里定居下来。（大公的故事在《张老家及幸福集》一文中有所叙述，就不再讲了）
兄弟二人勤奋，一二十年后都成了富户。嵩县是山区，土地贫瘠，物产匮乏，老家人听说大公、二公成了富翁，就开始来索取父母的养老费，二人孝顺，自然有求必应。后来老家人胃口越来越大，不但索要老人的养老费，甚至自己的生活费也想让他们出。开始他们还能勉强答应。父母下世后老家人还是这样，兄弟俩实在忍受不了，一商议，遂决定脱离吴姓家族，改姓母姓张氏，曰张训远，曰张校。老家人见此情景，也就不再来了。
张校有个曾孙名叫张玄，秉承家教，书读得很好，中了秀才考取监生，入国子监读书成了太学生。张玄夫人王氏，是官会王老家王廷谏家族之女，生五子，长应科、次应魁、三应命、四应时、五应选。不料王夫人生下应选后，于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去世，张玄刚刚四十岁，一群孩子顿失母爱和温暖，家中事务乱如麻团，如同天塌了一般，一个大男人如何照料这五个儿子？守丧三年期满，无奈续娶太仆寺少卿袁俊的九女儿为继室。
袁氏夫人小张玄二十六岁，走进张家们就要做五个孩子的继母。可袁夫人以博大仁慈的胸怀，勇敢的承担起了这一重任，像亲娘一样对五个孩子疼爱有加，克勤克俭操持家务，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俗话说，家有贤妻夫不受屈，家有良母子不受欺，张玄人到中年突遭丧妻之痛，却又娶了出身官宦世家教养极佳的袁九小姐，既知冷知热，又敬老爱幼，一家人和和睦睦，其乐融融，也算三生有幸。
不久，袁夫人也生下一子，张玄为其取名应宿，含义有二，一是认为这孩子是天上星宿下凡人间，日后必能大富大贵，二是希望这孩子日后能取得功名，成为皇帝身边值宿守卫之臣。为了让六个儿子读书成才，张玄在虹河（虹河穿城而过）岸边建起了虹阳书楼，藏书数万卷，经史子集应有尽有。自古富不过三代，钱财再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而书卷之香却能代代相传。张玄懂得这些道理，所以才建了虹阳书楼，把希望寄托在子孙身上。（虹阳书楼位于今秣陵镇东街小学院内，现保存完好）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袁夫人与张玄结婚刚刚十一年，一场大祸从天而降，张玄于嘉靖三年（1524）病逝家中，年仅五十四岁。袁夫人时年二十八岁，幼子应宿不到十岁，五个继子都还未成年，她强忍悲痛料理了丈夫后事后，竟然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割鼻自誓，矢志守节，永不再嫁！然后毅然承担起六个孩子的生活起居，督促孩子们读书上进，像欧母画荻那样教育孩子们，历三十四年如一日，终使六个孩子学有小成，成家立业。嘉靖四十五年（1566）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一岁。
袁夫人生前没能看到儿子们考取功名，但她的后代子孙却功名连绵，仕途不绝。尤其是张应宿，饱读四书五经闻名当世。他的五个儿子都有功名，长子正容为廪生；次子正脉万历恩贡生，任巩昌府（今甘肃省陇西）教授；三子正范为庠生；四子正色隆庆恩贡生，任隆平县（今河北隆尧县）教谕；五子正法为万历贡生。正脉之子鹏程，清顺治拔贡，任南阳府（今河南南阳市）训导。应命之孙锦堂，万历拔贡，任兴义县（今贵州兴义市）知县。应命六世孙硕抱，康熙五年拔贡，任庆云县（今山东庆云县）知县。
清光绪年间，张玄次子应魁的后裔一门，又出了举人张瑞桢，进士张镇芳。二公张校后裔两次辉煌，一跃龙门，文人盛矣！张氏家族第一次显达，实出于张玄立楼之功和袁氏夫人画荻之爱。张校后裔的第二次显达，则离不开张玄十三孙张锡才的奋斗。
张锡才，字广聚，张玄次子张应魁的十二世孙。到他这一辈，明初那随意开荒占地的情况早已过去了三四百年，项城历经十四五代人的发展，由原来的地广人稀走向人多地少，多数又退回到以农耕为主的小农经济。张氏家族也不例外，各分支面临家道中落的危机。当初因族人繁多，张应魁后裔一支分居于城东北高庄（秣陵东北五里半处），所以张锡才也算是高庄人，成了一个很平凡的庄稼人。
项城县志曾有记载，项地历来为泽国。汾河以南历来就有这样的传说：九里十八坡，坡坡水连波。蛤蟆尿泡尿，淹了十八坡。那时，水涝灾害严重，坡洼地中，槐草丛生，野鸭嬉戏。这种坡地春天播种，秋天一场暴雨就会颗粒无收，就是有点收入，也是种一葫芦打两瓢，谁愿意去开发呀？槐草不怕水淹，人们任由其蔓延。
槐草瓷实，有两个功用，一是烧火做饭耐燃，一是盖房做顶耐沤。如果不是缺了烧柴或者房顶漏雨，谁也看不上这自生自长的槐草。一次，城中严贡生家说：张锡才，你给我挑来一担槐草修缮房顶，我给你一百文铜钱。张锡才照做了，从中也发现了槐草的利用价值，于是每天割一大担进城去卖，就能得到铜钱一百文。这倒成了他耕种之外的额外收入。城里人喜欢这槐草烧柴，他有时一天可以送几次。
日复一日，积少成多。钱多了，张锡才就用瓦瓮装起来，埋在屋内墙根基下。十来年光景，他家环墙地下埋满了钱瓮，不知有多少串了（一串一千文，也叫一贯或一缗）。当时附近地价很便宜，不过八九百文，张锡才就找到买卖土地的中人说，你能帮我买到一份地，我就给你一串钱的酬金。中人很高兴，经常替他买地。日久，竟置地十几顷。张锡才这时把家从高庄迁到张新庄，位于城东八里半地。
之后，遇到风调雨顺，种麦得麦，种豆得豆，张锡才仓中积攒粮食几百石（一石十斗，一斗五十斤）。遇到荒年，张锡才出卖粮食，积钱数千缗。张锡才依靠勤劳致富，家业越聚越大，成了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他家院中有一棵大榆树，每年春天，榆叶未成之前榆钱累累，过路人都指着说，那是他家的摇钱树。
以前张氏家族曾出过三个拔贡、三个七品官（二知县、一府学教授）、三个贡生、两个八品教谕。但家道衰落之后，这些功名官职似乎就与他家无缘了。张锡才奋斗成功以后，十分盼望再现先祖的辉煌。为此，他把儿子张国安送到京城国子监读书。张国安功名虽无大成，却给后人带了个头。张国安生二子，长子张程远，任职山东郓城屯务厅（负责军屯，六品）。张程远原配夫人高氏，高氏卒，继配夫人为项城知县彭衍基（嘉庆十六至二十年）的妹妹，彭氏卒，后又配韩氏。张程远生四子，第四子张普善，太学生。张普善长子张淑颜，附贡生，太学生，候选教谕，赏五品顶戴。
张锡才二弟张世才无子，张国安的次子张致远过继给他做孙子。张致远也是饱读诗书，二十岁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可是彭知县竟使人示意，让致远给他送银子。这个彭知县，索贿竟然索到妹夫的弟弟头以上。张致远气愤的说：我耻以非义进身，宁落孙山外也！功名之路从此断绝。成年后，将家搬到阎楼村（位于秣陵北五里处），土地达到二十多顷。
咸同年间，捻军不断骚扰项城，张致远出资把阎楼建成环村木城，购买先进的火枪固守，捻军不敢围攻。县城被捻军围攻，张致远率火枪队助城守卫，打跑了捻军。莲溪书院破旧，袁甲三首倡兴学捐资，张致远出一千两银子。遇到灾年，张致远拿出粮食赈济灾民。做了很多善事。社会安定后，他居家课读，教育子孙早成大气。
张致远生二子，长子张大木，太学生。可惜张大木三十八岁早卒，未取大用，不能不令人遗憾。大木生四子二女，除次子存义早卒外，长子新芳、三子钧芳、四子警芳皆入国子监读书，成为太学生。二女儿嫁给袁世凯大哥袁世昌，因此与袁家结为姻亲。
张致远次子张瑞桢，字恩周，号雨埏，生于道光九年（1839），幼年聪颖无比，读书数行并下。早年得中秀才，旋食廪饩。精于天文、地理，尤其精通《易经》，旁及诸子百家，无论读什么书都带着极大兴趣精思深研；写文章精深华美，纵横恣肆，不拘一格，周围能比得上他的人极少。同县名士高积勋（字卓如，光绪三年丁丑进士，高钦中次子），才重一时，却独倾倒与瑞桢，二人经常相互赠诗唱和。高卓如曾在诗中这样称赞瑞桢：“风度端拟张九龄，沈酣子史醉六经。观书朗朗眼如月，下笔振振走雷霆。”
张瑞桢生二子，长镇芳、次锦芳（字絅庵，廪生）。夫人刘静斋出身于书香门第，是江北提督刘永庆的胞姑。兄弟俩刚会说话，夫妻二人便口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朝夕讲解书中大义，一定要他们了然于胸。因此兄弟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张镇芳，字馨庵，生于同治二年（1863），八岁入塾，孜孜攻读诗书。父亲常于书斋伴读。每当镇芳读史涉及忠孝仁爱信义之事，父亲总要大呼：“汝辈能如此，方不愧为吾子，无愧为人矣。”后来只要是张镇芳读经典诗词文赋，父亲不但危坐静听，而且对声调的抑扬顿挫稍有含混失调的地方，立即指正；发现有了错读就严加斥责；课后还要分别作文，次晨交卷。平时学习中，父亲为他立了严格的学规，如闻鸡而起，默背功课等。张镇芳背诵诗文时，向不许点灯，只准燃两只香火。这是为了让他集思静心，慢慢养成勤学强记的习惯，学业得以早成。光绪十年（1884）考上廪生，次年拔贡
张瑞桢文才这么出众，教子这么严厉，却功名晚成。他二十岁以院试第一名的成绩补为廪生，到五十五岁，中间有十一次参加乡试的机会，除去丁母忧、丁父忧两次外，他参加了九次乡试才算考中举人，真可谓皓首一生为功名。
更有趣的是，他四十六岁时曾与次子张镇芳（二十二岁）一同参加光绪十一年乡试，儿子中了解元，他却落榜了。次年春，儿子要进京参加礼部会试，老子却命儿子缓行。儿子不解，问为什么？老子说：老子已经老了，没几年的活头了，你就等一等，等老子考中举人后你再去参加会试吧！儿子也为老子感到委屈，不得不从。可是过了三年，张瑞桢再参加光绪十四年、光绪十七年两次乡试，仍然名落孙山。张镇芳却白白错过光绪十二年丙戌科、十五年乙丑科和十六年庚寅恩科三次会试。直到十八年（1892）壬辰科会试，张瑞桢不敢再耽误儿子的前程了，才不得不让儿子去参加考试。张镇芳一举成名，中了三甲九十一名进士。
张瑞桢眼看着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儿子都高中皇榜了，实在心有不甘，在儿子中进士的下一个乡试年即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秋天，参加他最后一次乡试，终于考中举人，“寒窗四十载，破壁晚登龙”，也终于遂了心愿。
明、清两代乡试、会试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考中的举人、进士则尊称主考官为恩师或座师。按惯例，士子们考中举人、进士，张榜之后都要登门拜谢恩师主考官，正式成为主考大人的门生。甲午科河南乡试主考官是刘显曾，张瑞桢应该是他门生。可是刘显曾是壬辰科殿试二甲八十三名进士，与张镇芳互称同年，张瑞桢去拜主考恩师，刘显曾怎敢以老师自居？仍按与张镇芳同年之名以侄子礼先行下拜伯父大人，一时传为盛事。
张镇芳，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湖南提法使、署理直隶总督等职。民国成立后，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调回北京。次年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朱启钤等同被列为“七凶”。袁世凯死后张镇芳参与张勋复辟，任内阁议政大臣、度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被捕。1918年获释，在天津任盐业银行董事、董事长。
张镇芳子嗣艰难，一妻五妾，没一人能为他生出个儿子来。无奈，于任长芦盐运使期间才将弟弟锦芳之子家骐（字伯驹）过继为子。张伯驹，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历任安武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
大公张训远后裔名人相对少些，他的十七世孙张淑栋，字尧松，号子和，今丁集镇陈庄人，青年时期考取廪生，光绪十五年恩科举人，光绪二十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
上文中说到，二公张校初居城内虹河下虹桥处，后裔张锡才先居高庄后迁居张新庄；张锡才的孙子张致远迁至阎楼，这样叙述最终目标不过是为了落在张镇芳、张伯驹父子身上。其实，大公、二公的后裔子孙人口众多，多次向外迁徙，遍布中国十九个省和沈丘、项城、淮阳、周口、西华等市县的二百多个村庄，总人口超过六万之众。
张氏家族也人才辈出，先后有167名秀才，27名贡生，4名举人，2名进士，这可以与王寨王廷谏家族相媲美。与项城袁世凯家族、高钊中家族、田作霖家族并列称为晚清项城四大家族，成为中原一带盛名远播的官宦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