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28年出生，1947年入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系学习，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以后在北京的理论宣传岗位和人文社科单位工作；1977年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任所长；1993-2002年两任全国政协委员，至2003年退休。
我对太平天国发生兴趣，始于1951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前夕在校旁一书摊上获见罗尔纲先生所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记得是开明书店出版。我自己稍有一些认真的研究，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尤其是在70年代以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1951我大学毕业以前由群众书店出版的名为《苏联的妇女和家庭》，是一本只几万字的小册子。50年代初我还译了一本英文书--《英雄的列宁格勒》，是记述苏德战争时德国围困和苏联固守列宁格勒的史实，约1954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我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第一本书是《石达开》，约八九万字。这本小书写于1963年，因受当时批判太平天国李秀成的影响，迟至197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我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大部分发表于《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从1977年第6期起，至2007年第2期，我在《历史研究》共发表16篇文章，其中有关太平天国的13篇。在《近代史研究》发表19篇，除纪念性文章外，学术文章13篇，有关太平天国的8篇。这些文章中，较早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上下），对于认识洪秀全，发前人所未发，当时在国内外均有影响，有英、美学者或在专刊中作了介绍，或译为英文在Randitions发表。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我的《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一书，罗尔纲先生为该书写了序，称我以业余研究而取得较好成就，特别提到说："本书《圣神风、圣神电的历史和意义》一篇，他抓着了"圣神风"、"圣神电"这些别人忽视的微细方，然而正是反映太平天国历史事实的重大地方，进行分析，进行有关的联系，丝丝入扣地道出太平天国的重大历史，特别是后期历史，这是其中最精密的一篇。"罗先生所称赞的该文，未在刊物发表过，故他的评说是在通读该书书稿后的见解，老辈人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我感动，值得后辈学习。我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与思想》一书中的文章，大都是既发掘史事，又注意诠释。《太平天国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一文，分析洪秀全以上帝为天地人万物的创造者，由此引申出人人是上帝子女和天下一家的理论。同时，太平天国又以洪秀全为上帝的儿子，洪之儿子洪天贵福为上帝的孙子，由此又有以他们父子公孙为主的小家庭。大小家庭互相交织和矛盾，包含着洪秀全思想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一篇，着重考证后期"太平天国"之名称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具体时间以及原因、意义。太平天国自杨、韦、石内部矛盾事件后，政治和宗教信仰受到严重伤害，迫切需要更张，而洪秀全以"改号"作为"改政"，意欲加强自己的权威。该书以《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一文为殿，该文回顾30年来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认为正确地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成绩和失误都十分重要；主要的问题在于对于历史研究如何为政治服务有错误的理解，而不重视历史研究应有自己独立的对象、任务和要求；指出，对阶级立场、观点的简单化，对歌颂、暴露公式的错误搬用，都是对太平天国研究发生错误的根源。
1983年我在美国作为Luce基金访问学者一年，其后直接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8周。这期间，我在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发现了《天父圣旨》、《天兄圣旨》两种前所未知未见的书，还有"天王御照"等珍贵文献。发现《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对太平天国研究有较重要的意义。我在1984年4月5日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录：
今日在（英国）图书馆得一重要发现，找到了《天兄圣旨》一函三册，披览之下，竟是萧朝贵假天兄名义所降"圣旨"卷一卷二两册，杨秀清假天父名义所降"圣旨"卷三一册，惊喜万分。此两书出版已百余年，在英国尘埋恐亦百余年，为前此治太平史者所未知未闻，今日所见殆海内外仅有之孤本。萧（一山）、向（达）等前辈半世纪前在英国搜访史料，贡献极大，仍遗此巨珠，今假手于余得以公诸于世，实为大幸。
这两种重要文献，我加以编注后于1986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天父天兄圣旨》一书，附有我所写长文《〈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历史》，该文曾先在《近代史研究》发表。
在《天父天兄圣旨》一书出版以后，199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又一本书《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史事》，胡绳同志题写书名。本书按专书的形式分为七章。绪论分太平天国文献的形成和湮没，太平天国文献的早期搜辑和发现，太平天国文献的汇编出版和新发现等三节，对太平天国文献作了总论。其后就印书（即太平天国刊印的书籍）和文书，分别作介绍、校读、史事考释等，该部分除刊布了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外，还把文献和史事结合研究，阐释文献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本书的《前言》中说：在不列颠图书馆、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我目验了太平天国众多的印书、文书的原件，多种刊刻于不同年份的同一书籍，每在细微处隐藏着重要的修改。如《太平军目》一书，原是千篇一律的，而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一册有"戊午遵改"朱戳的书中，对石达开的职衔作了修改；还有一些书如《三字经》、《太平天日》等的剑桥藏本，有贴纸修改、挖补修改等意想不到的修改，这些都与太平天国的史事有关。还介绍了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BodleianLibrary）（收藏有太平天国印书达15种55册之多，其中1853年春即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之始所印《旧遗诏圣书》即《旧约全书》卷一《创世传》半卷本一册，这是太平天国送给英国公使的那种较精美的版本，在世的可能仅此一册）。牛津收藏15种中的13种，每种都有多册，形制各异，启发我思考太平天国印书制度的演变问题。这些，在本书中都有所论述。这是本书内容较重要的方面。本书共附有文献的图片108页，其中彩色图片8页。
此后，我的《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一书于1998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本书是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英、美、俄、日及中国台北搜访所得的有关清代中国的稀见史料，并对它们进行整理、分类，分篇或分题进行考释、研究。全书将我所见的50册（件）稀见文献史料，分为经济、宗教、行政、中外关系、军事、造反者文书、社会七类进行介绍、研究。这些文件是我在80年代在国外搜访太平天国文献时同时发现的，它们在国外多未被认真保管，被我发现很有偶然性。如经济类的《康熙朝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商令牌》一件珍贵文物，是清前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罕见文献，原藏剑桥大学图书馆，被我在该馆的未编号箱中发现。耆英等关于善待教徒的3份文书，亦藏于同馆而未编号。梁阿发等自述在华传教文书等6份，藏不列颠图书馆东方部，在编号OR12593的"文件和通讯"册内。这些情况，说明发现这些文献的偶然性和所需要的经验。
1999年1月，我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在台访问研究一月。前后两位所长张玉法、陈三井给予了诸多便利，使我在太平天国研究上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收获：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部收藏的沈葆桢奏章中，获见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等文献资料多份。其中洪仁玕亲笔书写的绝命诗，共六行二十句，有很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而洪的这些诗句此前仅有英译文存世。洪仁玕被俘后的供词达七份，其中除在清军军营的"录供"外，有一份题签为《抄呈伪干王洪仁玕亲书供词》，原应是洪仁玕亲笔书写；又一亲书文件是常见的《太平天国》八册中所载《洪仁玕自述》的原本。还有洪仁玕签驳《李秀成供词》的文书，其中说李秀成"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等，极富研究价值。这些文书，我均已刊布，以供共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