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最近曾建议他，为克制他的愤怒，每次开车的时候可以打开收音机，用听节目来转移注意力，可是对沃尔特而言，每一家电台都在传播同样的信息，那就是，全美国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关注地球正在被毁灭这回事。福音电台、乡村电台、林堡电台，当然了，都在为地球的毁灭大声叫好，经典摇滚电台、新闻广播网电台，则完全是无事忙，而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在沃尔特看来，就更加糟糕。《大山舞台》和《草原之家》：在地球大难临头时依旧歌舞升平！最糟的是《早间播报》和《面面俱到》。该电台的新闻栏目以前相当自由开明，现在却成了中右翼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又一个传声筒，将国民经济增长出现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减速都定义为“坏消息”，成心将每天早晚那些宝贵的广播时间——那些原本可以用来提升公众对人口过剩和大量物种灭绝的警觉度的时间——都浪费在严肃而愚蠢的文学小说评论或者“胡桃的惊喜”那样的乐队制作的古怪音乐上面。
还有电视：电视和收音机一样，只不过还要糟上十倍。世界就要化为乌有，全国人民却亦步亦趋地跟踪着《美国偶像》每一次伪装的变化，在沃尔特看来，无论前方有什么样的灾难在等待，都完全是这个国家应遭的报应。
当然，他知道他的这些感受不对头——如果仅仅是因为，差不多有二十年，在圣保罗的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就好了。他知道，愤怒和抑郁是近亲，知道如此偏执地沉迷于各种末世预言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也知道就他的情况而言，这样的沉迷源于妻子带给他的挫败感和儿子带给他的失望。而假如，他是独自一人面对这样的愤怒，他很有可能承受不来。
但是，拉丽莎一直陪伴着他。她认同他的远见，分担他的紧迫感。
在和她的第一次会面中，她就向他说起十四岁那年和父母返回西孟加拉邦的家庭旅行。加尔各答的人口密度，人们生活中的苦难和污秽不仅让她感到悲哀和恐怖，还让她厌恶——她正好处于敏感、激愤的年龄。
回到美国后，在这种厌恶感的推动下，她成了素食主义者，并开始关注环保研究，等上了大学，发展中国家的妇女问题又成为她关注的一大焦点。尽管大学毕业后她凑巧在自然保护协会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她的心思——和年轻时的沃尔特一样——一直都放在人口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上。
拉丽莎当然也有全然不同的另一面：容易被强壮、传统的男人吸引。她的男友杰拉姆就是个体形笨重、有些丑陋，但是骄傲且目标清晰的人，一个正在实习的心脏外科医生。沃尔特见过不止一个像拉丽莎这样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将她们的魅力寄放在杰拉姆这个类型的男人身上，以此避开去哪里都会被挑逗的问题。然而六年以来，杰拉姆不断升级的愚蠢举动似乎终于让她摆脱了这种吸引。她今晚问沃尔特的那个问题，关于绝育手术的问题，唯一真正让他意外的是她竟然还觉得有必要问别人。
为什么她要问他？为什么？
他关掉电视，在拉丽莎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仔细思考这个问题。
答案立刻浮现出来：她是在问他是否可能想和她生个孩子。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她是在提醒他，就算他想，她或许也不愿意。
而病态的是——如果他对自己诚实的话——他确实想和她生个孩子。并不是说他不那么喜欢杰西卡，事实上，在某种更为抽象的层面，他也爱着乔伊。但是，感觉上他们的母亲却突然变得离他非常遥远。
帕蒂当初或许就不是非常愿意嫁给他，他还是从理查德那里第一次听说她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夏日傍晚，在明尼阿波利斯，理查德说起他的床伴和一个篮球明星住在一起，说她改变了他对大学女运动员的偏见。帕蒂差点就追随理查德而去，而正是得益于她没有去——相反，她接受了沃尔特的爱——这一令人满意的事实，他们才拥有了共同的生活，拥有了婚姻、大宅和孩子。他们一直是对好夫妻，却也是对怪夫妻；而这些日子以来，他们越来越像是一对配错了对的夫妻。拉丽莎是真正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是全心全意爱慕着他的灵魂伴侣。如果他们俩有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会像他。
他继续在她的房间里踱来踱去，焦躁不安。想到酒和红脖子乡巴佬，他脚下的步幅越来越大。他现在竟在想着和自己的助手生孩子！而且居然没有假装不在这样想！这完全是在过去一个小时里发生的新鲜事。
他知道这点，因为当他建议她不要做输卵管结扎手术时，他真的没有想到他自己。
“沃尔特。”床上的拉丽莎说。
“我在这儿，你觉得怎么样？”他说着急忙走到她身边。
“我本来以为我会吐，可现在我又觉得不会吐了。”
“那就好！”
她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温柔地笑着说：“谢谢你留在这里陪我。”
“哦，不用谢。”
“喝了啤酒感觉怎么样？”
“我都说不上来。”
她的唇就在那里，她的嘴就在那里，而他的心似乎快要跳出胸腔。
吻她！吻她！吻她！它这样告诉他。
就在这时，他的黑莓手机响了。铃声是蔚蓝莺的鸣唱。
“接吧。”拉丽莎说。
“呃……”
“没关系，接吧。我躺在这里很好。”
是杰西卡打来的。不是什么要紧电话，他们每天都通话。可是光在手机屏幕上看到她的名字就足以把沃尔特从悬崖边拉回来了。他在另外一张床上坐下，接了电话。
“你听上去像是在走路，”杰西卡说，“你急着赶去什么地方吗？”
“不，”他说，“事实上，我在庆祝。”
“你听上去像是在骑脚踏车，气喘吁吁的。”
他的胳膊连将手机举到耳边的力气都没有。他侧躺着，向女儿诉说早上发生的事和他的种种疑虑和担忧，女儿则尽力安慰着他。他已然相当喜欢每天通电话这样的沟通节奏。杰西卡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他允许问候他情况而不是抢先用一大堆关于她的生活的问题来转移话题的人；她以这种方式照顾着他；她是继承了他的责任感的那个孩子。尽管她的理想还是要成为一名作家，而且目前在曼哈顿做着一份工资很低的编辑助理的工作，但她天生是个环保主义者，还希望未来的写作以环境问题为焦点。沃尔特告诉她，理查德周末要来华盛顿，问她是否仍打算参加他们的讨论，贡献出她那宝贵的年轻人的看法。
她说她肯定参加。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他问。
“呃，”她说，“我去上班的时候，我的那些室友可不会神奇地自动变成更好的室友。我把衣服堆在门边，这样烟就不会飘进我的房间了。”
“你不能让她们在室内抽烟。你得把这点告诉她们。”
“是，可我是少数派，这就是问题所在。其实她们俩才刚开始抽，还有可能意识到抽烟是多么不明智，然后戒掉。可在那之前，我真是得屏住呼吸。”
“工作怎么样？”
“老样子。西蒙更讨厌了。他简直是个皮脂生产厂。只要他在你桌边待过，你就得把所有东西都擦上一遍。今天他在艾米丽桌边磨叽了快一个小时，想让她和他一起去看尼克斯队的比赛。高级编辑总是能拿到各种免费票，包括体育比赛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猜尼克斯这会儿肯定正在为他们的那些好位置坐不满人而着急。艾米丽那样子就好像在说：‘我还能再找出几百种方式来说我不去呢？’后来我终于忍不住走过去，问候起西蒙的太太。你知道的——太太？在提尼克有三个孩子？忘记了吗？不要再往艾米丽的衬衣里看了，好吗？”
沃尔特闭上眼，想找点话来回应女儿。
“爸爸，你在听吗？”
“我在，在。这个，呃，西蒙，多大年纪了？”
“我不知道。说不准。或许比艾米丽大两倍不到吧。我们猜测他是不是在染发。有时候他头发的颜色好像会变，每周看上去似乎都有点不一样，不过那也可能是身体油脂分泌的问题。幸好我不是他的直接下属。”
沃尔特突然担心他会哭出来。
“爸爸，你在吗？”
“在，在。”
“你不说话的时候，你的手机变得好像没人在听一样。”
“嗯，我在听，”他说，“你周末回来，那太好了。我想我们安排理查德住客房吧。我们周六开个长会，周日再开个短会。试着敲定一个具体计划。拉丽莎已经有一些好主意了。”
“那还用说。”杰西卡说。
“那太好了。咱们明天再聊。”
“好的，我爱你，爸爸。”
“我也爱你，宝贝。”
他任由手机从手里滑落，躺着哭了一会儿，无声地，晃动了那张劣质的床。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该怎样活着。他在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新事物都推着他往一个他确信正确无误的方向前进，可是接着，下一个新事物又突然出现，把他推到相反的方向上去，而他觉得，这个方向也是对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在他看来，他就像是弹球游戏里那只单纯对撞击作出反应的弹珠，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抛下他的婚姻跟拉丽莎走，这个念头原本是那么的不可抗拒，直到他在杰西卡的那个中年同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他也不过是又一个认为自己有权利享有更多，更多，更多东西的喜欢超前消费的美国白人男性：在耗尽本国的女人资源之后，爱上一个新鲜的亚裔女人，在此，他看到的是爱情领域的帝国主义。还有他和基金共同规划了两年半的这个项目，他原本对他的论据的合理性和使命的正确性都确信无疑，可是今早在查尔斯顿，他却只是感觉到，除去犯下可怕的错误，他什么也没能成就。同样地，还有反人口过剩运动：难道还有比投身于这项在这个时代最为危急的挑战更好的生活方式吗？可是，当他想到他的拉丽莎要接受绝育手术，这项挑战似乎就变得无中生有，没有意义。该怎样活着呢？
他正在擦干眼泪，找回他的自控力，这时，拉丽莎起身走了过来，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她的身上有一股甜甜的马丁尼的味道。“我的老板，”她轻声说，抚摸着他的肩膀，“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板。
你是如此了不起的一个人。我们明天一早起身，一切都会顺利的。”
他点点头，抽抽鼻子，稍稍喘息着说：“请你不要去做绝育手术。”
“好的，”她说，抚摸着他，“我不会今晚就去做的。”
“什么事都不用急着作决定。慢慢来。”
“好的，慢慢来，慢慢来。一切都会慢慢来的。”
此刻，如果她吻他，他会回吻她，可她只是不断抚摸他的肩膀，直到最后，他终于找回一部分职业的自我。拉丽莎看上去有些惆怅，但并没有特别失望。她像个困了的孩子似的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沃尔特留下她和她的三明治，拿着自己的牛排回了隔壁房间。满怀罪恶感的他野蛮地直接用手拿起牛排，用牙齿撕咬，然后吞食，吃得下巴上油乎乎的。他再次想起了杰西卡那个油腻、掠夺成性的同事西蒙。
这个联想，连同房间的冷清和简陋都让他清醒，他洗了把脸，花了两个小时处理电子邮件，而与此同时，拉丽莎睡在她那未被掠夺的房间里，梦着——什么呢？他想不出。但他确实感觉到，通过走到离悬崖边那么近，然后又那么吃力地退回来，他们给自己打了一剂预防针，从此他们再也不会离悬崖边那么近了。这对现在的他未尝不是件好事。
这是他熟悉的生活方式：有纪律，克己。想到还要过多久他们才会再次一起出差，他感到安慰。
他的新闻发布人辛西娅用电邮发来新闻发布会及将于明天中午——等炸毁福斯特洼地的行动一开始——公布的初步声明的终稿。
另外，基金在哥伦比亚的负责人爱德华多？索凯尔也发来一条简短、口气不怎么愉快的信息，确认他愿意错过自己大女儿周日的成人礼，飞来华盛顿。沃尔特需要索凯尔于周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坐在他身边，以此强调蔚蓝莺保护公园的泛美性质，突出基金在南美取得的成绩。
为保护自然而进行的大宗土地交易，在最终敲定前秘而不宣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可是，这宗交易牵涉到在一万四千英亩林地上进行山顶剥离开采这样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这就很少见了。倒回到二○○二年年底，当沃尔特不过是向当地环保社团暗示，基金可能会允许在蔚蓝莺保护区进行山顶剥离开采，乔丝琳？佐恩就通知了西弗吉尼亚每一位反煤炭公司的记者。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负面报道，而沃尔特也意识到，他根本承受不起将所有的事实都披露给公众。钟表滴答滴答地响；没有时间去慢慢教育大众，改变他们的看法。最好还是将他与纳唐能源、布拉斯科的协议保密，最好让拉丽莎说服科伊尔？马西斯和他的邻居们签署保密协议，然后等着生米煮成熟饭。可现在一切都完了，重型机械正在开进大山。沃尔特知道，他必须在消息流传开之前站出来，用他的阐释将其扭转为一个以科学复植为基础、以富有同情心的搬迁为特点的“成功案例”。然而，他越是思考这个问题，就越是确定媒体一定会为山顶剥离开采而大肆批评他。之后的好几个星期他都将被困在灭火行动中。可与此同时，他的反人口过剩运动也迫在眉睫了，而这才是他目前唯一关心的事情。
他又看了一遍新闻发布会的终稿，随后深感不安地最后查看了一次他的电子邮件列表，发现一封来自caperville@nytimes.com的新邮件。
你好，伯格伦德先生。
我是丹？卡佩维尔，我正在写一篇关于阿巴拉契亚土地保护的报道。我知道蔚蓝山基金最近就西弗吉尼亚怀俄明县一大片林地的保护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我希望能在您方便的时候尽早和您谈谈这件事……怎么搞的？《纽约时报》怎么就已经知道了今早签署协议这件事呢？在当前的情形下，沃尔特完全没法仔细思量这封邮件，他立刻写好回邮，都没来得及重新考虑就发了出去。
亲爱的卡佩维尔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我非常愿意和您聊聊基金处于筹备中的各种令人激动的事。凑巧的是，下周一早晨，我们将在华盛顿举办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重大而激动人心的环境保护新方案，希望届时您能来参加。考虑到贵报的重要地位，我也可以在周日晚上提前发给您一份我们的新闻发布稿。如果周一早晨您能提早和我面谈，我或许也能够安排。
期待与您的合作——
沃尔特？E.伯格伦德
执行官，蔚蓝山基金
他给两封邮件附上评语“怎么搞的？”，转发给辛西娅和拉丽莎，然后焦虑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里想着此时此刻要是再有一杯啤酒就好了。（在四十七年里他就喝了一杯啤酒，可他已然觉得自己像上了瘾一样。）现在，正确的做法或许是叫醒拉丽莎，开车赶回查尔斯顿，赶搭明早的第一趟航班飞回华盛顿，将新闻发布会提前到周五举行，在流言四起前完成正式发布。但是，这个世界，这个制造疯狂、速度飞快的世界，好像正密谋夺走他现在真正想要的仅有的两样东西。他已经失去了亲吻拉丽莎的机会，而在对付西弗吉尼亚这摊子麻烦事之前，他至少想在周末和拉丽莎、杰西卡、理查德一起为他们的反人口过剩运动制定计划。
十点半，他还在房间里兜圈子，觉得自己被剥夺了一切，他焦虑，他可怜他自己，终于，他忍不住给家里的帕蒂打了个电话。他认为他的忠诚应该得到称赞，又或许他只是想将愤怒发泄到他爱的人身上。
“哦，是你，”帕蒂说，“我没想到你会给家里打电话。一切顺利吗？”
“一切都糟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