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上海本有洋人，伪忠王带了二千人想破上海，被夷人空城计败回。伪忠王于庚申年五月破苏州，小的想与夷人和好，亲到苏州，夷人因闻伪忠王有洋人只好打不好和的话，以致不能得上海。至那年八月小的转回南京。
供词7又说：
那李秀成偏要与洋人为难，我将洋官都请到苏州讲和，被他闹散了。
洪仁玕提供的这些证词的内容，包括洪、李对上海事的意见矛盾，是我们过去所不知或不详知的。我曾对太平天国克苏州后引起的上海问题作过考证研究，可以确定并没有"洋官"到苏州来"讲和"，来的只是几批传教士。其时英、法两国已据《天津条约》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巨大利益。为换约而引起的冲突以及与清政府谈判造成的纠缠无结果的局面，曾使英国特使额尔金伯爵发牢骚：与其这样不死不活拖下去，还不如让南京获胜算了。但这只是一时泄愤的话，绝非英国的政策。他的弟弟驻华公使卜鲁斯就多次宣布不许太平军进入上海，否则武力相见，还命令驻沪领事不准收受太平天国的官私函件。洪仁玕写给英国以及美、法两国公使和驻上海领事的信，都因此而被置之不理。传教士们到苏州，有与洪仁玕旧识者，见面谈话气氛较融洽，但绝无可能"妥议"通商和好章程或和平进入上海之协议。当时太平天国中许多人在对外观念上都有两个误解：一是把外国人来访看做"来降"，二是把传教士看做政府的"文官"。洪仁玕在港数年，似乎应不致如此。但事实是，并无"洋官"而只有传教士访苏州，并无"通商和好章程"及"颇能如议"之事，而洪仁玕之说如此，岂洪仁玕之见识亦未能脱出一般人之误区欤！总之，供词关于这件事的具体经过，研究者需要慎重用之。李秀成出师上海，据李的供词和其他文献，是有某些外国人邀请他前去，并有"汉兵内应"，但终于败归。中空城计云云，似乎简单化、戏剧化了。
洪仁玕对李秀成的批评，集中见于上述材料供词9，即签驳《李秀成供》的述辞。李秀成于南京城破被俘遭曾国藩杀害后，其所写供词即被曾删改付刻，不旬日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送军机处及各有关地方大吏。洪仁玕被俘解送南昌后，大概沈葆桢给予阅看，甚或命其写读后材料。洪仁玕说，"予原存厚道，不肯自毁，诚恐阅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致纲目之倒置"，才写了这篇"签驳"。签驳的内容主要是，指斥李秀成"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驸马等"、"不认王长次兄为忠正人，不信本军师为才学之士"等。李秀成在供词中说洪秀全并不重用他，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驸马，然后才是陈玉成和他。洪仁玕在签驳中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兵粮之权归谁总握？"他说："西王长次兄之尊，天王不过荣亲亲功臣之后而已，岂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洪仁玕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者注意。当然，亲臣、功臣之后人也不只是安富尊荣而已。幼天王供词11称，在南京时，保王封官出自次兄洪仁达、洪仁玕，吏部天官朱兆英三人，幼天王即位，洪仁玕已在京外，是长兄、次兄和幼西王等执掌朝政。尽管太平天国后期渐形尾大不掉，但"保王封官"这样的大事大体上还是要有朝命的。所以，对于太平天国朝中用人轻重的评判，似乎李、洪所说的两方面情况都应考虑。
洪仁玕的签驳对李秀成的又一种批评是指责他用人不当，品性变迁不一。如"滁州原守将甚妥善，忠王念李昭寿同姓，且有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调换镇守，众议沸腾。忠王坚原将出征而任李昭寿"。李昭寿后来叛变，李秀成曾后悔自责。他与李昭寿"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则为研究者前所未知。洪又批评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春湘军困南京，诏谕屡催不动，迟不援京。这是事实，李秀成供词中亦未回避，他以为应多解粮回京固守两年再战为是。这似乎是战略见解之不同。洪仁玕又责李秀成回援天京时贪功心切、开挖地垅反而自伤多人及渡江北征不及援救雨花台等，则是小事或非事实，批评似乎过当。
签驳中更重要的内容，是指出将领"拓兵自固"和透露天王如何处置朝中党争诸事。这自不只是对李秀成的批评。签驳说："忠王之坐守苏、杭、常、嘉等郡县，与侍王之坐守句、溧、荆、宜、广德，辅王之坐守宁郭、池州等处，章王之暗守芜湖、繁昌、南陵、秣陵、丹阳等处，各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任朝内诏谕催征，毫未见各省郡县多进粮饷以固根本"。太平天国自"杨韦事变"以后，前期那样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未能完全恢复。各地将领在军政、财政、人事方面自作主张的情况日益严重，以至清方亦有太平军将领以所占地为"分地"之看法。洪仁玕这里指出的上述情况，说明了太平天国当大业远未成就之时，各将领已据地自雄，对朝廷不很尊重了。洪仁玕供词之已在《太平天国》第八册中刊出的那一份，有"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之语，而在该供的原稿中还有"私议苏、杭归忠王"字样，虽被勾去但显然可以看清。可见有过这样的议论而为洪仁玕所知。还有类似的事。黄文英供词25说，慕王谭绍光先在苏州，由于浙江湖州府是由他攻破的，所以湖州的钱粮都要归他，后来堵王黄文金镇守湖州，也不敢用他的钱粮。从这一情况亦可看出各地将领各霸一方的形迹，甚至先着手者就常保利权。史料记载，李秀成克苏州后曾向天京输送金银财宝和物资，得到天王嘉奖，其后也颇有向天京输粮银的记载，但这是否能说明太平天国中央与地方之间有经常性的分定额的财政关系？洪仁玕供词中上述说法，普遍严重到何种程度？的确值得深入研究。
太平天国后期朝中有"洪党"与"非洪党"之分，看来是事实。前述签驳中指出李秀成屡屡归罪于洪姓长兄、次兄、洪仁玕、驸马等，而洪仁玕在供词和签驳中也对李秀成等多所责备，他说，"忠、侍王在外，专靠章王（林绍璋）柔猾之言为之耳目"，认为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与林绍璋，甚或包括陈玉成，是一党。但陈牺牲早，在洪仁玕到京之初，陈曾是洪仁玕表扬联络的对象，故批评中较少提及。当安庆被曾国荃军围困时，天王曾命洪仁玕、林绍璋等带兵参加解救，但为时不久洪仁玕因朝中有外交事项需处理而被召回。后安庆失守，洪秀全查究责任，洪、陈、林都受处分，洪仁玕驳叙此事时认为陈玉成也是不愿他"认真直奏"的：
迨至安庆失陷，英王升天。章王畏罪，弃江北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哀饶性命，又求英王阮（原）其不力之愆。那时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殊知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故于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并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旋复章王林绍璋之爵，不准王长、次兄及予干与朝政。内则专任章、顺王掌政，外则专任忠、侍、辅王掌兵。
从现存英王陈玉成致章王林绍璋的一封信知，在安庆之战中林绍璋原议与安庆城外陈玉成会合以会击挂车河之敌，而林临期以军粮不继为由自动退却，遭陈玉成严词批评。林如何"不战不守"如洪之签驳所云，现不可详知，即以上述陈玉成信中所述之事而论，林已有重大责任。洪仁玕曾在前线，应知情况。洪仁玕供词2中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冬月，他的关于"安省失守（的）本章"触怒了天王，被革去军师、总裁、王爵；忌他"认真直奏"的陈玉成、林绍璋也以"不力"之罪革职，双方各被打五十板。但不久，恢复林绍章等的权力，而对洪仁玕及长兄、次兄则不准干预朝政。在这里，洪仁玕虽称颂"圣鉴不爽"，而批评洪秀全之意却跃然纸外。数月后，到次年春，情况又有变化。洪仁玕供词2说："壬戌春，因章王奸猾把持内外，凡事瞒上自专，致外省郡县粮饷少入，天王贬章王出苏浙催粮援京，罢其掌朝政之权，仍复予军师之职，总掌朝政。"洪仁玕、林绍璋又互相换了位置。洪秀全的处置似乎任意反复，而实际上却透露了朝中党争的尖锐，洪秀全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看来他主要仍倾向于信任洪仁玕和洪族。
章王出京催粮的情况，据洪仁玕的供词2，"章王前以柔猾和众，及至此时，众不以伊为重，闭城不纳，粒饷不得"。但昭王黄文英供词24却说，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1863）时，各王家眷都在湖州，由他照料，其时湖州缺粮，适章王林绍璋"由杭州催粮转回南京，小的就向他借了粮五百石供给各王家眷"。可见林绍璋催粮并非全无收获，洪仁玕与林多有积怨，不免语意过当。
四、天王之死和幼天王等被俘
太平天国十二、三年（1862、1863）时，虽在苏浙战场仍有一定声势，而南京被湘军围困，未能解围，京内外粮食不足，也严重影响军事。李秀成于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一月起在京守城，据其供词称京内粮食严重不足，并指责洪姓长兄、次兄等有搜括穷民银米等害民之事。如前所述，洪仁玕于太平天国十二年春复任军师，至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受命出京催粮催兵。供词2中称，他在京时期，城内粮食充足，安宁平静，只是京外无粮，援兵不到：
余即令京内各府楼第耕种禾豆，捐金采买，分派五大军各守城头，众兄弟各爵日夜勤劳，战守耕读，倚天王如泰山，毫无自危自惧。其中粮食勤耕自俭，尽足自养自固。无如各处援兵苦京外无粮，按兵不动。
是否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前后即洪仁玕、李秀成分别负责京城防守前后的粮食供应情况，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或者洪、李二人的描述都有或其中之一有所夸大呢？录此以待更细致的客观研究。
李秀成于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入京守城，洪仁玕于同月十六日奉诏出京催兵，在他出京前，洪秀全曾向他面授遗诏，此事已略见于《太平天国》已刊之供词，而供词2叙述尤详，云：
前岁面受老天王遗诏，赞襄内外，云：朕爱弟文才，博览各邦，通达天文风土，弟当注述六部则例及各事有益者，后当尽心辅助幼主，无忘朕命，钦此。予即跪谢圣恩，奏云：弟果有用，固当扶我主，亦当扶幼主，况弟今年四十有余，倘得天佑遐龄，必鞠躬尽瘁，求主宽心，勿令弟心如焚也。
两处供词都称"遗诏"，其意或因此后洪仁玕未再见到洪秀全，但洪秀全以幼主相托，则可能是洪秀全其时已病。以幼主相托自是极郑重的事，而命他注述六部则例，则是要洪仁玕为国家建立具体的行政制度。这并非急务，而嘱托及此，可见洪秀全当时并不以为国家败亡在即。授遗诏后，命他"偕恤王洪仁政、赖王赖桂芳、誉王李安邦四人出京，催兵解围"。这四人中，两人是洪秀全的兄弟，一人是妻舅，一人是学生（誉王名李瑞生，此作誉王李安邦，应是同一人），都是亲信。命他们出去催兵，自必竭尽心力。但任务艰巨，此行并无结果。供词2述他们的行程和方略云：
到无锡、常州，与护王陈坤书、然王陈时永会议，并文催金坛、句、溧、宜兴、广德、湖州等处，令侍王、堵王等除守土外，由太平关下攻头关，而丹阳、句容，即由石埠桥取下关，先得水路以通运漕，京粮有资，彼曾九（曾国荃）虽守雨花台等处，谅亦无妨。
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具体原因是由于溧阳、宜兴、乌镇这些应出兵援京的地方发生了叛变，自顾之不暇，不可能应援。丹阳的太平军不曾直接援京，但以奇袭得到过一些胜利："下攻江阴、无锡，取足兵粮，乘胜援京，虽杀死洋鬼头子顿、鬼兵千余，得洋炮无数，究得失均半，终无济援京之举。"常州在清军和"常胜军"协攻下失守后，洪仁玕等到达浙江湖州。这时侍王、听王、荣王、康王等已退入江西就食，李秀成要求他们秋后回援。洪仁玕乃与湖州"堵王（黄文金）誓师郊外，俱愿援京，每恨京外无粮，欲待八月新谷之兴"。待秋收再援天京的计划，看来过于迟缓。李秀成、洪仁玕等对形势似乎都估计不足，没有计及曾国荃为争功而不惜代价连连猛攻。至于洪仁政的供词21说，他到湖州催兵救南京，其时黄文金镇守湖州，"因道路不通，不能颁兵往援"，洪仁政也"就在湖州住下"。所谓因"道路不通"而不能往援，如确是实情，则是对援救南京不负责任的表现了。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1864）四月洪秀全在围城中去世，他的儿子洪天贵福记述了一些洪秀全去世的情况。供词11说：
四月初十日，老子起病。是天，他出来坐殿，我乃看见，后我总未见了。十九日老子死毕，是遣女官来葬的，葬在新天门外御林苑东山边上。
供词18又说：
父亲……于今年自四月初十日起病，四月十九日病死。因何病症，我亦不知。尸身未用棺，以随身黄服葬于宫内御林苑山上。宫内有前后两个御林苑，父亲葬处系在前御林苑，距父亲生前住的前殿隔有两个殿洪秀全去世的日期和原因，由于记载之不同，为学者所瞩目。幼天王供词之已刊于《太平天国》者，也作洪秀全死于四月十九日，与上述供词11、供词18同，而李秀成供词则作四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根据讯问宫人和情报，作四月二十日。今见幼天王供词13，问题乃有直接证据。供词13云："本年四月十九日夜四更，老子病死。"夜四更，实已是四月二十日，自亦可作四月二十日。李秀成称四月二十一日，则是记误。有说李秀成在二十一日才知道消息因而记洪的死日是二十一日，这是不合理的。
幼天王三次供词都说洪秀全系病死。《李秀成供》并称是病重又不服药而死。洪仁玕供词3，也说是"卧病二旬升天"。曾国藩删改《李秀成供》付刻印，改为洪秀全是"服毒身亡"，并在奏报中称服毒一事系据宫人之说。在李秀成供词原稿影印出版后，曾国藩对《李秀成供》的删改已大白于世。至于洪仁玕供词，如下文要提到的，迄有一部分未曾面世。当年《北华捷报》刊载的英译文有一部分为中文原供所缺，经简又文先生从英文回译的中文中，有"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及天王之结局"并非丧于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之语，与上述供词3中"卧病升天"之说不同。或者两者并不矛盾：重病后自杀。今所见之黄文英供词25则另有一种说法："那伪天王洪秀全系今年四月十九日在南京死的，传说因发肿病死的，有的说因调兵不动自己寻死的。"黄文英所记的后一种说法，虽只是传说，但却是出于太平天国高层人士之口，或者也是事出有因。
幼天王洪天贵福于四月二十四日继位。一个多月后湘军攻破南京，于是有了李秀成救幼天王出京而李本人在出城时被俘的一幕。李秀成救幼天王出京，李本人供词中已有叙述，而幼天王供词则另有不少新的情节。供词18云：
六月初六日五更时，我梦见官兵把城墙轰塌，拥进城内，醒来告知二弟。不料是日午后，我在楼上望见官兵果然把那里城墙轰塌，拥进城内。忠王李秀成及尊王刘庆汉们带了一千多兵、马六七百匹，于初更时保我从太平门缺口处冲出，官兵在城墙上看见，追来至山边，李秀成转身拦截官兵，同洪仁达均被擒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