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中，这种力量也常常带着一丝凶狠。慈善机构和宗教机构一般不会从圣人中选用行政人员。迄今为止，社会主义者建立起来的社团——耶稣会、波尔罗亚尔修徒，以及在新哈莫尼、布鲁克农庄和琐珥的美国社团，只有任命犹大们担任管事，才有可能继续存在，而其余的职位则可以安排善良的自由民。一个虔诚的、仁慈的老板会有一个并不那么虔诚的、仁慈的工头。最和善的乡村绅士往往喜欢他那只守护果园的恶犬的牙齿。先前乡下有个家喻户晓的说法，那就是震颤派教徒总是派魔鬼去经商。为了表现上帝的无所不能，绘画、诗歌和大众的宗教总是从地狱里汲取天谴的例证。社会上便有了一种叫人委实难以理解的说法，那就是些许的邪恶有助于强身健体，就像良心无益于手脚，可悲的、穷困潦倒的、拘泥于法律秩序的君子们无法像野山羊、狼和野兔一样奔跑。就像医药里需要用毒一样，世界的运转离不开恶棍，何况在恶徒中同样也不乏公德心和乐于助人者。极端自私和政治行为都与公益精神和融洽的邻里关系巧合为一体，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我认识一个粗鲁的旅馆老板，他常年在我们乡下的一个中心城镇上经营酒店。他是一个无赖，整个城镇都受不了他。他善于交际，八面玲珑，自私贪婪，没有什么坏事他干不了，也没有什么坏事他不敢干。但是他与市镇管理会的委员交情匪浅，当委员们来到他的酒店里就餐时，他用上等的排骨招待他们。他对法官阁下也十分殷勤，见面时总是紧紧地握着法官的手。他介绍所有的魔鬼——包括男男女女——进入这个城镇，集恶棍、纵火犯、骗子、酒保、窃贼多重身份于一身。他在夜里剥去禁酒人家的树皮，剪去他们马匹的尾巴。他领导“酒鬼”和激进分子参加镇民大会，发表演讲。与此同时，在他的酒店里，他显得彬彬有礼、心怀大度、平易随和，无疑是个最富有公益精神的市民。他积极参与修路种树，捐资兴建喷泉、加油站和通信站。他引进新型马力牵引耙机、新型刮刀、婴儿的套头衫之类由康涅狄格州送给令人尊敬的公民们的东西。可同时，他也无所顾忌地在店里设下花样百出的陷阱，让过往客商逗留在他的店里，以便能赚他们更多的钱。
创新和行动的力量由于过度消耗而扭曲了自身时，就好像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这种弊病并非无药可救。人类使唤的一切自然力量，有时候会成为他的主人，尤其是那些最难以捉摸的力量。那么，他要抛弃蒸汽、火、电，还是学会对付它们？对于这一类东西的法则是：多多益善，但要把它们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像这些动脉里流淌着过多血液的人不能光靠坚果、药汤和哀歌为生，他们不能以阅读小说或者打惠斯特桥牌为乐，星期四的演讲和波士顿图书馆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渴望冒险，必定要前往派克峰。他们情愿死于美国土著波尼族人的石斧之下，也不愿意整日整夜地坐在账房的桌子边。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战争、海洋、采矿、狩猎、开荒，他们生来就是为了九死一生的奇遇、为了巨大的风险、为了一生坎坷带来的乐趣。一些人无法忍受海上一个小时的宁静。
我记得一个可怜的马来西亚厨师在利物浦的邮轮上工作，每当狂风来临，他就按捺不住喜悦，“吹吧，”他大叫道，“我要告诉你，吹吧！”他的朋友和管理者一定要让他暴躁的脾气有机会得以宣泄。那些在家里注定声名狼藉的喧闹者如果被送去墨西哥，他们就会“往你脸上贴满荣耀”，作为英雄和将军载誉归来。我们发现美国有那么多参加远征的俄勒冈人、加利福尼亚人是在自讨苦吃。年轻的英格兰人是高雅的动物，满腔热血，当他们没有战争来发泄躁动不安的勇气时，他们便去寻找像战争一样危险的旅行：跃入挪威西海岸的大旋涡，游入达达尼尔海峡，登上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在南美洲追逐狮子、犀牛、大象，在西班牙和阿尔及尔随博洛一起狂欢，在兰开斯特海峡的冰川里乘艇航行，在赤道上窥望火山口，在婆罗洲的马来古冰川上奔跑。
在人类通史上，在个人生活和工业革命的历史上，极度的活力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强健的种族或强健的个人最终要依靠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野蛮人身上最能得到体现。野蛮人像周围的野兽一样，仍然从自然的乳头上汲取乳汁。假如切断了我们的工作和原始源泉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的工作便是肤浅的。人们依赖这种源泉，因此暴民也不像我们有时在辩论中说的那么糟糕，他们也有好的一面。“若不同人民一起前进，”一个法国代表在讲坛上说，“那么你就会迈入黑暗，他们的直觉是天道的授意，永远指向真正的利益。但是如果你拥护一个奥尔良派政党，或者波旁王族，或者蒙塔莱政党，或者任何缺乏活力的政党，就算你的本意是好的，你也只是有个性而不是有原则，这种情况必定会使你陷入困境。”这种力量可以从探索家、士兵、海盗的野蛮生活中得到最好的掌故。可是有谁关心过杀手间的冲突、熊与熊之间的搏斗和冰川的摩擦呢？只有体力而一无所有，体力也一无是处。雪堆里的雪、火山口和硫质喷气孔里的火是不值钱的。水的昂贵在于热带国家和仲夏时节；火的奢侈在于我们家的壁炉里需要那么一点点；电的豪华不在于荷电乌云的迸射，而在于电线里可以控制的细流。精神和力量也是一样的，一个品德高尚的文明人身上所保留下来的精神和力量比太平洋上所有的食人者都更有价值。
在历史上，伟大的时刻在于野蛮人不再野蛮，浑身是毛的他用他们佩拉斯吉人的力量来开化美感意识——你知道的有古雅典的首领伯里克利和雕塑家菲迪亚斯——他们还未完全进入古科斯林文明。自然中和世界上的一切美好东西都存在于转变的那一刻，那时候，黝黑的液体从自然中滚滚流出，它们的苦涩与辛辣已为伦理和人性所摒除。
和平的胜利总是离战争不远。当绅士的双手仍然留有握剑的感觉时，当他的举止和表情仍然可见露营的习惯时，他的理智的力量就达到了顶峰：艰苦环境带来的压力和张力锻炼出最细腻、最柔和的艺术，而在和平时期，这一切是极其难得的，除非你的职业和战争一样，你可以从中汲取相似的活力。
我们说成功是与生俱来的，它依赖于身心的健康状况，依赖于工作能力，依赖于勇气，它是使世界运转的主要动力。如果它是一件商品的话，它很少处于正常的状态，相反，它常常显得过多过滥，因此它具有危险性、破坏性。但人们不能舍弃它，反而必须以这种形式来拥有它，用吸收剂磨去它的锋芒。
正面的阶级垄断了人类的忠诚，他们创造并完成了所有的丰功伟绩。拿破仑的脑袋里萦绕的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在埃劳，他有六万人的军队，其中大约有三万人是小偷和强盗。要是在和平的社会里，我们只能尽可能地用铁链拴住他们的腿，把他们囚禁在监狱里，由荷枪实弹的哨兵看押着。但这个人却亲近他们，硬拽着他们去恪尽职守，用他们的刺刀赢得了自己的胜利。
这种原始的力量如果在极致优雅的环境中出现，例如说出现在掌握高雅艺术的专家们手上，它就会令人又惊又喜。当米开朗琪罗被迫为西斯廷教堂画壁画时，他对壁画这种艺术一无所知，于是来到梵蒂冈教皇的花园里，用铁铲挖出红色和黄色的赭石，用手把它们同胶、水加以混合。经过多次试验之后，他得到了他想要的颜料，便爬上梯子开始作画，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他画好了女巫和预言家们。他粗犷的活力、纯粹的智慧和优雅，是他的继承者们所不能及的，他并不因为自己的不乐意而让他的一幅画留下不完美的地方。米开朗琪罗习惯于先描绘人物的轮廓，随后为它们裹上肉体，最后给它们披上衣服。一个勇敢的画家一边思考着这些东西，一边对我说：“啊，如果一个人失败了，你会发现，他是在做梦而不是在工作。在我们的艺术上要想成功，就必须脱下外套，研磨颜料，像铁路工人一样天天从早到晚地埋头苦干。”因此，成功常常与一些“正面的”或者积极的力量相伴而行，一盎司的力量一定与一盎司的重量相平衡。虽然一个人不能再返回母亲的子宫，带着新的活力再生，可是他有两种办法可以获得相同效果，事实证明这两种办法是最好的“代用品”。第一种是断然终止我们乱七八糟的活动，把精力集中到一个或者若干个点上，就如同园丁一样，毫不客气地剪掉余枝，迫使树汁流入一两根粗壮的树枝，而不是听任它流入一束束的小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