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的《來遠驛雪夕》，如果沒有自注“使高麗時作”作為史性叙事，我們很難判定其是否出使所作，因為詩歌叙事視點在“雪夕”，而不在“來遠驛”：
江上東風冷不禁，晚雲翻手弄晴陰。春來天氣不全好，夜久雪花如許深。暖老正思燕地玉，辟寒誰有魏臺金。空齋寂寞青綾被，學得東山擁鼻吟。
除了首句點明“來遠驛”在“江上”外，詩中更無其他關於此驛的信息。據宣和六年徐兢所作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云：“（高麗）昔以大遼為界，後為所侵迫，乃築來遠城以為阻固，然亦恃鴨綠以為險也。”來遠驛可能就是來遠城的一個驛站，而詩中所云的“江”就是鴨綠江，在這樣的空間，作者用“燕地玉”與“魏臺金”“暖老正思燕地玉”：杜甫：“暖老須燕玉，充饑憶楚萍。”燕玉有二解：一云“燕玉，婦人也”。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待燕玉而暖，則孟子所謂七十非人不暖也。一云“思得暖玉之杯也”。唐寧王有暖玉杯，以為飲器，不暖而自熱。《説郛》卷六五下任昉《述異記》：三國時昆明國貢魏漱金鳥，鳥形如雀色，常翱翔海上，吐金屑如粟，至冬，此鳥即畏霜雪，魏帝乃起温室以處之，名曰辟寒臺，故謂吐此金為辟寒金也。這樣的典故表達思念鄉國之情。趙可的《雲興館曉起》與《江路聞松風》兩首七絶，沒有“史性”的自注提示，而我們從其叙寫的時間與景致看，當也是他此次出使高麗紀行組詩的一部分：
雙旌晚泊雲興館，對面高峰絶可人。一夜山雲飛作雪，要誇千樹玉璘珣。
雪裏雲山玉作屏，松風入耳細泠泠。朝來醉著江亭酒，卻被髯龍喚得醒。
如“玉”之“雪”，與“來遠驛雪夕”在同一個季節；如“屏”的“山”與“高峰”，還有“千樹”“松風”這些景致也都似乎是高麗多山多松樹的一個突出表現。尤其是《雲興館曉起》明鄭若曾《鄭開陽雜著》卷五載：（朝鮮）平安道郡十一，其一即雲興郡。按：高麗在明洪武二十五年纔被朝鮮代替，所以地名多有沿襲。雲興館可能就在雲興郡。所云的“雲興館”，加上“雙旌”的使節身份提示，更可看作是出使高麗紀行組詩一部分。
李晏出使高麗，當在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三月册封高麗國王王皓時詳參《金史》卷六一《交聘表》下。《欽定續通志》卷六三五《四夷傳》一記載較為簡略：其後，晛弟晧廢晛自立，以讓國至金奏告，金主疑之，以詔書詳問其國士民。使至高麗，晧稱晛避位如前奏。使還，晧又遣使請封。大定十二年三月，賜封册。《金史》卷九六《李晏傳》：“李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世宗素識其才名。……時方議郊禮，命攝太常博士，俄而真授為高麗讀册官。”因為讀册官只是正使、副使領導之下的三節使團成員之一，所以《交聘表》等並無記載，而《李晏傳》也只此一語。他出使期間所寫的《高麗平州中和館後草亭》，收錄在《中州集》卷二：
藤花滿地香仍在，松影拂雲寒不收。山鳥似嫌遊客到，一聲啼破小亭幽。
金有“平州”，高麗的平安道也有“平州”明鄭若曾《鄭開陽雜著》卷五載：（朝鮮）平安道州十六，其一即平州。又載此道縣六，其一即中和。，高麗的平州有中和縣，中和館可能即在此縣，當是高麗設立的接待金使之館。
其後，張翰出使高麗關於張翰出使高麗時間身份，史無記載。，寫有《奉使高麗過平州館》：
昨日龍泉後來明張寧出使高麗，寫有《二十八日午發劍水道中望龍泉》，見《方洲集》卷一三《奉使錄下》。明鄭若曾《鄭開陽雜著》卷五云：劍水至龍泉四十五里。已自奇，一峰寒翠壓簷低。兼併未似平州館，屋上層巒屋下溪。
詩題所云之“平州館”，當即平州中和館。張翰視點在“館”本身，而李晏視點是“館”後的一個草亭，兩首詩結合起來，再造的是平州中和館優雅寧靜意境。
張翰出使高麗期間，還有一首《金郊驛》云：
山館蕭然爾許清，二更枕簟覺秋生。西窗大好吟詩處，聽了松聲又雨聲。
金郊驛，距高麗“國城”（即今朝鮮開城市）不遠，曾是遼與高麗激戰之地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國城》：“今王城在鴨綠水之東南千餘里，非平壤之舊矣。其城周圍六十里，山形繚繞，雜以沙礫，隨其地形而築之。……外門十一，各有標名……東北曰宣祺（自注：舊名金郊，今易此）。”同書卷四《外門》：“宣祺門，通大金國。”《遼史拾遺》卷八：“（八年春正月）引《東國通鑒》曰：顯宗元文王十年春正月庚申，姜邯贊以契丹兵逼城，遣兵馬判官金宗鉉領兵一萬，倍道入衛京城，東北面兵馬使亦遣兵三千三百入援。辛酉，蕭遜寧至新恩縣，去京城百里，王命收城外民户入内，清野以待，遜寧遣耶律好徳齎書至通徳門，告以回軍，潛遣候騎三百餘，至金郊驛，王遣兵一百，乘夜掩殺之。辛巳，契丹回兵，至漣渭州，姜邯贊等掩擊，斬五百餘級。”明張寧《方洲集》巻十三《奉使錄下》有《登金郊驛樓》：搖搖旌斾逺躋攀，坐算遊程兩月間。芳草無情隨處綠，好山如畫對人閑。一年風物春將老，千里星槎客未還。昨夜分明夢歸國，依然清禁立鵷班。，也是金使出使高麗必經之地。
孤立的某一地點的風景描寫，所具備的“叙事”成分相對較少，而聯章性的寫景組詩，因為有著“標題”的“史性”提醒，也即有著連貫的空間轉換提示，而使得單純的風景描述具有了“叙事”功能。從來遠驛到金郊驛，由“點”而“線”，空間的線性推進，勾勒的是金使出使高麗必經的路線，而這個線就是詩性叙事的“景”事線索，是連續性“寫景”變成“叙事”的一個重要因素。
另外，紀行組詩的背後往往是“事”，“事”既是“行”的原因與目的，同時又提供“行”的路線，“行”中之“景”，因有了“事”的潛在因素，而比普通的遊覽登臨寫景具有更多的叙事成分。
即景生情的傳統詩性叙事原則，使得“一切景事即情事”，這裏的紀行組詩都是出使者的自叙，所以與上節贈行者他叙性的想像式叙寫不同，叙事者都是“景”事的親歷者，他們的所叙的景事以及即景而生的情事都具有現場性、真實性，反映出使節們的觀察與感受以及情感與情緒。雖然上述六詩並非出自一家之手，但除了“來遠驛雪夕”表現的是叙事者的在寒冷中的寂寞思鄉之情外，其餘五首無論是趙可所寫的冬春之交的雪景七絶，還是李晏所寫的春末花落鳥啼、張翰所寫的秋天的松聲雨聲，優雅的“景”事中都洋溢著一種愉悦、妙悟與驚喜之“情”事。至少從留存的這些詩歌中看，在出使高麗漫長的旅途中，金使大多時候是滿懷喜悦的。可能因為自從天會四年韓昉出使高麗後，高麗臣屬於金，金使作為上國使節，受到下邦高麗的熱情接待，所以金人使高麗詩，與宋人使遼使金詩普遍情緒低落沉痛不同宋代今不存使節出使高麗途中此類詩歌。，而顯得愉悦活潑。
紀行組詩中“景”事的連續與變化，其實也是“情”事的連續與變化，因此紀行組詩不僅是出使者的“景”路歷程，也是他們的心路歷程。譬如趙可在寒冷的“來遠驛”感到寂寞，而到了“雲興館”則轉向愉悦，上了“江路”則顯得興奮，不斷變化的風景吸引或影響了行進的詩人使節，他們的情緒也在變化。行程的線性順序變化，因為注入了使節的活動與主觀情緒，而變得平面乃至立體。紀行組詩這種複線或多線的詩性叙事，也因而具有了一般歷程記錄所缺少的多重意義。
（二）叙寫個人情事：以抒情為目的詩性叙事
一般説來，以抒發個人情緒為主的詩，屬於抒情詩，但中國傳統的抒情詩，向來不以純粹的、無緣無故的感情抒發為主，幾乎所有的傳統抒情詩都是即景生情或即事生情，因此，當我們由“情”還原其觸發點的那些“景”與“事”時，發現“景”與“事”纔是抒情的基點，沒有“景”、“事”，“情”就無從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詩歌無論是寫景、抒情還是言志，其表像背後或者説其本質都是廣義的叙事。
李遹（1155-1222）的《使高麗》，就是即事生情之作：
去國五千里，馬頭猶向東。宦情蕉葉鹿，世味蓼心蟲。倦枕三更夢，征衫八月風。山川秋滿眼，歸思寄孤鴻。
除了首聯點明“事”之外，其餘六句均為詩人的個人情緒，“情”是這首詩的中心。
詩人的“情”潛藏在心中，遇到某些“事”就被觸發而發表出來。出使高麗這件外交大事，在此似乎不過只是詩人情懷的觸發點而已。李遹因在泰和（1201-1208）中為大興府幕官時，得罪了知府事的女真人，“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閒居陽翟十餘年”《中州集》卷五。《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二八亦有。一生官運不暢，因此也變得鬱鬱寡歡。出使高麗，在使團中他自然屬於下節隨從官（史書無記載），這無疑再次觸動、刺激了他的抑鬱心結，引發了詩人再次對“宦情”與“世味”的沉思，其情緒就自然流露出來。
詩性叙事中的“情事”，常常給人留下“情”大於“事”、甚至遮蔽“事”的印象。譬如這首詩從表面上看，就是詩人倦怠於官場與征途、心中充溢著濃厚的哀傷無奈幽怨的思鄉情緒，似乎沒有太多的“事”。但仔細考察，詩人這種情緒產生與深化的背景或原因，是比“五千里”更遠的征程、染滿征塵的“征衫”、仲秋“八月”的團圓情結、異域的“山川”等等，這些出使高麗行程中纔會有的特殊叙事時空及文化“要素”。由此看來，“事”在詩人創作的抒情性目的與進程中，一直起著作用，並未被“情”遮蔽：“事”的進行時間、空間以及詩人意識中潛在的文化積澱，始終在推進著情感的發展。只是讀者在解讀時，被濃厚的“情”遮蔽了感覺，而忽略了“事”的存在以及“事”的發展。詩性叙事的解讀過程，有時就是透過“情”的濃霧而發現“事”的過程。
對於出使高麗的使臣而言，每個人的精神狀態都不會完全相同，如李遹的厭倦悲傷情緒，就與趙可、李晏、張翰等人那種愉悦心情十分不同，而使節個人情緒心態及其變化，是史性叙事最為忽略、而詩性叙事最為關注的話題，因此，在研究集體事務中個人化或個性化的因素時，自叙性的詩性叙事的重要性就凸現出來。
（三）叙寫女性情事：詞的特殊詩性叙事功能
外交事務屬於重大國際事務，太后、皇后、嬪妃等宮廷女性偶有參與，但若不起特殊作用，史性叙事也少有涉及。下層女性參與招待的機率可能較高，但宏大史性叙事不屑於記錄。而從北宋或更早時候起，詩性叙事中詩歌一體涉及女性情事的分量也明顯減少，於是詞體成為叙寫與女性相關情事的最為重要的載體，因此外交事務中的此類“瑣事”常常只在詞中得以表現，詞體的特殊詩性叙事功能由此凸現。
在與高麗外交關係中，金從太宗天會四年後就一直佔有主動的、强勢的地位，高麗對金使節的接待規格頗高，據劉祁《歸潛志》卷一〇云：“高麗故事：上國使來，館中有侍妓。”而金在當時就是高麗的“上國”。這類對高麗而言難免屈辱、對金而言不免得意的“故事”，在史性叙事中常常有意無意被忽略或一筆帶過，卻因為金人兩首廣為流傳的贈别高麗“侍妓”詞，將此隱密難言之事彰顯得盡人皆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