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揭示梅花品格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四君子”等说法。梅与桃杏等芳树花卉的比短较长、考优品劣是以同是“花”这一自然属性为前提的，而“岁寒三友”中的松、竹却完全是另类，与梅花自然形态差别较大，在形象上它们是很难类比联系到一起的，“三友”的并列主要是观念性的，其意义在于通过与“松竹”这两个历史悠久、地位高超的“比德”意象朋比附类，推求其同，从而“移木接花”，彰显梅花的“比德”写格之义。笔者曾有《“岁寒三友”缘起考》一文论之已详程杰《“岁寒三友”缘起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可以参考。
与松、竹平起平坐后的梅花，可以说是占得了花卉审美品级的“制高点”，引得咏物创作中众花卉前来趋仰比附，或攀“朋”结“友”，或称“兄”道“弟”。如咏酴醾：“天将花王国艳殿春色，酴醾洗妆素颊相追陪。绝胜浓英缀枝不韵李，堪友横斜照水搀先梅。”（卢襄《酴醾花》）咏山礬：“只有江梅合是兄，水仙终似号夫人。季方政尔难为弟，每恨诗评未逼真。”（方岳《山礬》）咏玉蕊花：“唐昌观里东风软，齐王宫外芳名远。桂子典刑边，梅花伯仲间。”（史达祖《菩萨蛮·赋玉蕊花》）梅花的格调品位成了其他花卉审美评价和表现的标尺，与梅友松竹一样，与梅花的比肩跻列也成了赞美其他花卉的方式。这种“称兄道弟”方式在宋代的流行，当推原到黄庭坚《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中“山礬是弟梅是兄”一语钱钟书曾指出《淮南子》中这一修辞法更早的例子，见《谈艺录》（修订本）第11页。。但在黄庭坚那里，还着眼于梅花、水仙、山矾相继开放的先后次序。而南宋以来，随着梅花品格的完全确立，这一说法已重在品位格调的参比附美。一方面如上节所述桃、李、杏等花物的为奴为隶，一方面是松竹、水仙、山矾等物的友缔弟附，梅花如此置身于“社会关系”的纵横网络之中，其居尊处优的地位被标示得确凿无疑。这种人伦关系的比拟，以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简明地体现了相应的审美认识。
4梅花与牡丹
梅花地位的不断提升，必然带来的是与牡丹之间的巅峰对决。牡丹在唐时被誉为“国色天香”，北宋时进称“花王”，视为花中至尊，相应的芍药被称为近侍邵雍《牡丹吟》：“牡丹花品冠群芳，况是其间更有王。”《全宋诗》卷三七七。曹组《水龙吟·牡丹》：“东风既与花王，芍药须为近侍。”《全宋词》第805页。。而梅花则多称为“花魁”：“百花丛里花君子，取信东君。取信东君。名策花中第一勋。”何《采桑子》，《全宋词》第1031页。“因何事、向岁晚，搀占花魁。”卢炳《汉宫春》，《全宋词》第2168页。“江南春信早，问谁是、百花魁……独许寒梅。”陈允平《木兰花慢》，《全宋词》第3111页。究其用义，也主要赞美梅花先春而发、“东风第一”。这似乎远不能满足人们不断高涨的尊梅心理，于是便有了其他的赞美。刘一止《道中杂兴五首》其二：“姚黄花中君，芍药乃近侍。我尝品江梅，真是花御史。不见雪霜中，炯炯但孤峙。”《全宋诗》卷一四四五。以御史誉梅，意在标举梅花之不畏严寒、刚贞严凛之品格。随着南宋以来对梅花的日益尊赏，梅花被视为“枯瘦发纤秾，况此具众美”陈傅良《咏梅分韵得蕊字》，《止斋集》卷四。，“谛观毫发无遗恨，始信名花集大成”袁燮《病起见梅花有感四首》其二，《絜斋集》卷二四。的芳国至善。相应的也就出现了梅花为“花王”的议论。北宋后期的陆佃最早提出：“论功纵在姚黄下，果子花中合是王。”陆佃《依韵和查许国梅花六首》其六，《全宋诗》卷九○八。刘克庄：“看来天地萃精英，占断人间一味清。唤作花王应不忝，未应但做水仙兄。”《梅花十绝答石塘二林·二叠》其八，《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南宋末年的薛季宣《梅花》：“花实望先进，英华标素王。”自注称：“仙家号梅为花王。”薛季宣《****集》卷四。元人赵文《咏梅》：“白玉堂前野水滨，何曾荣悴异精神。当于香色外观韵，可怪冰霜里有春。天下无花堪伯仲，江南惟尔不风尘。欲将素王相推戴，老向山中作素臣。”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卷三。由于梅花“格胜”终在“一丘一壑”的闲雅幽逸，“王霸”之称有乖其义，因而未见流行。虽然王冠仍属牡丹，但这些议论本身反映了梅花地位的平视与凌越。正是从宋代开始，牡丹、梅花奠定了其在群芳国中二主并尊的隆崇地位。而就其象征意义而言，牡丹是富贵的代表，梅花则是闲隐之品。
综上所述，梅花在花卉植物的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人们最初只是把它与杨柳等等一起作为早春之景、春物一族来看待和感受的，随着审美兴趣的发展，人们逐步发现了梅花色香、姿态、习性等方面的优势，于是着意发挥，赋予精神意义，梅花便逐步卑视桃杏、媲美松竹，成了高超的“比德”之象。杨柳、桃杏、松竹三组物象相继而起的映照、衬托与类比，揭示出梅花美的不同层面，构成了梅花精神意蕴和文化地位提升的三级阶梯。而梅花与牡丹的“花王”之争，也从花卉品鉴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梅花的重要地位。（四）梅与水、月
梅与水有着密切的自然生态联系。“梅要山傍水次（际）栽”（梅尧臣《依韵诸公寻灵济重台梅》），梅花性喜温暖湿润的气候，野生多见于江岸山壑，早春梅花开放也是近水花木“易为春”。现代园艺学表明，梅花根系不耐涝湿，不宜滨水种植，古人所说临水之梅其实当属山壑、溪流岸堤坡地，而园林建设中临池种梅的现象则比较普遍。反映在文学中，梅花临水之景的描写却是古代诗赋中常见的取景。如南朝梁萧绎《咏梅诗》“还临先日池”，初唐王适《江滨梅》“忽见寒梅树，开花汉水滨”，晚唐来鹄《梅花》“枝枝倚槛照池水，粉薄香残恨不胜”，或实录所见梅花生长环境，或直接特写花溪映照之景象，给人以花水相映的清雅明丽。
梅花与月之间没有植物生态习性上的联系，而主要属于感觉上的相通。诗人咏梅早先多以雪、霜作类比、映衬，至迟从晚唐李商隐等人开始，引入“月”色来比喻、映衬梅花，如温庭皓《梅》：“晓觉霜添白，寒迷月借开。”陆龟蒙《奉和袭美行次野梅次韵》：“风怜薄媚留香与，月会深情借艳开。”主要是以月色的皎洁、清冷来比况、烘托梅花的白洁冷艳，即以“月色”写“花色”。
林逋“疏影横斜”一联水、月双遣，尤其是清水与“疏影”、月色与“暗香”两两相映，有效地渲染出梅花闲静幽雅的神韵，影响后人至为深远。林逋之后，类似的水影、月梅组合烘托比比皆是，成了咏梅描写中最经典的模式。苏轼咏梅多写月下之事，并且多取“月落参横”之时，进一步深化了幽寂空灵的意境。
“水”、“月”在中国文学中是两个特殊的意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入唐以来积淀了丰富的意蕴。我们只要重温一下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的名句，再读一下南宋僧道璨《水月轩》诗“江水清无底，江月明如洗。开轩浥清明，道人清若此”，就不难感受到这两个意象作为士大夫高雅闲静、超尘脱俗精神追求之写照的内涵。置身其营造的“语境”，梅花便被赋予了清雅超逸的精神意蕴，从而上升为清雅高逸之士人人格的写意符号。从文学上说，这是典型的侧面渲染烘托、虚处传神之法，南宋赵蕃的一首诗可以说代表了诗人们这方面的自觉意识：“画论形似已为非，牝牡那穷神骏姿。莫向眼前寻尺度，要从物外极观窥。山因雨雾青增黛，水为风纹绿起漪。以是于梅觅佳处，故就偏爱月明时。”（赵蕃《梅花六首》其五）
值得注意的是，“月”包含着“夜”的因素。冯子振《梅花百咏·水月梅》：“浮玉溪边夜未期，暗香疏影静相宜。一时意味无人识，只有咸平处士知。”夜晚较之白天的喧嚣和明亮，有着息思澄虑、幽寂闲逸的浓重意味，因而对梅花幽雅闲静乃至于冷寂孤峭的神韵有更鲜明的烘托效果。在宋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关于月夜梅的描写要明显多于水边梅，并且衍生出“月窗观梅”、“梅枝映月”与“月窗梅影”等独特的生活情趣和描写角度。有关的描写不胜枚举。
随着此类描写的流行，人们的认识也更为明确，直接以水、月来比喻梅神之清，比称梅品之高，也就相应出现。有关的用意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表示：梅花如水月之清（比喻）；梅花与水月相宜（媲美）。如：“水月精神玉雪胎，乾坤清气化生来。”（王从叔《浣溪沙·梅》）“迥立风尘表，长含水月清。”（张道洽《梅花》）“明月在天水在下，耿耿于其间兮，于以观我生之清明。”（陈著《赋墨梅》）“大潇洒，最宜雪宜月，宜亭宜水。”（赵温之《喜迁莺》）“天付风流，相时宜称，著处清幽。雪月光中，烟溪影里，松竹梢头。”（扬无咎《柳梢青》）“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越样明。梅月萧疏两奇绝，有人踏月绕花行。”（姚宋佐《梅月吟》）“林间姿艳同霜洁，窗下精神待月传。”（卫宗武《次韵咏梅》）“月中分外精神出，雪里几多风味长。”（戴复古《梅花》）“孤影棱棱，暗香楚楚，水月成三绝。”（仇远《酹江月》）梅花的审美品格在这水、月的比拟中被形容得极其鲜明详细论述请参考程杰《梅与水月——一个咏梅模式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五）“美人”与“高士”比拟
1梅花与“美人”
范德机《木天禁语》：“咏妇人者，必借花为喻；咏花者，必借妇人为比。”《历代诗话》第748页。这几乎是一个文学定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同样，在梅花描写中，以佳人作比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手法。不过南朝咏梅初起时多出以怨春闺怨口吻，由梅开梅落联想到韶光流逝，美貌难驻，所谓“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时”（萧纲《梅花赋》）。中唐以来，以女色喻梅渐见增多。如皮日休《行次野梅》：“茑拂萝梢一树梅，玉妃无侣独裴回。好临王母瑶池发，合傍萧家粉水开。”唐彦谦《梅》：“玉人下瑶台，香风动轻素。”所喻重点在粉、香等“形似”姿色。
入宋后尤其是北宋中期以来，这类比拟进一步增加，且用为比喻的美人有所拣择，集中于月宫嫦娥、瑶池仙姝、姑射神女、深宫贵妃、林中美人、幽谷佳人等高雅、冷峭、幽独、神仙“美人”（如咏红梅则是酣醉美人、嗔怒美人、服丹美人）。如：“姑射仙人冰作体，秦家公主粉为身。素娥已自称佳丽，更作广寒宫里人。”（郑獬《雪中梅》）“如云不比东门女，若雪岂非姑射人。”（彭汝砺《湖湘路中见梅花寄子开》其三）“此意比佳人，争奈非朱粉。惟有许飞琼，风味依稀近。”（晁补之《生查子·梅》）“姑射仙姿不畏寒，谢家风格鄙铅丹。”（张耒《梅花十首》）“一尘不染香到骨，姑射仙人风露身。”（张耒《腊初小雪后圃梅开二首》）与晋唐人比喻姿色、伤春绮怨不同，这些美人或身份特殊，或品位不凡，或风度高雅，或性格孤峭，着意在表现梅花高雅、超逸的神韵品格。
2梅花与“高士”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进而感到，以美人喻梅花终不免仍存脂粉气，不脱儿女态，梅花所代表的刚毅品格、高尚道德正是高人贤士的境界，反过来也只有高人贤士的形象当得起这些精神内涵：“骚人以荃荪蕙茝比贤人，世或以梅花比贞妇烈女，是犹屈其高调也。”（冯时行《题墨梅花》）“脂粉形容总未然，高标端可配先贤。”（《梅花十绝答石塘二林·三叠》）“此花不必相香色，凛凛大节何峥嵘……神人妃子固有态，此花不是儿女情。”（熊禾《涌翠亭梅花》）“咏梅当以神仙、隐逸、古贤士君子比之，不然则以自况。若专以指妇人，过矣。”（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基于这些认识，我们看到南宋以来的梅花作品充斥着以“丈夫”比拟的现象。如郑刚中《梅花三绝》便一气推出三个比喻：“梅常花于穷冬寥落之时，偃傲于疏烟寒雨之间，而姿色秀润，正如有道之士，居贫贱而容貌不枯，常有优游自得之意，故余以之比颜子”；“至若树老花疏，根孤枝劲，皤然犯雪，精神不衰，则又如耆老硕德之人，坐视晚辈凋零，而此独撄危难而不挠，故又以之比颜真卿”；“又一种不能寄林群处，而生于溪岸江皋之侧，日暮天寒，寂寥凄怆，则又如一介放逐之臣，虽流落憔悴，内怀感慨，而终有自信不疑之色，故又以之比屈平”（郑刚中《梅花三绝并序》）。郑清之《冬节沍寒约客默坐……》一诗则出以四喻：“衣冠古岸绮季至，介胄嶙峋亚夫色。从来魏征真妩媚，要是广平终铁石。”另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灵均清劲余骚雅，夷甫风姿堕寂寥。”（张九成《咏梅》）“苦节雪中逢汉使，高标泽畔见湘累。”（陆游《涟漪亭赏梅》）“长共竹君松友伴，岂容蝶使蜂媒入。似惠和、伊任与夷清，兼三德。”（李曾伯《满江红》）“饭颗一时工部瘦，首阳千古伯夷清。”“违物行归廉士洁，傲时身中圣人清。”（曾丰《赋梅三首》）“风流晋宋之间客，清旷羲皇以上人。”（张道洽《梅花》）“瘦成唐杜甫，高抵汉袁安。”（李龏《早梅》）“瘦如颗饭逢工部，老似磻溪卧子牙。”（戴昺《次韵东渠兄观梅》）“白头朔漠穷苏武，瘦骨西山饿伯夷。”（蒲寿宬《回谒蓝主簿道傍见梅偶成》）“数枝冲淡晚唐句，一种孤高东晋人。”“江南野史余芳论，绝世清如古逸民。”僧明本《梅花百咏》附《和冯海粟作》、《梅花百咏·评梅》。“闲淡可参仁者静，丰神已造圣之清。”邹之麟《梅花》，《广群芳谱》卷二三。“我观梅花如大贤，天地闭时全其天。群表独立超众甫，高标孤绝无比肩。孤竹伯子圣之清，闻风凛凛顽皆廉。独步战国性善翁，次庶几焉鲁仲连。众醉独醒湘累屈，苦节雪窖苏属国。三国无俦葛武侯，有晋征士陶靖节。作者七人梅花徒，赋中曷不勤招呼。”陈栎《题春先亭》，《定宇集》卷一六。如此等等，真是举不胜举。
风神清逸的高人、枕流漱石的隐者、苦节忠国的志士、行吟骨立的骚客，不同的拟象体现不同的品格意蕴，适应不同的主体胸臆及其表现目的。这其中最核心的是两类形象：一是幽隐之士，所谓“绝似人间隐君子，自从幽处作生涯”（戴复古《梅》）；一是贞节之士，所谓“人中商略谁堪比，千载夷齐伯仲间”（陆游《梅》）。这正对应了王国维《此君轩记》一文中所概括的士人品德理想：“古之君子，其为道者也盖不同，而其所以同者，则在超世之致与不可屈之节而已。”隐士体现的是一种脱弃尘俗的人生理想，即所谓“超世之志”，而贞士代表的是坚贞不移的意志操守，即所谓“不屈之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