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却不能原谅自己。我家和乔治是最近的邻居，也是很好的朋友，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他有腿疾？为什么对他住院开刀一无所知？我好糊涂啊！他和太太感情不好，生病住院，谁照顾他？
先生说，夫妻关系，身体好坏，开刀吃药，都是个人的隐私，我们没有必要去打听。我更没有任何歉疚的理由。乔治如果需要帮助，自然会向我们开口。
我虽然懂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不可侵犯的空间和领地，但是，病在床上的人，难道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关怀？
我想起了先生的母亲，年纪和乔治差不多，也是那个德性。她独住一幢大屋，从不允许别人插手她的家务，生病了也不告诉我们。她说：“有病给医生打电话，你们能帮什么忙？”
中国报纸报道，美国老人死了也没有人知道，批评后辈没有孝心。其实挺冤枉的，在美国，给老人拍“马屁”很不容易。乔治是真正的老兵！
墨西哥人家
斜对门的是墨西哥人，从你的左面数过去，第四户是我们弄堂里最辛苦勤劳的一家。里面住的人最多，房子却保养得最好。我们家九年中只粉刷了一次外墙（一般人家隔十年粉一次），他们已经粉刷了好几次，深灰的屋顶、蟹青的屋檐、淡桔的墙壁，完全像新房子一样。他们的草坪也与众不同，中心有一个凸起的花圃，花团锦簇，艳丽夺目。
加州是墨西哥移民的大本营。旧金山的气候四季如春，海湾周围的鲜花市场有80%来自我居住的半月湾。沿海的一号公路东面和绕山的92号公路开端到处都是花房和苗圃。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墨西哥。
墨西哥人个子不高，宽肩，短脖子，棕黑的皮肤。他们特别谦恭友好，逢人总是先笑，先打招呼。墨西哥人喜欢集中居住，并保留了吃墨西哥食品的习惯，主食有玉米饼、土豆泥、生菜和干乳，就像上海人吃泡饭咸菜一样。好一点，则加切成条状的鸡肉和牛肉。玉米饼是烙好了以后，再蒸热的，像一块烫手的小毛巾，平摊在盆子上，把其他东西填进去，卷在饼里，竖起来，像上海的粢饭团一样捧着吃。开胃的不是菜，是薄玉米脆片，蘸着西红柿、洋葱、香菜拌起来的菜泥，香喷喷、酸甜甜的，还可切一些尖辣椒进去，更爽口。
我们小城里的居民虽然人口不多，却分成两个居住地带：一个在大海和一号公路之间，可谓风景区；一个在公路的东面，房价要低好多。
我是从我们家的花匠那里听来的，他就住在那一带。他还告诉我，海边购物中心里的东西价格要贵一些，东面的便宜多了。我去东面的购物中心观察了一番，超市的菜价起落并不很大，却见到很多墨西哥顾客。那里有“一美金”商店，有高烈度酒店，有支付硬币的洗衣房、理发店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那里没有的。店主说，店面的租金只有对面购物中心的2/3。
由此可见，住在我们弄堂里的墨西哥人家可算殷实之户了。这家的男女主人都不说英语，是早期的墨西哥移民。男主人在花房工作，女主人持家。他们有子女六人，如今全部成年，最小的也进了大学。我们和他们家的联系就是通过他们的小儿子Kenny，因为他和我的儿子同年。
儿子在读小学的时候，经常到他们家玩，吃了很多墨西哥食品，回到家还吵着要我做。那时我们刚搬过去，我不会做，于是我们便成了附近墨西哥餐馆的常客。久吃成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成了墨西哥人。
在美国，人不以貌相、衣相，而以车相。不用调查户口，只看看家门口的车，就能略见一斑。车多，人多；车净，人勤；车贵，则人贵。如果富人开中档车，很有朴素和踏实的品味，而穷人开豪华车，则属死要面子的那一类。这家墨西哥人，车多，车净，车很普通。
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的家门，但是，每每在弄堂里见面，总有心心相印的感觉，好像遇见老朋友一样亲切。
Kenny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弄堂里的几个男孩子放学以后像旋风一样，东家西家、前门后门地窜来窜去。
弄堂的底部有一块空地，孩子们在那里打网球，踢足球，溜旱冰等等。当然免不了把球踢到了各家的草坪上去，或者尽情嬉闹时在草地上翻滚跌爬。孩子天真无邪，头脑中最没有禁忌和规矩。弄堂底部的那几家都对孩子宠爱有加，有时候还在一旁助兴和鼓劲。因为谁都知道，过不了多久，这些顽童都会变成缩手缩脚的谦谦君子。
老兵乔治隔壁住着一户葡萄牙人，是我们弄堂里唯一在前院设围墙的人家。围墙齐腰高，成人抬腿就能跨过去。很明显，是用来对付孩子的。葡萄牙人在围墙下种上了刺人的蔷薇藤。不知有多少个孩子翻墙进去拣球，被刺破了手，钩破了裤子，满心的喜悦顷刻灰飞烟灭，一路回家，背后还响着那房主的呵斥，实在令人生悲。
孩子们形容那围墙就像给房子带了口罩一样，闷得很，呈病态。还有的说，那栋房子是弄堂里的一颗坏牙齿，又丑又臭。
Kenny好像是孩子们的领头之一，我的孩子也是。他们一定商量了多次，去惩罚那家葡萄牙人，但是没有机会下手。那家人似乎也嗅出了气味，在大门外加了铁门（我们日夜不锁），唯一的千金小姐不再坐校车上学，天天由父母接送。这些变化只有孩子们清楚。我们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有一天，Kenny来我们家里玩。他们在一个空纸盒里塞了条无用的破毯子，把自画的简易靶表贴在一个盒面上，到后院里练汽枪。开始，两人趴在草地上打，后来，站着练，把喝空的可乐罐放在围墙上作目标。就在举枪瞄准的时候，两人都看见了葡萄牙人的厨房玻璃窗。紧接着发生的就是Kenny从我们家慌慌张张地夺门而出，朝自家跑去，恰恰在路过葡萄牙人家门口时被一把逮住。
然后，警车来了，停在我家门口。
我去开门的时候，看见斜对门的墨西哥家门前，也站了几个穿黑制服的警察。据说，孩子们的口供是一致的，他们瞄准的是可乐罐，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无意中击穿了葡萄牙人家的玻璃窗。
事情过去10年了，儿子至今仍旧守口如瓶，不肯说出当时的秘密。可见，成人世界里的一些界限对孩童时结下的纯洁友情不起作用。
孩子们反而向警察吐了一肚子苦水，说那家人的许多坏话。一个警察说，他小时候也打破过邻居的玻璃窗，被他父亲揍了一顿。真是同病相怜！他把葡萄牙人唤来，当着孩子们的面批评了一通，希望他今后和孩子们友好相处。
警察没收了孩子们的汽枪，交给家长保管。
我上门向葡萄牙人道了歉，出钱赔了那扇玻璃窗：因为是在我们家的后院里打的枪。我们夫妻和墨西哥夫妇会意地笑笑，也算心领神会了。
这以后，葡萄牙人真的“改邪归正”，和孩子们交了朋友。我原来担心的“一日结怨，百日难解”成了杞人之忧。
东方通
有一天，8岁的儿子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像寻得了宝藏一样，满脸通红，兴奋地说：“妈妈，妈妈，这里有个美国人会讲中国话！”
“美国人？中国话？你弄错了吧！”我对儿子说，“是不是对门的韩国工程师？他平时只讲美国话。”
说起这位韩国工程师，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在飞机场工作，总是上夜班，白天才回家。工程师独来独往，从来都是一个人，好像很寂寞，很冷静，很遥远。但他的屋子和他的车子又好像在说他是充实的、丰富的、满足的，他是弄堂里的一个谜。“不是，不是！”儿子斩钉截铁地说，“是阿瑟”。他拉着我出门，小手指着弄堂底部的那栋房子，大声地说：“不是对门的亚洲人，是白人。”儿子就此和阿瑟成了“忘年交”。有时候还因为付出了所谓的“劳务”赚到十元、二十元钱。先生说，阿瑟是个老新闻记者，也是个学者。他太太在斯坦福大学工作。我和他们交往是在遛狗的时候。他们的爱犬叫“饺子”，“饺子”把我们的话题引向“麻婆豆腐”、“蚝油牛肉”。阿瑟喜欢中国厨艺，自称能烧一桌好吃的中国菜。我们家的爱犬叫“美丽”，也是中国名字。
阿瑟高大挺拔，风度翩翩，留着络腮胡子，开一辆“Mazda”的日本卡车，那气质就像荒野中的猎人或是丛林里的游击队员。站在他的面前，我常幻想他穿着军服，肩上扛把枪，威风凛凛的样子，只觉得自己在缩水，像小草对大树一样。
直到那一次，我们正式地面对面坐下，探讨环境保护。他正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之托，要去中国采访“三峡工程”。他的书房里挂着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和夫人签了名的照片，还有象征着印度文化的雕塑，还有中国京剧里夸张的脸谱。
他回忆道，常驻亚洲期间正值中国的**********，没有机会去中国采访。但是，那场“革命”还是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他一面笑一面指着右眼角上的一个疤痕说，香港的“**********”差点儿伤着他的眼睛。他们（指“左”派造反派）用玻璃瓶砸警察，他正在采访，沾了光，呵呵。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香港也闹了**********，虽然是短命的。第一次听到这位当时的《时代》杂志记者为之付出了血的代价。他说得轻松，那是因为伤口已经痊愈，拉开了距离看历史的缘故。
也许因为他没有去中国之前已经尝到了中国的味道，在他的眼睛里，只有中国台湾地区保持了最完整的中华文化。他有许多台湾政界、商界和文化界的朋友。著名的“味全”食品公司总裁，送他一箱子东方调料，他用了几年，还没有用完呢。他曾在香港住了三年半，负责整理亚洲的报道。他去过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主要的任务在越南，他穿梭于越南南北战争的炮火之间却从来没有受过伤。
“你应该称为‘东方通’。”我用中文说，东方当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不懂“通”的意思，“通、通、通”地念着，疑惑地看着我，要求解释。我用英文一说，他恍然大悟。
他说：“读大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东方是怎么回事，美国的教育里只有欧洲，亚洲是摆不上台面的。你看，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今天，人人都在谈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谈出国投资，人民币贬不贬值。”
他说，东方文化中，他特别喜欢中国的历史。他指着一墙的书，让我凑近看，其中真有一半是关于中国的、历史的、现代的名人名家、著名的朝代，许多是我没有阅读过的。
“哈，”他咧嘴笑道，“多了一个读者。Please，利用我这个图书馆，任何数据，只要你需要，一定请光顾。”他讲话的时候总是腰挺得笔直，举手投足有板有眼，不像有些学者肢体弯曲得像条蛇似的。
我问他：“什么时候，为什么学习中文？”
他说，在当兵的时候。嗬！他确实是个军人！
人的经历竟是那样的奇妙，吃的饭、喝的水好像都写在脸上一样，想抹也抹不掉。像我，从中国大陆来就是大陆的味道，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或美国生长的中国人就是不一样。阿瑟是深知这不一样的。
阿瑟不仅是个军人，而且是专门对付中国大陆的军人。他在耶鲁大学受的教育，在美国空军服兵役时专门监听中国的军事情报。
“他们也监听我们的。”他补充道。
我淡淡地一笑，幸好“冷战”已经结束。阿瑟终于没有枉学了中文。我在心中为他祈祷，希望他的中国之行圆满成功。
他采访中国回来，我正在北方度假。我看见他出现在公共电视台上，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我读了他的报道，不偏不倚，心平气和，两种意见都写了。他有自己的观点，我回来后他说了许多，但是报道应该尽可能写得公允，那是记者的责任。
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证明我还是低估了阿瑟对中国的感情。
那是庆祝美国“独立日”的前夕，孩子们买了炮仗放着玩。有天晚上，住在阿瑟隔壁的9岁男孩逖米，见戴维把空了的垃圾桶（柏油桶尺寸，塑料做的）留在路边，便扔进一节粗壮的炮仗，点着了，上了盖，撒腿就跑。结果，“轰”的一声，垃圾桶炸裂了，戴维夫妇也被吓得半死。路底的几家人都开了门，阿瑟也出来看热闹。我们住在路口，没有听见。
戴维是退休教师，住在弄堂的底部，阿瑟的斜对面。
戴维说：“我看见那个中国孩子（弄堂里只有我们是中国人）下午在这里玩炮仗。”
阿瑟说：“你看见他炸垃圾桶了吗？”
戴维说：“不是你的儿子，关你什么事？”
阿瑟说：“我了解他，他不会干这种事。”
戴维说：“你知道谁干的吗？”
阿瑟当然不知道。
戴维说：“你没有挡住我检查的权利。”说完，就朝我们家里走。阿瑟嚷道：“这里孩子多得是，一家一家问么，为什么先朝他们家跑？”言外之意，戴维有种族歧视。
两人一路争吵到我们家门口。
戴维敲门的时候，阿瑟一把拉住他。
戴维推开阿瑟，阿瑟拉戴维。一拉一推，两个人退到了马路上。我开门时，他们正揪在一起，难分难解。我莫名其妙，不停地喊：“Stop it（住手）！Stop it！”
毕竟阿瑟个高力大，没两下，戴维的眼镜甩了出去，人也摔到地上。
这时，阿瑟像个巨大的老鹰，跑过来把我和儿子揽进翅膀，一面转过脸去，对戴维气愤地说：“你想欺中国人，No way （没门）！”
事到此时，我们竟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事后我了解到，与其说他们为了我儿子打架，不如说，是我们的到来给这条弄堂造成了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