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说到三国时代，这真是一个很“奢侈”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呢？后汉在自我生存、扩张的过程中，积累了二百年的社会财富，同时也抑制了周边战争民族政权的发展，比如皇室、外戚继承了前汉对匈奴的警觉，多次使用战争、和亲等手段遏制匈奴南下，如窦氏北征到汉末时，匈奴势力也已经明显衰落。与乌桓、鲜卑、羌人并列于北方边地。其中匈奴、乌桓、鲜卑还互有攻伐，所以虽然汉室至曹魏时已经被架空，各家军阀并起逐鹿，内乱不绝，国力大衰，但北方并没有一个如后代的辽、金、元、清这样的强大政权建立起来，否则中国从三国到隋朝间数百年的大分裂局面也不会产生。
有这样的时代背景、政治背景，三国时代国家政治的形态也就拥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勇于内争。这一“讲”里涉及的内容，主要就是汉末从军阀割据到三国鼎立期间的中央、割据政权的各种内争的形态和教训，而且主要把目光放在具体的人上。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复杂，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复杂了一层，政治人物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还要再复杂一层，尤其在三国时代，曹魏、蜀汉、孙吴，加上早期的袁氏、刘表、刘璋集团，其政治哲学与存在宗旨都鲜明不同，政治理想各异的三国人物，更在其中有着不同的际遇和争斗。如曹魏内部的纷争，早期集中在保皇派和拥曹派之间，后期集中在诸曹系统和三司马系统之间；孙吴的内部纷争，一直集中在贵族文臣集团和平民武将集团之间；蜀汉的内争，则围绕刘备诸葛亮不同时期延揽的精英派系间展开，如刘备在徐州、荆州、益州不同时期重用的不同文武班底。
时代不同了，英雄豪杰起于田亩，他们又与时代公侯的精英共处庙堂之上，其内争怎能不呈泾渭分明之势？
）1.没有骚动的喧哗
曹操并不因为陈琳对他的家世进行辱骂而害怕，而是因为陈琳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阵营内部的种种问题而惊恐。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算是在一个群体里面，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会产生很大的分歧，更有趣的是，这种分歧，往往不只是和人们的知识水平、家族出身有关系，而且还和他们在群体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有关系。
从三国时代来看，三个政权内部都有一个十分相似的现象，那就是文臣和武将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理念分歧。武将们多数都是支持建立“霸业”的，而文臣们则向往“共和”。
就以曹魏政权做例子，徐庶是曹魏政权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是明确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曹操手下，心里却一直在想汉室的复兴、刘备的践祚。更早的关羽也是如此，降汉不降曹，明确表示对曹氏的敌意，可为什么他们这样的人物在曹魏内部也有生存的空间呢？原来在曹魏内部也是很有保皇派的势力的，如董承、伏完这样明确的保皇派，还有荀氏叔侄这样隐藏的保皇势力，甚至崔琰、孔融这样立场比较模糊，但态度十分激烈的反曹——准确地说，是反霸权——人士。
但为什么这些人可以作为曹操统一北方的文武班底呢？那就是大方向的使然，这个“大方向”即为削平北方割据势力，维护汉族中央政权的统一和绝对权威，这符合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当然也更符合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所以不仅崔琰、孔融这样的豪族大家的代言人愿意跟着曹操，于禁、乐进这样出身行伍的人投机于曹操，连典韦、许禇这样出身豪贼、黄巾的人也愿意跟随他。
大方向一致了，但内部的“霸业”与“共和”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崔琰、孔融这些拥护共和、希望保持汉朝皇帝权威的人，后来皆与操反目，死于曹操之手，董承、伏完、荀氏叔侄亦然。而曹操为了自己的霸业，变得越来越神经质，居然多疑到了“梦中杀人”的程度，总是以为有人要害死他。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深思。
文字的打击能力
“文如其人”、“诗文传心”这些话，都是古代朴素的文艺理论，认为文章可以代表一个人的想法和立场，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堆砌。曹操和曹丕父子都十分重视这一点，曹丕甚至还认为，文章和兴邦治国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就因为文章不仅是一篇一篇的文字，还是写文章的人的思想的体现；文章本身并不可怕并不动人，可怕的和动人的是写文章的人。
写文章的人是什么人？自然是那些有才华的文臣。他们是继承了传统文化精神的人，既受过严格的文化训练，也有十分高的文化修养和高明的论调，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常常有独到的见解。因为这样的原因，文臣才被重视，他们的重要，并不是因为他们会写诗作文，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士大夫这种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身份。
正因为这样，那些文臣笔下的文章，才会受到很高的重视。
在《三国演义》第22回，刘备计划令袁曹对攻，自己坐收渔利，就派孙乾劝袁绍攻曹操，当时就提到陈琳所写的讨伐曹操的一篇檄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袁绍便商议兴兵，令审配、逢纪为统军，田丰、荀谌、许攸为谋士，颜良、文丑为将军，起马军十五万，步兵十五万，共精兵三十万，望黎阳进发。分拨已定，郭图进曰：“以明公大义伐操，必须数操之恶，驰檄各郡，声罪致讨，然后名正言顺。”绍从之，遂令书记陈琳草檄。琳字孔璋，素有才名；灵帝时为主簿，因谏何进不听，复遭董卓之乱，避难冀州，绍用为记室。当下领命草檄，援笔立就。其文曰：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又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其余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杨之余众，覆亡迫胁，权时苟从；各被创夷，人为仇敌……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操又矫命称制，遣使发兵。恐边远州郡，过听给与，违众旅叛，举以丧名，为天下笑：则明哲不取也……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勿有所问。广宜恩信，班扬符赏，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迫之难。如律令！”
绍览檄大喜，即命使将此檄遍行州郡，并于各处关津隘口张挂。檄文传至许都，时曹操方患头风，卧病在床。左右将此檄传进，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顾谓曹洪曰：“此为何人所作？”洪曰：“闻是陈琳之笔。”操笑曰：“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遂聚众谋士商议迎敌。
这一段很有嚼头——陈琳的檄文，戳中了曹操的痛处，以至坚信“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也毛骨悚然，被医好了“头风”，原来此文正是揭露了曹操阵营内部的矛盾重重。曹操并不因为陈琳对他的家世进行辱骂而害怕，而是因为陈琳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阵营内部的种种问题而惊恐。这就是文臣的力量。
而文臣的眼光虽然敏锐，但有的时候是存在一些偏差的。接下来的袁绍阵营内部的备战会议上，孔融的一篇说辞，也暴露了以他为代表的汉朝旧吏对袁绍的过高估计和对曹操的不信任，而其后的事态发展，皆如“张良再世”荀文若之所料，双方并未能真正交锋。有意思的是，荀彧后来也因曹操要称魏王而与之决裂——曹操在官渡胜，在赤壁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对阵营内部各利益集团间矛盾的平衡出现了问题。
争斗的必然
争斗是必然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为什么曹操派张辽、李典、乐进这样三个人去镇守合肥？张辽是吕布的旧部，是当年与高顺齐名的猛将，在吕布、高顺死于白门楼后，吕布的旧部就拨给张辽统率，是曹军中比较独立，而且战斗力不逊于青州兵的一支劲旅。李典是山阳巨野人，与名将满宠是同乡，但李典的家族势力要远远大过满宠，初平年间，李典即率族人数千，投身加入曹操的征战，后更将亲族部众数千家迁至曹魏老巢邺郡，拱卫城阙，是曹操非常倚重的一支力量。乐进出身小吏，凭借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爬到将军位置上，没有什么背景，曹操用他们防备孙权，其实属于防卫过度——到三国中期，满宠一个名将，已经足以治理荆扬防线，派三位名将岂不浪费？其实曹操正是用张、李的互相掣肘，乐进的调和，来保证重要国防战略据点合肥的稳定。
而且在孙权来犯之时，据《三国演义》称，张、李镇守、经营合肥多年，孙始终无法跨越雷池一步，说明了曹操驭人方略的成功。他既要保证张、李之间能够合作，又深知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会不断地进行斗争，但曹操的考虑并不是把他们两个人分开，而是派有“文臣”背景的乐进从中斡旋——姑且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乐进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吏，有一些文治的经验。
为什么曹操要这样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曹操这种做法无疑是效率不够高的，三位大将去镇守一个要塞，而且其中的两个还彼此牵制，要第三个从中平衡，单纯从行政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行政资源的浪费。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下，就只能这么安排。为什么？试想，如果只派张辽一个人，那么曹操阵营内部的大臣会十分担心，觉得张辽会有背叛的可能，因而在后方对他进行掣肘，这是对合肥的防守十分不利的；如果只派李典的话，他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和军事行动上的作风又远远不如张辽，从用人角度来说，张辽是最适合的人选，如果放弃他而单独任用李典，张辽心中自然会有疙瘩。所以，曹操把他们两个都推上第一线，为了平衡他们之间的争斗，就让乐进从中调和，这种“两武加一文”的结构，最终保证了合肥防线的固若金汤。
若干年后，最终是“文臣”出身的乐进的儿子岳綝成为了扬州刺史，而张辽的儿子张虎却随军跟了司马懿继续东征西讨.这不是已经很说明文武相争的大体结局了吗？
）2.专业差别与将相不和
孔明给关羽写信，恭维其为美髯公，极尽恭维忽悠之能事，可见此二人关系一直处于“面和”状态；张飞则是非常敬重士大夫，而对于卑下者无视之，所以张飞对孔明，才是真正的敬重。
诸葛亮的“绝活”
诸葛亮一副高枕无忧的样子，安排好了各位将军行动，自己却稳坐中军帐，这让对他不了解也不大信任的关羽和张飞自然十分不满。而夏侯惇在一开始也觉得诸葛亮的兵法不过如此，却不知道诸葛亮已经安排得井井有条，专门等着他一步步进入包围圈了。
这样的例子，三国也各有典故，其中比较典型的，莫过“博望坡军师初用兵”，关羽、张飞对诸葛亮的不满和抵制，从后者加入刘备阵营就开始了，对此诸葛亮是如何处理的呢？《三国演义》第39回描述说——
（却说曹操）聚武将商议南征。夏侯惇进曰：“近闻刘备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为后患，可早图之。”操即命夏侯惇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兰、韩浩为副将，领兵十万，直抵博望城，以窥新野。荀彧谏曰：“刘备英雄，今更兼诸葛亮为军师，不可轻敌。”惇曰：“刘备鼠辈耳，吾必擒之。”徐庶曰：“将军勿轻视刘玄德。今玄德得诸葛亮为辅，如虎生翼矣。”操曰：“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真当世之奇才，非可小觑。”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萤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夏侯惇曰：“元直之言谬矣。吾看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惧哉！吾若不一阵生擒刘备，活捉诸葛，愿将首级献与丞相。”操曰：“汝早报捷书，以慰吾心。”惇奋然辞曹操，引军登程。
却说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两弟勿复多言。”关、张见说，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犛牛尾至。玄德取尾亲自结帽。孔明入见，正色曰：“明公无复有远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于地而谢曰：“吾聊假此以忘忧耳。”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众，不过数千人，万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敌。”玄德遂招新野之民，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阵法。
忽报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新野来了。张飞闻知，谓云长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敌便了。”正说之间，玄德召二人入，谓曰：“夏侯惇引兵到来，如何迎敌？”张飞曰：“哥哥何不使‘水’去？”玄德曰：“智赖孔明，勇须二弟，何可推调？”关、张出，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张飞谓云长曰：“且听令去，看他如何调度。”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军马。云长可引一千军往豫山埋伏，等彼军至，放过休敌；其辎重粮草，必在后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纵兵出击，就焚其粮草。翼德可引一千军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旧屯粮草处纵火烧之。关平、刘封可引五百军，预备引火之物，于博望坡后两边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于樊城取回赵云，令为前部，不要赢，只要输——“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云长曰：“我等皆出迎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县城。”张飞大笑曰：“我们都去厮杀，你却在家里坐地，好自在！”孔明曰：“剑印在此，违令者斩！”玄德曰：“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二弟不可违令。”张飞冷笑而去。云长曰：“我们且看他的计应也不应，那时却来问他未迟。”二人去了。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孔明谓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来日黄昏，敌军必到，主公便弃营而走；但见火起，即回军掩杀。亮与糜竺、糜芳引五百军守县。”命孙乾、简雍准备庆喜筵席，安排功劳簿伺候。派拨已毕，玄德亦疑惑不定。
在这里，诸葛亮一副高枕无忧的样子，安排好了各位将军行动，自己却稳坐中军帐，这让对他不了解也不大信任的关羽和张飞自然十分不满。而夏侯惇在一开始也觉得诸葛亮的兵法不过如此，却不知道诸葛亮已经安排得井井有条，专门等着他一步步进入包围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