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五年（前175）曾“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除钱律，民得铸钱。”《史记·佞幸列传》：汉文帝“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后以“盗出徼外铸钱”致罪，“尽没入邓通家”。，贾谊指出：“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汉书·食货志下》）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遂又将造币权收归国有，定铸钱弃市律，严禁私家铸钱。造币权此后一直为历代朝廷所垄断，直至近世，无所变更。《汉书·地理志上》：丹扬郡“有铜官”。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洪亮吉曰：“《舆地志》云：宛陵县铜官山者，汉采铜所治也。”新莽时期前后的许多铜镜，常见“善铜出丹阳”铭文，说明丹扬郡铜官出产质量精善的铜材。辽宁辽阳出土的魏晋时期铜镜和日本出土的许多年代相当的铜镜，则有“铜出徐州”的铭文。参见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两座壁画墓的清理工作简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12）。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指出：“从镜铭来看，到了魏晋时期，徐州（今山东省东南部和江苏省北部，其治所在今江苏徐州）继丹阳之后成为全国有名的铜矿所在地。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今徐州市及其附近一带自古未闻有铜矿。因此，这便成了一个十分费解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61页）徐州当丹阳铜材北运通道，在南北政治割据时代，称丹阳铜为徐州铜，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自西汉中期以来，铜镜样式大体全国统一，东汉后期和三国时期，南北铜镜形制出现差别。日本出土许多铜镜的铭文表明，当时洛阳和会稽郡的制镜技师具有较高名望。
汉代铜镜带有近似后世广告宣传性质的铭文如“吾作明竟自有纪，令人长命宜子孙”，“叶氏作竟佳且好，明如日月世少有”等，说明原器是作为商品而生产的私营作坊的产品。铭文多见“尚方作竟真大巧”辞句，表明为首都尚方工官制作，多有私家作器套用“尚方作竟”语以抬高产品声誉者，但也不排除部分尚方工官产品作为商品在民间流通的可能。
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现的铜器，有本是长乐宫御用器的“长乐官钟”，本是楚元王刘交用器的“楚大官糟钟”，本是信阳侯刘揭用器又转归长信宫的“长信宫灯”，可能本是吴王或楚王府中藏品的“鸟篆文壶”，以及购置于洛阳的铜钫和购置于河东的铜等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说明铜器流通地域之广。1961年西安三桥发现22件窖藏铜器，铭文标明为上林苑皇家宫馆所用器具，其中大部分为长安铸造，也有的征调自雒阳、泰山郡、东郡等地宫观，有的则为东郡、颍川郡、九江郡地方行政长官贡献。参见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三桥镇高窯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载《考古》，1963（2）；陈直：《古器物文字丛考》，载《考古》，1963（2）；黄展岳：《西安三桥高窯村西汉铜器群铭文补释》，载《考古》，1963（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东汉鎏金铜酒樽，托盘上铭文有“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字样参见方国锦：《鎏金铜斛》，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9）。，可见蜀郡工官也制作“乘舆”用铜器。西安三桥铜器窖藏11号鼎铭：“昆阳乘舆铜一。”陈直以为，“此鼎为昆阳县所出铜材，由阳翟令铸造而贡献于汉廷者”。这批铜器中铜鉴铭文记有铸造数量，杨放、周霸所造各300器，李骏、左谭所造各240器，黄通、周博所造各84器，杨政所造10器，合计1 258器。又如铜鼎，王意造116器，左恽造200器。《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十一有上林鼎文：“上林铜鼎容二斗，并重十六斤六两，阳朔二年二月工李骏造五百，合第二百九十八。”也说明工官铸作铜器数量之集中。这些资料又证明，“汉代宫廷常征调郡国及郡国离宫别馆之服用器具。例如豫章观铜鉴、武政铜鉴调自东郡，上林供府初元三年铜钫调自东郡东阿宫，上林宣曲宫鼎调自东郡白马宣房观，泰山宫鼎调自泰山郡泰山宫，传世之上林供府鼎调自琅邪郡。以元帝初元三年一次所调为最多。调入之地皆为上林苑，被调之地皆为中原地区”陈直：《古器物文字丛考》，载《考古》，1963（2），收入《文史考古论丛》。。1955年，西安汉长安城遗址附近发现10块汉代铜锭，重各34公斤，其中1件有“汝南富波宛里田戎卖”刻铭参见贺梓城：《西安汉城遗址附近发现汉代铜锭十块》，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3）。，说明工官有时还往远地收购民间铜材。
《史记·货殖列传》说，“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司马迁所谓铜矿资源分布“山出棋置”的分析，是以“千里”为区划范围的。铜器由矿冶到铸作，要经过艰辛的运输过程。从上述诸例看，由制成到使用之间，亦多辗转移换。史籍关于大规模转运铜材的记载，又有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及汉武帝令“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史记·平准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