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跨上38号巴士时，是午后1点多。今天是2010年最后一天。有好几年，我在今天都爱舍弃自驾而乘搭公交车。说到目的，和陆游的“细雨骑驴出剑门”近似，他是去寻诗，我是去搜刮写作素材。但今天没这份闲心，目的单纯：上班去，此前和一位老朋友喝咖啡。舍惯常所搭的19路和71路而搭这一路，则是为了到下城的“苹果”专门店，去修理出现小故障的3G手机。
在巴士站等车。对面的五金店，通体漆成和四十年前故国“红海洋”时期一模一样的大红，十分刺眼。再看，红色门面一侧的门，通向二楼，那是故友老南二十年前的居处，我去那里吃饭、聊天的次数难以计数。随即，他家走廊里放大的全家福黑白照，卧室里贴满三面墙壁的叙事长诗《梅菊姐》，那些带嫩绿格子的文稿纸，仿佛直立的稻田，栽着汉字的秧苗，一一映现，叫我泛起“故朋云散尽”的悲凉。18年前，老南家的客厅，坐过纪弦和顾城这两位诗名相近但年纪相差40岁的诗人，我是旁观者，他们天真烂漫地议论：
“世界上所有的人，分为两类：诗人和非诗人。”高个子纪弦得意地公开独得之秘。
“对透了！我们就是傲视非诗人的诗人！”顾城点头呼应，从牛仔裤筒裁出来的高帽巍巍然。
巴士开动，风景流转。我忽然想到，这座我足足住了30寒暑的城市，今晚照例举行跨年度狂欢。可是，对于我这样行将成为归人的移民而言，怀旧比前瞻有意思。在22街站，一位背着吉他的青年男子笨拙地转过庞大的身体时，我想到一个严峻的问题：“故乡”的定义为何？王鼎钧先生说，它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具体到我的家族，百年后我也算旧金山这一支系的“祖先”。但那只是籍贯上的，家世上的。至于心理上，我们不能不服膺“此处安心是吾家”说。何谓安心？这是大题目。我这一生命个体--它的平凡，使得我一次次地设想“旧金山的芸芸众生，在总体上说，会不会因为我的出现而有所不同”时，哪怕发挥了最大胆的想象，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会。政治版图不因我而改变，人文状态不因我在报上登了十多年专栏而转向，历史不因我而改写任何细节--故乡的资格，主要地依赖于记忆，如果这里的每一处首先都被你的脚印覆盖，尔后被你的记忆涵盖，那么，它就有权利被称之为“家乡”。同样的结论，可移用到故园。设若你既没有在田峒拿手电筒逮长着师爷式八字胡的泥鳅，在水库里挑泥，在山冈上按着杜鹃啼声的节奏对祖宗坟茔跪拜，在冬日黄昏的风声里告别亲人踏上花尾渡颤巍巍的跳板，河里也没有倒映过你跳水的少年裸体，与友人边散步边谈车氏长篇《怎么办》的手势，如何有资格把它当做心灵皈依之地？
那么，我坐在巴士所经东起下城最繁华的市场街，西至太平洋之滨著名景点“悬崖屋”酒吧，在20世纪80年代被一本杂志称之为“全美国最繁忙”的通衢大道--GearyBlvd，恰恰是记忆最密集之所在。“恰似飞鸿踏雪泥”的人生，在这里，差不多没有漏掉一个重要部位。“格利”只有一条，然而，100万名经过它的人，各个在记忆里拥有糅合自身人生，以及时间、地点、内容千差万别的偶然因素，而制造的独家“大道”，我也有我的。
心田涌动着酸楚与欣慰交混的情愫，播下的脚印，今天该收集了。哪里是移民以后第一排的生命之痕？不是靠近第25街的老南故居，而是和第7街接壤的路德教堂。30年前，我抵达的第一个星期，便来这里上英语课，靠当知青时自学的底子，不必从ABC起步，读中级的300班。同窗中，有称我为“红卫兵”的台湾老兵，还有伊朗来的老绅士（据说在巴列维王朝当高官时，被狂热的教主霍梅尼通缉，狼狈逃出），西装笔挺，开课第3天起，公开声明追求女教师玛格丽特，每天一早，站在教堂门口，等候进门的梦中情人，为她提文件箱。从那个时空算起，“我的”格利大道镌刻着我的众多卑微到连自己也懒于保存的“第一”：第一次把在金门公园拍的全家福彩照寄给家乡亲友；第一次驾驶8缸、10年车龄的雪佛兰老爷车；第一次在后院的冬青树下种下白菜；第一次隔着篱笆看到邻居明黄的中国菊；第一次在异国的书桌上写下马雅可夫斯基体楼梯式抒情诗《我骄傲，悲哀地骄傲》；第一次投稿；第一次接到纽约一位副刊编辑热情洋溢的退稿信；第一次把彩色电视机搬进家；第一次送女儿上幼儿园；第一次在异国吃家乡汤圆；第一次在深夜街头对着星星想念彼岸亲人，用带油腻的夹克袖口抹眼泪。
时间有序，而记忆杂乱，意识流没有确定的方向。我从第7街的课室，凝视自己32岁的背影，11时，我便提前溜出，到相邻的卡拉缅街一家叫“海运”的中餐馆当杂工去。患了轻度坐骨神经痛，走路有点瘸，一天天咬着牙剥虾切胡萝卜，直到夜晚11时。
招牌、路灯、霓虹灯、圣诞树的灯饰--只会后退不会回头的光流。沧桑一轮又半，沿街的房产和生意易手的极多，尤其是餐馆。百货店、理发店、修甲店、镜架店、眼镜店、时装店、租赁自行车或者工具的店子，难得看到30年不变的招牌、主人和伙计。门脸奇小的锁店虽在，但老板肯定不是28年前我因把钥匙遗落在家里，请上门来开锁的俄国佬，他的长筒皮靴橐橐地敲着水泥路，一路操地道的东北话，叫我惊讶之至，原来是在哈尔滨长大的白俄。
巴士驶过第16街，我拼命扭头，要看532号，那是我移民后第一个住处。依稀看到门口堆着三辆破旧的保时捷，房东的儿子囤积这类豪华旧车，异想天开，修好了卖好价钱，却从来不动手，这热情似乎30年来没有改变，尽管婚姻变了不止一次。在那里住了5年，全家大小进出家门，要把大半张乒乓球桌般的车库门拉开。我现在才纳闷起来：当时才7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如果独自动手，是怎样完成的？
巴士在越过普拉斯迪奥大道前停站，这里留下极美好的记忆--迄今唯一一次接受金钱施舍。那是傍晚，我赶去上班，跑步追上巴士，掏钱买车票那一刻才知道，钱包没带，口袋里也没硬币。我低声说：“糟糕--”黑人司机毫无表情地扫了我一眼，意思是：还要我赶呀？下车去。我仓皇四顾，没办法了。举步下车的刹那，两位中国尼姑从座位上起来，微笑着走近，将两个25分硬币放进投币口，把司机递来的车票放到我手上。我眼睛含泪，望着黄色袈裟的背影，没来得及道谢，只在脑际刻下这一镜头。
第6街街角，有唯一没改换过的店名：制服专卖。从前路过，看到众多的行业专用服，如空姐服、护士服、侍应生服，至今亦然。塑料板做的招牌，鲜丽如昔。它的左壁，是一家法国餐馆，叫“三色旗”。我在那里当过周末练习生，给一群法国来的女侍者打下手，带位小姐苛刻无比。老板就是头厨，天天最早上班，弯下虾公腰，在案板上切带皮的猪肉。他终身不娶，赚了钱就买公寓，管理也不假手于人，所有出租单位的钥匙，都挂在家里的屏风后，黑压压一串串，这家当羡煞了多少他的异性同胞，其中的一位，就是在下城“马车”餐馆当侍应生的巴黎女人--把我推荐到“三色旗”去的，妖艳和精明均到位的阿莲。
法国医院，它早已被凯撒医院兼并。我在那里打过不止两次感冒预防针。卖汽车零件的连锁店，我买过拨雨器和引擎油。24小时营业的“卡拉食品”，我搬到第5街以后，偶尔陪妻子来买减价的橙果和排骨。替我的新“本田”安装收音机的小店。我买了好些别致家具，如拼装式木架的“码头”公司。对面，有一家从未易主的京菜馆，如今仍叫“五福楼”。1980年7月6日，我“上埠”的次日，诗人老南来访，领我从岳父母家走到格利大道那里，为我接风。为了回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每一年同一天，我都邀他去“五福楼”，尽可能坐第一次来时坐的酸枝桌子，吃第一次喝的海鲜汤（我头一次吃到儿时祖母开海味店时吃腻了，但我从来无缘一见的蹄子和鲍鱼）。我们在一起，他爱回味合作的新诗《侨乡的山》登上省级刊物，收到14元稿费那阵的得意，然而，在连根拔起的初期，我们都为谋生远离了诗。
20世纪80年代，关张的全国连锁店“消费者”（我在里面看画册般漂亮的目录簿，买下便宜而易坏的用品不计其数）、轮胎店（我进去过，但价钱谈不拢，没做过交易）、丰田汽车销售点（我买了2005年的“康瑞”牌）、售后服务点（进去打听电子钥匙的价钱）、五层公寓大厦（从前的潮州菜馆）、日式折叠木床零售店（和妻子去买了一件沙发床铺两用的家具，200多元，自行运走）、办公大楼二楼有朋友开的翻译公司（我上去搬杂志和送校对稿件）。
巴士爬上小坡，穿过的玛莎尼克街，是我在26年间上班必经的。记不清“本田”在路上磨去多少只轮胎，但记得安全岛上一朵俗名“满天星”的小菊花，黄灿灿的，叫我精神一振。
巴士靠站，旁边的巨大复合建筑物，我初来时，是拥有300多雇员的“西尔斯”百货公司。抵达美国的第一个星期天，我登上四楼的家具部，一一查看沙发和双人床的价钱。从前在故国最豪华宾馆看到的高档货，一件只要二三百元，心中窃喜。咿，干一个月不就能买一两件吗？那时月薪才600元，每天扣掉2元伙食费。须知，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买一块上海牌手表，也得3个月薪水的总和呢！我在穷光蛋时代按照国内思维模式所生发的阔气，如今想来也是最牛的。对面餐馆，从前叫“铜便士”，后来改为“便士”，24小时营业。1980年年底，我和老南冒着寒风，去那里见工，经理应允，雇我俩为练习生，“每天保证有小费10块”，但没了下文。
下坡路，凯撒医院。在那里，一位家庭医生替我作常规体检，看我的年龄：40岁，大声宣告：过半了！按他的算法，如今更是过了三分之二强。大肠检查，验血，看小病，探望癌症晚期的乡亲，送别慈祥的岳父。日本城，一家4口在太和塔下的留影，那套灰色西装，是在住处附近的大百货公司清盘时捡的便宜货。鲤鱼旗帜下的一家中型旅馆，它的人事部通知我去上班，我没去，若去了，我从1984年起的人生便要改写。
阔街到了。看了无数场电影，听了5次交响乐（在戴维斯音乐厅）、3场文艺表演（赫比斯剧院），吃过少于10次的麦当劳快餐，一场电视直播摔跤大赛（在退伍军人剧场，10美元门票，上万人坐对大银幕，其狂热不可思议）。有一回，深夜在大雨里驾车回家，在这里看到一男一女以报纸当伞，牵着手飞跑过马路。这对白人夫妇是我的老相识，老公比老婆小7岁，靠顽强的牵手走过众多感情的险滩。
巴士减慢了速度，不是为了给我的思绪调整节奏，而是人和车都稠密起来。人流正向下城汇聚，为今晚的迎新晚会作准备。拉金街在前，20世纪80年代，那里有老南的家，月租250元的两卧室公寓，是新乡里年代我和他两家子的乐园。乡间带来的淳朴诗情，以汗水蒸馏的友情。老南以逾量的油盐，在老掉牙的煤气炉上烹调八大碗。入口即化的梅菜扣肉，“锅气”十足的蒙古牛肉，中年的快意尽在和眼前的困顿风马牛的“诗的争吵”中。可惜，太重的口味，为老南20年后死于心肌梗塞埋下伏线。150号在眼前，尽管只是一瞬。铁闸不见了，旁边的金铺改了名字。我没醒过神来，巴士已到了美慎街。
希尔顿大旅馆门前，旗帜飘得起劲，可见风起了，难怪街上行人愈加瑟缩。巴士倒是暖和的。无上装酒吧过早地透出灯光，预告着今夜的狂欢。下城的夜，热闹的只有这一带。从前我夜晚下了班，11点来钟站在这里等巴士。一位过分严肃的警察，驱赶着一群娇滴滴的洋妓女，在我身前经过，往阔街方向移动。好似猎狗对付一群无辜的羔羊。我由此知道，妓女站街，有级别的讲究，在美慎街和格利街交界，是一级，因为法兰西斯等高级旅馆在那里。越往西，级别越低。警察此举，可能是维护风化，也可能是维持她们品牌的纯洁性。
在市得顿街，我下了巴士。穿过熙熙攘攘的购物人群，到苹果专门店去。登上二楼，坐在银幕前，听小伙子讲解4G手机的新功能。这经验倒是全新的。
长度超过10公里的格利大道，我众多人生细节遍布。但是，我在与不在，在我来之前还是我离去之后，大的格局和小的摆设都不会受波及。忽然，记起在1983年前后，我把脏衣服拿到格利大道上的自动洗衣馆去，在滚筒运转时，我急于打一个电话，但唯一的付费电话被一操俄语的女子占用，她慢条斯理地话家常，我在旁边跺脚。趁她撂下话筒去给洗衣机加硬币，我拿起来打我的电话。她回来一看，红着脸训斥我。我向她扮鬼脸。此刻想及，心头泛起无由补赎的愧疚。
有一回，和老南在格利大道一家餐馆吃了午饭，走出门，一路谈着：什么样的作品才有较为长久的寿命。“还不简单？哪里水泥未干，就在上面以脚来发表，只要不被覆盖。”我指着第1街交界处刚刚铺就的三合土人行道说，相顾大笑。如果真有这么傻，也许今天“墨迹”还在--唯一影响格利大道的历史性个人书写。
（201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