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里藏着西雅图一份名不见经传的中文报纸，是我买菜时在超市门口随手拿的。美国很多大城市有免费的中文小报，每周一期，靠广告生存。因为免费，人们往往翻翻而已，看完了一扔。但是，这张报纸我没舍得扔掉，眼球被一个醒目的标题吸引住--《五岁轻生的陈瑞琳》，作者宋晓亮。5岁，拨动了我的心弦，看了标题鼻子就酸起来了。
最早见到陈瑞琳的名字是10年前我刚上网的时候，看见评论少君先生的网文，我还以为作者是男人呢！几年之后，在我涉足海外华文文学写作时，看到了陈瑞琳批评中国大陆文学评论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脱节和落后（《原地打转的陀螺--论北美华文文学研究的误区》），顿时大开眼界。不久，拜读了陈瑞琳评论北岛、严歌苓、苏炜、刘荒田等著名作家的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作家的真挚热爱和急切期待。陈瑞琳的评论给美国的华文文学穿针引线，梳理编织，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因为有了评论家真知灼见的理性文字而获得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这面旗帜竖立在海外华文文学土壤里，鲜艳醒目，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陈瑞琳是谁？在哪里工作？为什么要写文学评论？为什么写得这么勤？评得这么细？疑团尚未解开，我的一些文学朋友陈谦、施雨、王性初等先后都成了陈瑞琳的研究对象，一篇接一篇的评论发表在美国的中文报纸上。这时，我才看到评论家的玉照，才得知她是女士，名字最后一个字“林”始终被我误读，不是森林的林，而是女性的琳。我才得知陈瑞琳是随着夫婿来美国陪读的中国大陆某大学教师，她写评论没有任何目的，纯粹出于对华文文学不可遏制的痴迷。我更没有想到，有一天，家里电话的那一端响起甜甜蜜蜜的声音：“融融，我是陈瑞琳……”
瑞琳收到了我的几本书以后，很快发表了评论我小说创作的长篇文章。2005年，我和瑞琳合作编辑了一本沉甸甸的北美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和短评《一代飞鸿》，46个作家中，瑞琳为26位写了短评。这本书让我们忙得昏天黑地，短信和电话在西雅图和休斯敦之间穿梭不停。
瑞琳的文字和工作态度时常打动我，激发我想动笔写点什么。但是，每每提笔，我总觉得对她了解不够，不了解她为什么在汪洋大海的英语世界里，为华文文学奔走呼号，更无法理解5岁的瑞琳为什么想要结束短暂的生命，怎么会有死亡的概念？人在三四岁之前是没有记忆的。5岁的陈瑞琳才刚刚有了一两年记忆的生活，加起来不到一千天。5岁的眼睛里，世界多么绚丽多彩！阳光蓝天，春夏秋冬，白天黑夜，小鸟为什么在天上飞？鱼儿为什么在水里游？头发为什么长了？衣服为什么变小了？白纸上的字是什么意思？5岁的瑞琳，水灵灵的小女孩应该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憧憬和幻想。
宋晓亮写道：“****”爆发，瑞琳4岁。父母都是教师，顾不上照顾女儿，把她送到乡下寄养。瑞琳在乡下缺吃少穿，受尽凌辱。她不敢出门，一出门就挨打，当地的顽童合伙轮流袭击她，她只能躲在姥姥家的猪圈里。5岁的孩子有了与众不同的时光感觉，度日如年。一年多的时间里，有话只能对猪说，轻声唱歌给猪听。猪烦了腻了，她爬上猪圈的墙，给猪表演节目，没走几步，失去平衡，“扑通”一声跌进了污泥浊水的猪圈里……读到这里，我已经泪水涟涟，字迹模糊，无法读下去了。
一个人的经历就是一本书。猪圈里的小瑞琳，就像一本书的开头，全身污垢，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恐惧的眼神，被猪圈里的平安所覆盖，时而露出童真的笑容，但是，她爱猪，猪却不懂她。摔伤了，还得自己爬起来，小瑞琳揉着疼痛的腿脚，欲哭无泪。她不明白这个世界。她爱同龄的朋友，朋友却视她为敌。她爱姥姥和姥爷，姥爷因半身不遂而整天卧在炕上喘粗气。“四清”运动中被吓出了心脏病的姥姥不得不拖着病体苦苦地撑着老弱病残之家。没有人能够帮助她。小女孩只有5岁，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却是真心地热爱着周围的一切。这份爱，至今不变。可是世界弃之不理，仿佛她根本不存在一样。小瑞琳想念妈妈，但是，妈妈在哪里？她回想着最后一次妈妈骑自行车送她下乡时的情景，耳边响起了妈妈的声音：“坐火车最舒服，但是最不安全，容易轧死人，因为司机来不及刹车……”火车是可以轧死人的。她重复着妈妈的话，等到天黑，悄悄地溜出去寻找火车。
“****”是绞肉机，被害自杀、命归黄泉者无以计数。5岁的瑞琳如果在黑夜里找到了火车，找到了铁轨，她就再也回不来了。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个章节，真该感谢上帝，让瑞琳飘零在一个连火车都没有的穷乡僻壤。可怕的章节就这样结束，小瑞琳还得回到猪圈里去……不久，母亲把她接回城。瑞琳进学校读书，文字成了她生命的钥匙，书本里的故事像阳光雨露一样滋润她的心田。12岁那年，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15岁被西北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成为少年大学生。寒窗七载，她攻下文学硕士学位，到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她在西北首开台港及海外文学研究课程，多次应邀赴西北五省讲学，以最年轻、最杰出的学者身份多次代表西北学界出席全国学术盛会。同时，她在授课之余，与人合作出版了《中国现代杂文史》（获全国优秀学术成果奖）、《中国当代文学》、《神秘的黑箱窥视》等文学作品。这份“成绩单”已经让瑞琳远远超前于同龄人，谁都能从“成绩单”里感受到追赶的气息。
宋晓亮形容瑞琳“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夜以继日，不惜磨损，不怕折旧，不知疲倦，不计报酬地轰鸣着，轰鸣着……”瑞琳在中国大陆超前，来到异国他乡，她仍旧马不停蹄。12年前，瑞琳是来美国的陪读夫人。扔掉了在中国的一切成就，把自己连根拔起，漂洋过海，能否在异国的土壤上扎根发芽，瑞琳心中并没有底。丈夫的学业还没有读完，她独自来到休斯敦，试探自己是否有在美国长期生活下去的能力。她像其他移民一样，在寻找生存的路上历经千辛万苦，毫无怨言；但是，内心深处却有鱼儿出水一般的枯竭。出国，对瑞琳来说，远不是改善经济物质生活，而是要比在国内活得更丰富、更精彩。她从参与华人小区的文化活动开始，一点一点开掘文学的泉眼，写作，投稿，研究，讲课，终于如鱼得水。现在她是休斯敦中文报纸《自由人报》的社长兼总编，休斯敦王朝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大型文学刊物《华人世界》常务主编、美南作家协会理事、亚洲之声华语电台节目主持人等。
我于2005年秋天在纽约的《一代飞鸿》新书发布会和文学研讨会上与瑞琳第一次会面。瑞琳身材高挑，皮肤白晳，鼻梁上架一副斯文的无边眼镜。她在正式场合下爱穿中国传统款式的服装，始终把黑黑的头发拢到脑后，盘成发髻。她把中国大陆和美国研究华文文学的教授学者请来参加讨论，主持会议，赠书购书，忙得四脚朝天。我只看到她忙碌的身影，听到她在会场内外高昂的快声快语，却没有机会和她单独细聊。
2006年在长春的“世界华文文学年会”上，我们第二次见面，会议开了4天，还是公事公办，各奔东西。瑞琳一直在为海外华文文学寻找定位，尤其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海外文学创作播种耕耘，敲锣打鼓。记得有天晚上，瑞琳把来自大陆的新移民作家召集起来在宾馆的茶亭小聚，说的最多的还是移民和文学的关系。本来，凭着所见所闻，写一篇文章并不是难题。但是，当我面对5岁的小瑞琳时，这些的材料都因为她而散成碎片。
了解一个作家，如果不能亲眼看一看他的写作环境，不能亲身感受一下他的生活气氛，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去冬今春，我曾三次经过休斯敦，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停下。每当我穿过市中心高速公路时，我总觉得休斯敦像是瑞琳的一件厚实的大衣。休斯敦的气派和规模常让我想到瑞琳那高屋建瓴的文字，让我感受到瑞琳对这个城市和这片土地的爱与情。
瑞琳曾经写道，妈妈是地理教师，自己从小爱看地图，看得最多的是美国，看美国看得最多的是休斯敦。每次进入休斯敦，我都打电话告诉她：“我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她总是问长问短，邀请我到她家里住几天。第四次去休斯敦，投宿在郊南一个州立公园里，水域中有很多鳄鱼，与我的采访写作有关。瑞琳在电话里说：“我们常去鳄鱼公园，就在我们家附近呀，开车不到半个小时。”就这样，我在几天时间里成了休斯敦的常客，并且去了瑞琳家两次。我去休斯敦的中国超市买菜，吃中式午餐，去了银行和服装商店，读当地报纸。有一天晚上，由于粗心，我忘了带上野营地的大门密码，只好返回城市，在她家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夜。计划中还要看一场电影，当时奥斯卡的外语获奖片《窃听风暴》正在休斯敦首映，后来因为时间关系只好作罢。休斯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其规模超过旧金山和西雅图。
瑞琳家闹中取静，坐落在一个小巷里。出了家门，两个转弯以后，便是宽敞的交通大道，一路都是商业地带。然而，开进名叫“杉树叶”的小巷，屋前屋后，绿树成荫，鸟鸣燕飞。这栋老式的德州小楼，百叶木窗、印花墙纸，客厅里的油画、窗台前的吊兰，温馨无比。她带着我楼下楼上参观。主卧室里有瑞琳大幅的油画肖像，画家是她的另一半。办公室在二楼，放着转角写字台，一家三口都在里面工作，尽管她的孩子不到10岁。站在窗台前，我仿佛看见了夜深人静以后，丈夫和孩子都进入了梦乡，只有瑞琳还在计算机前敲打键盘。
厨房、客厅、休闲场所都在楼下。不知多少次我在瑞琳下班后和她通电话，瑞琳总是在厨房里。如今，炉灶和水池都在眼前，圆形的餐桌上放着一盆鲜花。时光回到了从前，刹那间，脑子里储存的信息和印象都活了起来，被配上了真实的画面。这个画面和楼上的工作室重叠起来，渐渐化开，变成了黑夜里的荒原。画面的后面，隐隐约约走来5岁的小瑞琳，大声呼喊：“妈妈在哪里？”
这种呼喊一直跟着瑞琳，在母亲和作家之间，她把孩子放在前面。在夫妻和写作之间，把夫妻放在前面。本来依靠丈夫的收入，瑞琳完全可以当家庭主妇，“脱产”搞文学。但是，她怕丈夫的心理负担太重，宁可自己在家庭、职业和文学之间长袖善舞。她说：“我未必做得一手好菜，但是，能做可口的家常菜。”瑞琳的儿子出生在美国，最近刚满10岁。当他两岁的时候，瑞琳夫妻带他回到中国，4岁的时候带他乘船去墨西哥看海，5岁时带他登上欧洲的阿尔卑斯雪山。去年的圣诞，他们全家去科罗拉多州滑雪。这天下午瑞琳把儿子从游泳池接回来，孩子看见我，毫不见生，一对机灵的眼睛，眯眯一笑，打完招呼，就开始聊天。我说：“你长得像爸爸，和妈妈不像。”他有些不太高兴，说道：“这是第2041次！”听得我开怀大笑。我欣赏他的文学语言，10岁的孩子能拥有多少词汇？却能看懂厚厚的鸟类丛书，已经在网络上开了个人博客，天天贴日记。我说：“你的父母都是天才，他们遗传给你。”他撅着嘴巴仰起头说：“我自己学的！他们不教我，我到图书馆和网络上去查！”他看到我的微型摄像机，一眼就认出来了，说道：“这是最新的Sony。”“你怎么知道？”我问。他回答：“我从网上看来的。”
我朝瑞琳看了看，突然间，对她的急迫感和超前意识有了新的理解。知识对这个孩子犹如空气和水分，就是生命和乐趣，这份资质分明来自家庭的耳濡目染。我联想到文学对瑞琳又何尝不是如此。她写一篇评论要读10倍以上的文字，时间是那么紧缺，她却慷慨地分送给了众多北美作者，更不谈被到处转载而不见稿费。瑞琳不为别的，只为喜爱，因为爱而获得自由。第二次去她家，参加了她为我举办的派对，来了很多休斯敦的作家朋友和媒体同仁。我们讨论小说创作，仍旧离不开新移民和文学的关系。新移民作家--在文学界还是一个新名词，而新移民文学团体已经在北美繁花似锦了。我常常想，幸亏有个陈瑞琳，历史一定会记得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