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一早，高祖上朝，众大臣已到齐，只等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兄弟到达。而这时李世民却正率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九人，埋伏于玄武门内。玄武门是宫城北门，内廷警卫在此驻扎重兵，是出入内宫必经之路。李建成、李元吉两人行至临湖殿方觉有变，想掉头回马，李世民已骑马迎面而来，李元吉仓皇张弓，连射三矢，因控弦不开，皆未中的。李世民取弓还击，李建成当即中箭而死。尉迟敬德骑马而至，李元吉立即往武德殿奔逃，尉迟敬德引箭便射，将李元吉射死。东宫、齐府精兵二千余人赶来攻玄武门。
在玄武门的秦府兵不多，形势十分危急，秦府兵赶忙紧闭宫门抵抗，东宫、齐府精兵力攻很久，不得入，遂鼓噪进攻秦府。正在这紧要关头，尉迟敬德持李建成、李元吉首级赶到，东宫、齐府将领和士兵见主子已被杀，无心恋战，遂溃逃而去。随即，李世民派尉迟敬德面见李渊，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李渊见事已如此，无可奈何。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成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即唐太宗。第二年年初，唐太宗改元贞观。
玄武门之变，显示出李世民的果敢和残忍。王夫之曾评价说：“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况且，李世民兵变两个月后就登上帝位确有逼父退位之嫌。然而后世人在评价李世民时却极少提到玄武门事变这血腥的一幕，这要得益于李世民在位时的良好政策和对民心的多方面把握。
◎ 民族融合 民心所向
就在玄武门事变后，突厥颉利可汗趁唐朝内乱，大举入侵。太宗遣尉迟敬德出战，大败突厥。未几，颉利又再次入侵，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于是太宗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这时唐朝大军亦陆续到达。颉利见唐军军容严整，以为无隙可乘，于是与太宗议和，随即北归，此即为“便桥会盟”。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三月，唐将李靖、李炆大败突厥，俘颉利可汗，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投降唐朝的尚有十多万人。唐太宗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处理这十多万突厥降众。大多数朝臣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严重边患，今天有幸将其灭亡，应该将他们全部迁到黄河以南的内地居住，打乱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和结构，使其分散杂居在各个州县，引导他们耕种纺织。这样，就可以使原来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变成易于管理的内地居民，使塞北之地永远安宁。
亦有人提出，少数民族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向来如此。应该将他们驱赶到莽莽草原之上，不可留居内地，以绝心腹之患。只有中书令温彦博力排众议，主张将突厥降众迁居到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居住，保全他们的原有部落，顺应他们的生活习俗，这样既可以充实空虚之地，又可以加强北边的边防力量。
温彦博还指出：“天子对万事万物，应该像天覆地载一样，无有遗漏。今天突厥在穷困潦倒之时归降于我，能将他们拒之于外而不予接受吗？”唐太宗很赞成温彦博的建议，并补充说：“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只有我对他们是爱之如一的！”于是，他便在河套地区设立了定襄和云中两个都督府，统领突厥降众。对于愿意归附的各级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列于朝廷，五品以上的少数民族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朝臣的一半，相继迁入长安居住的将近万家。唐太宗的这个政策，很快便得到了周边很多民族的拥护，他们纷纷将唐太宗尊为“天可汗”（意思为“像天一样伟大的领袖”），敬若神明。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太宗因为高昌王曲文泰去西域朝贡，所以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唐太宗在吐蕃（今西藏地区）赞普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他看到中国华丽的服装和壮观的仪仗，十分羡慕。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李世民的宗室，几代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为鲜卑人，皇后长孙氏的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可能由于这一缘故，加上李世民广阔的胸襟，唐初并不过分歧视少数民族。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不仅使得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和开明的王朝，也使得唐朝人民生活安定，在世界范围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这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 从善如流 巧处君臣关系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在论功行赏时，将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列为第一，并任命为宰相，执掌朝政，引起了他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骁将尉迟敬德的不满。他们自恃战功显赫，资深位高，口出怨言，扰乱庆功会秩序，甚至还挥拳打伤前来劝解的任城王李道宗的眼睛。于是，诸将争功，大吵大闹。对此，唐太宗声色俱厉地对李神通说：“叔父虽在义旗初起之时，有首倡之功，但后来却在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作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望风逃窜。玄龄、如晦运筹帷幄，安定社稷，论功行赏，理当第一。你虽是我的叔父，国家的贵戚，但却决不能以私恩滥与功勋之臣同赏。”接着，他又对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看到汉高祖时的有功将领很少有保全性命的，常对高祖心怀不满，因而想引以为鉴，有意保护功臣，不使其子孙断绝。但你却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今天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的受戮被杀、家破人亡，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只有赏罚两种。非分之恩，不可兼行，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李神通和尉迟敬德听了这番警告以后，当即表示悔过自新，这场争功风波很快便得到平息。接着，唐太宗又将原太子李建成的属官王炆和魏徵等人，赦而不罪，委以重任，让其参掌朝政。
不久，宰相封德彝鉴于有些折冲府的兵源不足，便向唐太宗建议将不到参军年龄但体格健壮的中男（唐初十六岁为中男）检点入军。唐太宗当即表示同意，并令中书省起草诏令，送门下省审议通过后，直接交尚书省执行。但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时，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门下省官员魏徵却拒不签字，中间虽经多次交涉，均未成功。
最后，封德彝只得向唐太宗如实汇报。唐太宗听罢大怒，立即派人召来魏徵，声色俱厉地说：“检点健壮中男入军一事，是我已经同意的。这件事究竟与你有何干系，竟这样固执地不肯同意，你这是什么意思？”魏徵郑重地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无兽。如果将中男检点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税杂役将何取给？并且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人百其勇，何必凑数？”接着，魏徵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两三件事。
魏徵还严厉指出：“如果长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没有深思熟虑，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如果长此以往，还能求得天下大治吗？”遂下令停止检点中男，并赏赐了一口金瓮给魏徵。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太子李承乾因谋反之罪被废，唐太宗遂将其第九子晋王李治立为太子，并对太子严加管教。见其吃饭，他便指着饭食对李治说：“耕种田地，春种秋获，都要经过辛勤劳动。只有爱惜民力，不夺农时，才能常有饭吃。”见其乘马，便说：“马能代人步行，节省体力，如果使用得当，不尽其力，才可以常有马骑。”见其乘舟，便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百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你将来就会成为君主，想想水与舟的关系，能不畏惧吗？”见其在树荫下乘凉休息，便说：“这棵树的躯干虽然弯曲，但经木匠的绳子量过以后，就可以锯成笔直的木板。做君主的虽然无道，但只要善于接受谏言，虚心讷谏，就可以成为圣明天子。”
并且唐太宗还教训其他几个儿子说：“父亲疼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不用教导，人人自知。做儿子的能够忠孝两全，这是最好不过的。如果不听教诲，不遵礼法，必然招致杀身之祸，父亲虽然疼爱，也是无可奈何的。以前汉武帝死后，汉昭帝继位，燕王刘旦骄横跋扈，狂妄自大，鄂邑公主、上官桀、桑弘羊等谋反。事情败露，燕王及公主自杀，上官桀等皆被族诛。做臣子的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学刘旦的样子。”据说，从此以后，这些龙子龙孙都奉公守法，很少有人胡作非为。
◎ 政策开明 创贞观盛世
太宗在位期间，除政治、军事方面有卓越成就外，在社会、文教方面都有更张。在社会方面，太宗鉴于士族仍然垄断高官之位，为了平抑门第、为国家选拔更多人才，太宗一方面命高士廉编《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另一方面，承袭隋代的科举制度，以延揽人才。
为了提供优良的教育环境，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的律学和书学，增建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又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都遣子弟来长安学习。
同时，太宗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朝末年，洛阳的隋代藏书在运往长安途中都落入黄河，剩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等到太宗成立弘文馆时，其中就已藏书二十多万卷；太宗又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派，学术观点难以统一，于是命孔颖达加以整理，颁布《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为科举考试提供了范本。史学方面，太宗立国史馆，编修南北朝及隋朝的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在教子方面，唐太宗也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唐太宗将他自己撰写的《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李治，并谆谆告诫他：“你应当以古代的圣哲贤王为师，像我这样，是绝对不能效法的。因为如果取法于上，只能仅得其中，要是取法于中，就只能仅得其下了。我自从登极以来，所犯过失是很多的：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所有这些，都是我所犯的最大过失，千万不要把我当做榜样去效法。”
唐太宗能做到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正因为如此，后世在评价其功绩时，往往忽略其不光彩的弑兄杀弟、逼父退位的开端，着力歌颂其开创的“贞观之治”。把他塑造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称颂的好皇帝。
舆论资源的平衡利用
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舆论和民意经常被当做是争夺权力的工具，利用的好，可以成为登王称帝的垫脚石，利用不当，也会变成踏入地狱的催化剂，如何根据时势掌握舆论资源的平衡使用，是一门高超复杂的技术。
被丑化的董卓
在历史上，董卓除了作为一个残暴者出现之外，就是为貂蝉的历史故事添砖加瓦。关于董卓，我们很难找到正面的历史评价，历史上的董卓是不是真像《三国演义》里所描述的那样愚蠢残暴呢？谈董卓之前让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凉州这个地方。
汉朝的凉州地处西北边陲，土地贫瘠，并长期与游牧民族交战。凉州人以射猎为业，居无定所，过着刀口舐血的生活。凉州的地理环境加上东汉末年的****，孕育了一批军事人才，董卓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 董卓的“发迹”道路
董卓当上羽林郎后不久，在洛阳受到中郎将张奂的推荐，回到凉州，以军司马的职位参加了对羌族的战争。董卓与司马尹端并击羌军，大破之，击毙羌族首领，斩首万余人。战争结束后，董卓“拜郎中，赐缣九千匹”。董卓说，自己虽有指挥之功，但作战还是要依靠士卒，于是，董卓把这九千匹缣全部分给了吏卒。这段史实说明董卓不但善战，而且具备做统帅的风度。此后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这其间，董卓曾讨黄巾军失败，被免官。但董卓善于钻营，贿赂十常侍，当凉州战事再起时，董卓又被起用。东汉政府为了巩固西北边防，需要董卓这样的人。董卓的存在确实巩固了凉州的防务，但由于董卓长期在凉州作战，其在凉州的实力和声望已超过了东汉政府，于是逐渐不受东汉政府节制。
董卓手握重兵，东汉政府当然对其不放心，先后两次要董卓到洛阳来任职，借以夺其兵权。董卓拥兵自重，挟羌胡以威胁东汉政府，拒不来京，更不交出军队。在这种形势下，东汉政府想让皇甫嵩以武力解决掉董卓，董卓屯兵河东郡以观察东汉政府的动静。东汉政府终于还是不敢发难，可见董卓当时的军事实力已颇为强大。
公元189年，大将军何进为诛宦官召董卓进京。为什么大将军何进要召西凉军阀董卓进京？想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先谈谈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
东汉政治格局有一个特点，就是地方豪强的势力很大。因为辅佐刘秀夺得天下的大都是豪强，夺取天下后他们的势力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刘秀作为开国皇帝想丈量全国的土地，但因为地方豪强的反对而作罢，可见地方势力之强。到了东汉后期，中央政权衰落而地方势力日益加强，中央政府渐渐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权。东汉的官员从地方名士中选出，名士代表的是地方豪强势力，所以皇帝也基本上被官僚给架空了。皇帝为了维护中央政权、压制官僚集团而起用宦官。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表面上是名士与宦官的争斗，实际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豪强的争斗。
大将军何进是外戚，自然是站在皇帝一边的，他拉拢名士，诛杀宦官希望能维持东汉政府。他还希望能得到西凉军阀董卓和并州军阀丁原的支持，于是召其进京。董卓还未到洛阳时，洛阳已发生变乱，何进被宦官所杀，宦官被以袁绍为代表的名士所消灭。到此为止，皇帝在这场混乱的权力斗争中已经彻底失败，失去了所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可以说东汉政权已经灭亡了。说东汉因为董卓的存在而灭亡是有点儿过于牵强的。因为在董卓控制东汉政权时，东汉政府实际上已经倒台了，即使没有董卓，也会有其他的地方豪强来扮演董卓的这个角色。所以，说是董卓灭了东汉政府，实在是有点儿栽赃陷害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