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了“看背影”症候!每天一早,到离家四个街区的“隆庆”杂货店买报纸时,总要在店里的货架间磨磨蹭蹭,不肯马上离开。偶尔低头扫视手上报纸的标题,此外,就是耐心地投向一个背影。幸亏背影不属于性感女郎,若是,我肯定被爱管闲事的收银员暗里讥笑为“老色鬼”。背影极为普通,矮小的身架,切肉师傅才穿的白制服,后摆沾上红的黄的斑点,好在他站立的位置离肉柜上头的电光管很远,不然,衣服就脏得太抢眼了。他操刀分解一扇扇猪肉,剔骨刀的寒光在襟前闪来闪去。第一回,我差点张口大叫:“是刘达权吗?”但终于没张口,怕遭到在背影前面卖肉的年轻老板责怪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是,刘达权即便听到,也只能转身向我打个招呼,随即又埋头忙他的--剔去排骨边沿的肥肉,把五花肉切为条状。这新来的打工仔,不可能搁下刀子,走过来和我握手、说话,更不可能随我走出门外,到街对面的咖啡馆小坐。即使他知道美国的工人,每工作4个小时,就有15分钟的“咖啡时间”。
招呼一直不敢打,好奇心却没衰竭。看着这背影,一天比一天惊讶,因为它没一次转过来,让我看庐山真面目。不变的姿势:低头,右手运刀,左手将排骨归堆。我盯多久,这姿势就维持多久,直到一边以蹩脚的广东话“请让路”吆喝,一边以肥厚的肩膀“披”着一扇雪白的肥猪,从大门呼哧呼哧地进来的肉食公司洋送货员逼近,我才踱出门去。
我被背影纠缠着,本来,事情不难解决,只消在门外再站上一个半个小时,或者趁午饭时间再来,背影迟早转身,可是,我偏偏迷恋这一个小而可笑的悬念。它像我儿时被饿得六神无主之际,放在口里的一颗早已失去滋味的话梅核子。舍不得丢掉,为了它牵引着纷乱的青春记忆。
说起背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是朱自清的父亲的,这个因收入历年中学教科书而深入人心的形象,被演绎为父爱的典型,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年代,又给归类为对万恶旧社会的控诉。可是,即使在因父亲下放农场、难得回家的童年,我也没被朱先生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感动过,它太单薄了,和彼时人间举目皆是的饥饿、贫困与冷酷比起来,小资的凄凉别说不够斤两,甚而近于做作。当然,和它比较,“刘达权”的背影未必多上历史性的内涵、形而上的分量。刘达权这位乡亲的意义,是我在看过许多回背影以后,才逐渐显露的。
说来好笑,开头我连刘达权的名字也想不起来。那是新春过后的一天,我在沙发上读书,妻上街回来。一边把猪肉啊鸡蛋啊菠菜啊往电冰箱里放,一边兴冲冲地说:“我在‘隆庆’遇到一位新乡里,猜猜是谁?”我连眼珠也懒得转,把冷水泼过去:“算了吧,成千上万人!”这是大实话。我们来自“中国第一侨乡”,二三十年间,从这个100多万人口的县份,已有10多万人移居外地,而旧金山作为传统的“上埠”首选地,新乡里源源而来,我当知青时所落户的村庄,有一半乡亲能在唐人街的同乡会里碰上。妻见不奏效,便提醒:“这个人你不会忘记--他当过大队的‘学习******思想辅导员’!”我唔了一声,把书合上,想了一会,一个影像,隐藏在当年流行的120胶卷里面,一直没有冲晒,黑压压的。我嗫嚅着,带着些微睡意。该是判定我的记忆力无可救药吧,妻子放弃追问,忙于准备晚饭。在水龙头沙沙水声中,一个名字,才在我的脑际清晰起来。
“刘达权!”我惊醒似地,叫了一声,吓得妻摔掉手里的锅铲,跑出厨房。我得意扬扬地问:“没错吧?”妻没奈何地瞅我一眼,回去炒菜。我继续努力往记忆里注入“显影液”。
青春年代的一个人物,在人生的晚秋,终于显现。他站在岁月的镜面,狭长脸,不过不失的五官,黧黑皮肤,瘦削,轻巧。一个在珠江三角洲乡村里常见的男人,毫无特色,唯一的可观处,是笑时嘴唇的弯度特别夸张,有点像旧金山渔人码头的卖艺小丑,那涂满白油彩的脸上,半月形的血红唇线。
和达权没见面多久了?若将光阴喻为流水,我们出发时共聚“江之头”,今日相逢在“江之尾”。中国20世纪初出生的许多作家,青春年代崭露头角,尔后在残酷的政治运动如批斗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之中沉沦,晚年才获平反,都勉为其难地写怀旧或反思之作。为了对一生有个交代,进八宝山前都出一本书--只有青年与晚年,其他的黄金时光消耗在与笔墨绝缘的劳改场、牛棚、干校,这书叫“头尾集”。我和刘达权的关系,也只有头和尾。想到这里,兀自苦笑,自语:如果说上帝创造万物,那么,“时间”就是“变迁”这一人生主题中唯一从头到尾的在场者。聚散就是间隔,几回缘悭一面,当时漫不经心,回头已是百年身。
然而,一旦拼足力气回忆旧事,把覆盖着达权的层层叠叠的日历剥离,怪不怪?愈来愈清晰的,仍旧是他的背影。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乡村。我在小学附设的初中担任民办老师,凭每月25元的微薄薪水,养活自己尚且勉强,但比起一门心思学大寨,靠出勤赚工分的社员,又胜几筹。达权那时也是20出头,家境近乎赤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他“****”前只在毫无名气的公社办农中念过两年,生产大队的党支书尽管和他关系不错,也不敢把他塞进学校来,他只好屈就“******思想总辅导员”一职,管的是近20条自然村学毛著这等貌似神圣其实最为冷门的事体。没有固定工资,只在大队领误工补贴。他不时趁来大队部开会的空档,拐进学校以旧祠堂改成的教导处,找我聊天,谈的当然不是他的本行“******思想研究”,而是报纸上的新闻及文学。谈之不足,还拿些文章来请我提意见。文章都写在一种特别的纸上,我不好问他从哪弄的,很可能是在大队部写标语时扣下的有光纸,带颜色的一面不用,只用底面,每张纸裁成一尺见方以上,密密麻麻的字,字体中不溜儿,好在够工整,一笔一画,不用三角尺不能画得那么直。至于内容,都是跟在党中央的《红旗》、省委的《南方日报》和本县的通讯后面,联系本乡的事作点发挥,不过不失,缺点是没棱角,也就是缺乏彼时最讲究的“战斗性”。老实话,这些时髦玩意,我上课时不得不违心地照本宣科,平时是不会碰的,放着托尔斯泰的《复活》不读,而去研究什么“法权”、“****”,不是吃错药吗?我虚应故事,指出他的语病,压根儿不想帮助他“提高”。他毕竟是聪明人,很快觉察出我的不耐烦,不再拿一捆标语纸装订成的“学理论心得”强迫我“指教”,改为听我谈读歌德的《浮士德》、屠格涅夫的《罗亭》。“洋人这样过日子吗?”他睁大锐利的小眼,对着老祠堂的粗大梁木发了阵子呆,搔搔头,不再说话。我晓得,他不是没话说,而是有顾忌,“总辅导员”好歹算“意识形态官员”,尽管在大队部门口出黑板报时,被在旁抽水烟筒的耙田佬讥笑为“屁事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