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顶剥离开采
当理查德·卡茨不可避免地要重返录音室和他那几位年轻、迫切的乐队伙伴开始制作“胡桃的惊喜”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他用尽了一切拖延和逃避的手段，先是在美国每一个愿意接受他们的城市巡演，然后推进到更为遥远的外国，当他打算将塞浦路斯加在他们的土耳其之旅后面时，他的乐队伙伴们造反了，随后，在安卡拉某家酒店的房间里，在接过鼓手蒂姆太过粗暴地抛向他的一本萨曼莎？鲍威尔关于世界种族灭绝的精彩论述的平装书时，他折断了左手的食指，随后，他独自躲到纽约艾迪伦达克山区的一个录音棚为一部丹麦艺术片制作配乐，这个项目闷到他发狂，他在普拉茨堡找到一个可卡因卖家，将丹麦政府艺术基金会的五千欧元双手奉上，随后，他招呼都没打一声就开始了他在纽约和佛罗里达的一段极为奢靡的生活，直到在迈阿密因酒后驾驶和持有毒品被捕，随后，他进了塔拉哈西的古布泽诊所，经历了六周的戒毒治疗和对康复福音的恶意抗拒，其间诊所爆发过一次水痘疫情，他因为不够小心也中了招，等从带状疱疹中复原，他又在戴德县公园做了二百五十个小时无忧无虑的社区服务工作，随后，他就拒绝接听电话和查看电邮，在他的公寓中闷头读书，借口说要用这段时间来恢复他对女人和毒品的抵抗力，而这两样对他那几个年轻的乐队伙伴而言，似乎都是可以在不过分痴迷的情况下享用的东西，直到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后——他给蒂姆寄了一张明信片，让他转告其他人，说他已经彻底破产，准备全职去给人修建屋顶平台；而乐队的其他成员则开始为等了他那么长时间而感到愚蠢。
并不是说这有多么重要，但卡茨确实破产了。在乐队最火的那一年和前一半的巡演期间，收支差不多刚好平衡；每逢出现结余的危险，他就会提升乐队的酒店标准，并请全酒吧的歌迷和陌生人喝酒。尽管《无名湖》和消费者新爆发的对创伤乐队老专辑的兴趣为他挣到了比过去二十年的总收入还要多的钱，但为了重新安置他那个放错了地方的自我，他成功地挥霍掉了当中的每一毫。降临在创伤乐队这位多年主唱身上的最具创伤性的事件有：（一）得到格莱美音乐大奖提名；（二）听到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播放他的音乐；（三）十二月的销售数字显示，《无名湖》成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几十万听众放在修剪得很有品位的圣诞树下的完美圣诞小礼物。获得格莱美提名这一项尤其让他感到一种失去方向的尴尬。
卡茨在通俗社会生物学方面有过广泛的阅读，对抑郁这一人格特质和它在人类基因池中貌似反常的持续存在，他的理解是，抑郁是一种对无休止的痛苦和艰难的成功适应。悲观主义，无用和缺少权利的感觉，无法从快乐中获得满足的无助，关于世界整体糟糕透顶的痛苦认识：无论是对卡茨父亲这边被执拗的反犹太分子从一个犹太小镇驱赶到另一个犹太小镇的犹太祖先而言，还是对他母亲这边在夏季短暂、土地贫瘠的北欧辛苦地靠耕种黑麦和大麦为生的盎格鲁-撒克逊家族而言，总是感到苦闷和作最坏的预测一直是他们应付恶劣生存环境的正常方式。毕竟，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像坏消息那样去满足一个抑郁者。
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但它有它的进化优势。无论多么的令人绝望，逆境中的抑郁者仍设法将他们的基因传递了下来，而那些善于自我改良的人则皈依了基督教，或是移居到了阳光较为充裕的地方。逆境之于卡茨，好比浑水之于鲤鱼。他和创伤乐队的最好时光恰好与两届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重叠，而克林顿政府（至少在莱温斯基事件之前）对他来说可谓某种考验。现在到了小布什政府，所有政府当中最差劲的一届，若不是因为他意外成功，他原本可以重新开始创作音乐。他在地面上扑腾着，像离开水的鲤鱼，他的精神之鳃徒劳地从一片认同和丰裕的空气中用力吸取黑暗食粮。他立刻觉得从青春期开始，他还没有这么自由过，而有史以来，他也从未比现在更接近自杀。在二○○三年的最后几天里，他又回去做修建平台的工作了。
一开始，他的运气不错。头两位客户是一对年轻人，搞私募股权投资，喜欢听红辣椒乐队的音乐，分不出谁是理查德？卡茨，谁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他得以相对平静地在他们的屋顶上锯木头、钉钉子。
到了二月份，他接到第三单活，开始不幸地为自以为认识他的人工作。
那栋房子位于教堂街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怀特街，客户是个富有的艺术类书籍独立出版人，收藏有创伤乐队的全部乙烯基唱片专辑；这么多年，理查德并不记得在霍博肯的麦克斯韦酒吧那稀稀落落的人群中见过他的面孔，他似乎为此感到受伤。
“那么多张脸，”卡茨说，“我记不住。”
“莫利从舞台上掉下来的那晚，我们后来一起去喝了酒。她那条沾了血的餐巾还在我这儿。你想不起来？”
“一片空白。对不起。”
“好吧，随便吧，很高兴看到你获得了一些你应得的认可。”
“咱们最好别说这个了，”卡茨说，“还是来说说你的屋顶吧。”
“基本上，我希望你发挥你的创造力，然后开账单给我就行了，”
客户说，“我想拥有一个理查德？卡茨修建的平台。我无法想象你会长期干这个。听说你在做生意的时候，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耳朵。”
“可是平台大概要多大，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材料，这些信息还是很有用的。”
“什么样都行。只要有创意。甚至什么样都无所谓。”
“可你最好还是耐心些，假装有所谓比较好，”卡茨说，“因为如果你真的无所谓的话，我不确定我……”
“把整个屋顶都盖住，好吗？做个大大的。”客户似乎有点生他的气了，“露西想在上面开派对，这也是我们买这栋房子的原因之一。”
这位客户有个儿子，名叫扎克利，史岱文森高中的高三学生，正处于摸索阶段的时髦人，显然也颇能弹几手吉他。卡茨工作的第一天，他从学校回来后上到屋顶，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仿佛卡茨是一头拴着链子的狮子，问了他一连串意在展示他自己对古董吉他的了解的问题，而在卡茨看来，那是一种尤为令人厌烦的恋物情结。他如实说了他的想法，那孩子恼火地离开了。
第二天，卡茨往楼顶搬木材和釜山牌木板的时候，扎克利的妈妈露西在三楼平台处截住了他，不请自来地提供了她的看法：“创伤”一向是那种装模作样、散播焦虑情绪的男孩气的乐队，从来都不曾吸引她。
然后她等在那里，嘴巴微张着，眼里满是俏皮的挑衅意味，想看看她的亮相——她戏剧性的出现——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她似乎对自己这种挑衅方式的原创性相当自负，这个类型的女人都是这副德性，卡茨之前已经领教过一百次同样的挑衅，几乎连一个字都不差，于是这就将他置于一种因无法装出被冒犯的样子而感到不好意思的可笑境地：
他可怜露西那勇敢的小小自我，在一个开始变老的女人内心那片由不安全感汇成的汪洋大海上颠沛流离。他怀疑就算他愿意勉力一试，他和她也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可是他知道如果他甚至不肯象征性地装出一副被冒犯的样子，她的骄傲会受到伤害。
“我知道，”他说，把釜山牌木板靠在墙边，“所以说，制作出一张女人们也能够欣赏的完全成人感觉的专辑，对我而言可谓一大突破。”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无名湖》？”露西说。
“你怎么知道我在乎你喜不喜欢《无名湖》？”卡茨无畏地反驳道。
整个早晨他一直在爬上爬下，可真正让他精疲力尽的是他不得不表演他自己。
“我是喜欢它，”她说，“不过它或许稍稍有些被夸过头了。”
“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卡茨说。
她恼火地离开了。
八九十年代，作为一名建筑承包人，卡茨的最佳卖点就是他在创作不受欢迎但值得得到经济援助的音乐，为了避免削弱这点，他几乎一直被要求不要表现得那么专业。他那时候的衣食父母是些住在三角地的艺人和电影人，他们为他提供食物，有时还有毒品，如果他在中午之前就出现在工作现场，如果他不去和那些没可能得手的女人们搭讪几句，如果他在没有超出预算的情况下按时完工，那么他们就会质疑他对音乐创作的投入程度。可现在，三角地已全部被金融界吞并，而穿着紧身短背心和比基尼小短裤的露西，整个上午都流连在她的DUX豪华大床上，盘腿坐着读《纽约时报》或者打电话，每次卡茨经过她都透过天窗向他挥挥手，她那几乎未被遮住的阴毛和她那相当有看头的大腿时刻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卡茨摇身一变成为职业精神和新教徒美德的忠实拥护者：每天九点准时开工，天黑后还要干好几个小时，为的是提前一两天干完那单活，尽早从那鬼地方脱身。
从佛罗里达回来后，卡茨对女人和音乐都失去了兴致。这种厌倦对他来说还是个新鲜事，而他也足够理智地认识到，这和他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和现实则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女性身体本质上的同一性并不排斥无穷无尽的多样性，而他也没有理由对流行音乐的组成元件——大、小重力和弦，四二拍和四四拍，A-B-A-B-C——的同一性感到绝望。每天当中的每一个小时，在纽约州的某个地方，某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都有可能正在创作一首听上去清新得堪比创世清晨的歌曲，至少，在听头几遍或头二三十遍的时候是这样。自从拿到佛罗里达假释局的假释令并和公园管理处那位胸部很大的监管人玛尔塔？莫利纳道别之后，他就一直没能再打开他的音响或碰一碰他的乐器或想象让任何其他女人上他的床——再也没有。几乎每天，他都会听到从某人的地下练习室，甚至（有这样的可能）香蕉共和国或者Gap专卖店的某扇临街大门后面传出吸引人的新声响，几乎每天，他都会在曼哈顿下城的街道上看到将要改变某人生活的年轻女人，不过，他已经不再相信那个人可能会是他。
接着，一个寒冷的周四中午，清一色灰蒙蒙的天空中飘起了小雪，市中心地平线上的消极空间看上去不那么消极了，沃尔沃斯大厦和它那些童话般的塔楼也变得模糊不清，小雪在风力作用下斜斜地飘落进哈德逊河，以及远处黑沉沉的大西洋中，也把四楼的卡茨和地面上的人流车流隔了开来。小雪落地即融，街上湿漉漉的，在湿润的空气里，交通嘈杂声中的高音部分变得更加尖锐，也更加悦耳，他的耳鸣声也几乎消失了。当他把釜山木板切割成合适的小块，嵌入三座烟囱之间错综复杂的空间时，他感觉自己被裹在了两样东西里面：天上飘落的小雪和他正在干的体力活。时间不知不觉就从中午到了傍晚，他一次也没有想起要抽支烟，而因为目前他就是用每次抽烟之间的间隔来将他的一天分成适合吞咽下肚的一个个小块，所以他觉得，在吃完午餐三明治后还没有过上十五分钟，那个不受欢迎的扎克利就突然冒了出来。
他穿着一件带帽上衣和那种卡茨最初在伦敦街头看到过的低腰紧腿裤。“你觉得‘图西族的野餐’怎么样？”他说，“你喜欢他们吗？”
“没听说过。”卡茨说。
“不可能！我没法相信。”
“可事实如此。”卡茨说。
“那‘公然犯罪’呢？他们不是很棒吗？他们那首三十七分钟的歌？”
“还没有这份荣幸。”
“嘿，”不屈不挠的扎克利说，“你觉得六十年代晚期被收录在《粉红色的枕头》里的那些迷幻风格的休斯敦乐队怎么样？他们的有些声音让我想起你早期的作品。”
“我需要你脚底下的那块材料。”卡茨说。
“我觉得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或许有些影响力，尤其是白沙瓦？瑞克肖。”
“抬一下你的左脚。”
“嘿，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
“现在这把电锯要开始工作了。”
“只问一个问题。”
“好吧。”
“这是你音乐创作进程的一部分吗？重拾你过去的日间工作？”
“我还没怎么想过。”
“是这样的，因为我学校里的朋友们在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我认为这是你音乐创作进程的一部分。比如，你或许是在重新体验做体力劳动者的感觉，好为你的下一张专辑搜集素材。”
“帮我个忙，”卡茨说，“告诉你的朋友们，如果他们的父母需要修建屋顶平台，让他们打电话给我。只要在十四号街以下和百老汇大街以西，我都可以接受。”
“说真的，那是不是你做这个工作的原因？”
“电锯的声音很吵。”
“好吧，可是能再问一个问题吗？我发誓这是最后一个。我能为你作个访问吗？”
卡茨开动了电锯。
“行吗？”扎克利说，“我们班有个女孩非常喜欢《无名湖》。如果我能为你录一小段采访录音，发到网上，她或许会愿意和我说几句话。”
卡茨放下电锯，严肃地打量着扎克利。“你是个吉他手，可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法让女孩对你感兴趣？”
“这个嘛，唯独这个不行。她的音乐口味比较主流。这场仗一直都不怎么好打。”
“而她就是你一定要追到手的那个，没有她你就没法活的那个。”
“差不多。”
“她上高三，”还没来得及阻止自己，卡茨已经条件反射式地暗自打算了一番，“中间没有跳过级什么的？”
“就我所知，没有。”
“她叫什么？”
“凯特琳。”
“明天放学后带她过来。”
“可她不会相信你在这里，所以我才想做个访谈，以证明你就在我家。这样她就会想要过来和你见面了。”
差两天，卡茨的禁欲生活就满整八个星期了。在前面的七个星期里，弃绝性爱就好比是戒掉毒品和酒精的自然补充——一种美德支撑起另一种美德。不到五个小时之前，透过天窗瞥到扎克利那位有展览欲的妈妈，他的感觉还是毫无兴趣，甚至微微有些恶心。可现在，突然之间，他的直觉清楚地告诉他，他的禁欲纪录要停留在八周差一天了：他将任由小心翼翼的凯特琳将他捕获，从现在开始，他将想象着她可能拥有的一百万个有着微妙区别的面孔和身体，以此来消磨到明晚之前无数个清醒的瞬间，随后运用他的魅力并尽情享受这番练习的成果——所有这一切，不知是否值得，都是为了打击扎克利，并让一个有着“主流” 品位的十八岁歌迷的幻想破灭。他看到原来之前他不过是把对不道德行为的不感冒变成了一种美德。
“这样吧，”他说，“你来安排，想好你要问的问题，两个小时后我下去。可是明天我需要看到结果。我需要看到这不是你在瞎扯。”
“太棒了。”扎克利说。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对吧？我已经不再接受访问了。如果我为你破例，我们要看到成果才行。”
“我发誓她会想过来看看的。她肯定要来见见你。”
“好的，那么好好去想想我要帮你一个多大的忙吧。我七点左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