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的《黃州新建小竹樓記》和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都是宋代記體名文，然而由於後者信筆放懷，不守成規，宋人早就對它的體制有所批評，王安石、黃庭堅等人甚至認為《竹樓記》比《醉翁記》更好。王若虛不執此議，他認為：“《醉翁亭記》雖涉玩易，然條達迅快如肺肝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樓記》雖復得體，豈足置歐文之上哉？”、“宋人多譏病《醉翁亭記》。此蓋以文滑稽，曰：何害為佳，但不可為法耳。”（《文辨》三）
當然，“文無定法”也是相對而言，文章創作總是要有一定的理路可循，那麽，什麽是王若虛觀念中的“無法之法”呢？在這方面，蘇軾“隨物賦形”的理論是深為王若虛認同的。
他曾引用蘇軾《自評文》中的一段話：“東坡自言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汩汩，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常行於所當行，而止於不可不止。’論者或譏其大誇。予謂惟坡可以當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勢，隨物賦形之能，而理盡輒止，未嘗以馳騁自喜，此其橫放超邁而不失為精純也耶？”（《文辨》三）在前代的作家中，王若虛最為推崇的便是蘇軾了，儘管金代中後葉党懷英、趙秉文等人認為文當以歐陽子為正，東坡雖出奇，而非文之正體，但是，王若虛認為，蘇軾的“奇”是出自胸臆的，並不是刻意為之，蘇軾在結構和立意上的創新來自於他高超的藝術手段和非凡的識見，在這方面，他認同了陳師道對揚雄之“奇”與“蘇軾”之“奇”的比較。“陳後山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艱。善為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摶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雖奇，故不能奇也。此論甚佳，可以為後學之法。”（《文辨》一）
“隨物賦形”、“因事出奇”，所達到的境界自然是文理氣脉的流暢貫通。但是在這方面，包括蘇軾在内的文章大家也常有阻斷文勢的疵病。王若虛就具體作品多有指出：
崔伯善嘗言：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緑”一節當删去，以為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務。其論似髙，然此自富貴者之常，存之何害？但病在太多，且過於浮艶耳。餘事皆畧言，而此獨説出如許情狀，何邪？蓋不惟為雅正之累，而其於文勢亦滯矣。（《文辨》二）
東坡《杞菊賦》云：“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諸本皆同。近觀秘府所藏公手書此賦，無瓠、墨二字，固當勝也。東坡詩論其末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則詩之意可以意曉而無勞。”而其中又有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此十六字蓋重複也。不惟語言為贅，其於上下文理亦自間斷，此灼然可見。（《文辨》一）
而虛詞運用不當對文勢的阻滯無疑使得文章顯得冗弱不健。
據《桑榆雜錄》記載，歐陽修《醉翁亭記》一出，四方爭相傳誦。一次王安石和幕僚們閑坐，有學者認為《醉翁亭記》其中使用的“也”字太多了，王安石説：“以某觀之，尚欠一字也。”座中有范司户説：“‘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必此處欠之。”王安石認為正中下懷。王若虛對這段材料表示了懷疑：“若如此説，不惟意斷，文亦不健矣。恐荊公無此言，誠使有之，亦戲云耳。”（《文辨》三）這種推斷是有道理的，王安石為文是最崇尚雄健峭刻的，説他給原本餘徐散漫的《醉翁亭記》再加一個助詞，的確令人懷疑。
三、語言論：繁簡得中、安妥愜當
論文者求其當否而已，繁省豈所計哉？（《文辨》一）
散文語言的繁簡問題也是王若虛《文辨》討論的一個核心的理論問題。學者一般認為散文語言越簡練越好。例如晉代張輔評司馬遷和班固的史書云：“遷叙三千年事止五十萬言，而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繁省不同，優劣可知。”（《文辨》一）這裏簡單地將兩部史書跨越的時間和所用的字數對比一下就做出了優劣的判斷，自然過於武斷。王若虛對這種看法做出了分析和批評：“遷之所叙，雖號三千年，其所列者幾人、所載者幾事，寂寥殘缺，首尾不完，往往不能成傳。或止有其名氏，至秦漢乃始稍詳，此其獲疏略之譏者，而反以為優乎？”並嘲笑張輔的看法：“此兒童之見也。”
王若虛認為，文章語言的簡繁應該以表達意思的要求來評價，不應當簡單地厚此薄彼，他針對學界流傳甚廣的一個故事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宋代中期的時候，古文運動開始勃興，但是取向各有不同。尹洙學習左氏春秋，以“簡而有法”為創作準則；而歐陽修則取法韓愈，着力在語言的散體化處用功。據宋人筆記記載，他們同在西京錢惟演幕府的時候，一次共同為錢惟演作《河南驛記》結果歐公用了五百字，而尹師魯（尹洙）僅用了三百八十餘字。歐公不服氣，於是重撰一記，比尹文還少十二字，而且完備有法度。這則材料常常被後世作為散文語言貴在簡練的例子，但是王若虛認為：“此特少年豪俊一時爭勝而然耳，若以文章正理論之，亦惟適其宜而已，豈專以是為貴哉？蓋簡而不已，其弊將至於儉陋而不足觀矣。”王若虛明確反對盲目求簡以至於損害文章内容表達的傾向。在王若虛看來，真正要删减的，是那些繁複的代詞和濫用的虛字。
洪邁《容齋隨筆》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慵夫曰：“邁論固高，學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長，亦當參取，使繁省輕重得其中，不必盡如此説也。沐浴佩玉，字實多兩處，夫文章惟求真是而已，須存古意，何為哉？”（《文辨》一）
洪邁謂：“《漢書·溝洫誌》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内，北至黎陽，為石堤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堤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堤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堤，字而不為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予謂此實冗複，安得不覺？然既欲詳見其事，不如此當如何道？蓋班氏之美不必言，是特邁過愛而妄為高論耳。（同上）
為了説明怎樣做到繁省得中，王若虛還親自捉刀對前人文章進行修改，例如揚子雲《解嘲》原文云：“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王若虛認為這不成義理。只説“為於可為之時、為於不可為之時”或云“可為而為之、不可為而為之”（《文辨》一），就可以了。
除了繁省要得中以外，王若虛還以嚴格的標準對前人文章中用語不當的地方進行了指摘，他所詬病最多的便是《史記》和《資治通鑒》，他認為：“文法之疏，莫遷若也。”在這方面較為推崇《左傳》和《漢書》，而對於諸如韓愈、歐陽修、蘇軾等人的經典文章，他也多能指點出其中的“不安”之處。他幾乎用了整整一卷的文字來指摘韓文的疏漏，對所激賞的宋文，包括歐、蘇等人的文章也多有批評。例如：“東坡《韓文公廟碑》云：‘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審’字當作‘必’，蓋必者料度之詞，審者證驗之語，差之毫釐而實若白、黑也。”這些批評十分細緻深刻。
在這方面的例證，包括用典的不當、稱謂的紊亂、過渡詞的欠缺以及各種極易被忽略的毛病，王若虛都能用苛刻的眼光指出，其中絶大部分評語是經得起後世的推敲的。在對前代文章的盲目推崇的傳統中，這的確是頗有警醒意義。
此外，王若虛的四卷《文辨》中還保存了他關於選本、校勘、作品本事評價等很多精彩的論述和獨到的發現。可以為學界參考取證。
王若虛的散文批評理論體現了一種客觀的懷疑精神和嚴謹的評價態度。既不尊古，也不厚今；既欣賞文體的突破創新，又抨擊過度的模擬和雕飾；既倡導删减繁冗，又反對過於儉陋。自然真率、平易曉暢和精潔峻健是他的散文美學理想。
金代文學是在北宋文學的直接沾溉下發展起來的，它與南宋文學同源而異趨，由於地域和政權的因素，金代學者往往能够有一個比較獨立的立場和眼光來審視作為漢族政權譜系下的文學發展，對很多宋人習焉而不察的錯誤有所發現，王若虛《文辨》正是這方面成就的傑出代表。
王若虛的散文觀念保存和發展了北宋歐、蘇等人重内容而輕雕飾、推崇創新、崇尚文理自然的傾向，指明了在衆多典範作品中正確的參照態度，其在大體上要求解放、細節上要求愜當的總體思路為宋文之後散文的突破指出了方向，可惜由於時代的原因，元、明以來的後學並未對其給與重視，現在看來，這些理論對我們認識古代散文的發展規律和藝術成就仍然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