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殿元在九、十月正在追捕陈亚贵。陈亚贵于七月间一度攻占修仁、荔浦两城，退出后，遭清军阻击，受到损失，进入浔州府境。郑祖琛九月二十六日奏称："修仁、荔浦大股贼匪窜入武宣之三里墟，经副将李殿元带兵进剿，匪首陈亚溃率党渡河。"（《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庚戌年十月初八日。具奏日九月二十六日，据韩品峥、方久忠《陈亚贵事迹考略》一文。）十月初六日又奏称："修仁、荔浦大伙首匪逃至宾州交界地方……匪首陈亚溃乘间逃窜，副将李殿元、同知吴德徵购线侦捕……将逆首陈亚溃捡获。"（《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庚戌午十月十七日。具奏日十月初六日，据韩品峥、方久忠《陈亚贵事迹考略》一文。）可见九月和十月初李殿元是在武宣三里墟和桂平紫荆山同陈亚贵作战，当然不可能在九月中下旬到平南思旺墟去布防封锁。
李殿元之去平南，是接替郑祖琛署任巡抚的劳崇光派出的。一份于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二十七日具奏的奏稿说：
广西桂平县属之金田村屯聚会匪多人，先经署广西抚臣劳咨会副将李殿元等带兵驰抵思旺墟驻扎。（英国伦敦公共档案局藏。奏稿没有具奏人姓名，察其内容，应为当时广西的统帅或两广总督所奏。《李文恭公奏议》没有此奏，李星沅关于思旺墟之战，只在参革李殿元等的附片中附带提到。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的《清代广东省档案指南》（DavidPong，ACriticalGuidetothekwangtungProvincialArchives）载，英国伦敦公共档案局有一份两广总督徐广缙关于广西桂平堵剿太平军的报告，共5页，日期为1851年1月28日，原编号为F.O.682／391／3（36）。我所见到的这份"奏稿"的伦敦公共档案局复印本，也是5页，第1页封面有"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奏由驿三百里"字样，即1851年1月28日，编号F.O.682／391，均相符，唯以下几个数码复印不清晰。据此，这份"奏稿"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徐广缙所奏。）劳崇光本人奏报稍详：
浔州桂平县属之金田村，有会匪屯聚，人数众多，经贵州署总兵官周凤岐等督带黔兵二千名及本省兵勇分投防剿，前经奏闻在案，查金田下通平南，恐贼匪被桂平官兵进剿，从下游窜越，当派副将李殿元、署游击宋煜、署都司陶玉德等，督带兵壮驰往，择要安营，实力堵剿。兹据该副将等禀报，先后驰抵平南之思旺墟驻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劳崇光等奏进攻金田失利伊克坦布等战死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此奏于李殿元系何人派出，似不够明确，但结合前面一份奏稿，在思旺墟驻扎之李殿元系据劳崇光的命令行事，实属毫无疑义。郑祖琛系十月二十四日明令革职，劳崇光于十一月十五日接印署事。（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劳崇光奏接印日期并筹剿情形折》，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所以劳崇光作为署理广西巡抚派出李殿元等必在十一月十五日后。这样，所谓九月下旬李殿元就在思旺墟布防封锁，自然是不可能有的事。
李殿元选择思旺墟地方驻扎，也是不奇怪的事，并不是由于侦知洪秀全密藏在山人村而去封锁出路。思旺墟南距花洲约四十五里，平南县秦川巡检司驻此，是联结平南、桂平的交通要地。劳崇光是为防备金田会众"下窜"平南而派李殿元等去"择要"安营的，李殿元到思旺墟驻扎，这是通常的军事布置。
在李殿元到达以前，思旺墟可能曾有平南县地方壮勇团练的封锁。十一月初一日平南知县倪涛进犯花洲，但遭到惨败。这一次战斗清方只有平南地方壮勇和团练参加而没有正规军，也是此时李殿元尚未到思旺墟的一个旁证。
根据以上种种，所谓由于李殿元封锁围困因而造成严重问题，实属大可怀疑之事。山人村之困可能是存在的，但除了《太平天国起义记》以外，我们现在找不到其他记载来印证或丰富它的事实。（洪、冯被围困于山人村事，除《太平天国起义记》外，不见于清朝方面和国方面的其他记载。李秀成、洪仁玕自述都谈到金田发人马去花洲迎洪秀全到金田毫没有去解救围困之意。《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说法只是一般地谈到被清军围困。
它与其他一些记载连接起来，形成李殿元封锁思旺、胡以晃打大仗不能突破、杨秀迎救这样的故事，这就可能离开了事实。）
杨秀清从金田发人马去思旺墟迎接洪秀全和花洲会众，从军事上来看是一件寻常的事。李殿元虽然不中用，但他进驻思旺，毕竟是在桂平、平南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此时金田已集中了大多数起义队伍，派人拔掉这个楔子以接应花洲会众，这不一定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陆川会众去金田时，金田就曾派队伍到大洋墟接应，这在上文已经谈到了。（也可能洪秀全这时有着一定的原因不愿主动前去金田，一直到杨秀清派接。这种可能，如果考虑到洪秀全、冯云山在金田团营期间不在金田而去花洲，杨此期间忽又口哑耳聋直到十月初一日才复开金口的怪病，似乎不无蛛丝马迹可寻。这只是一种推测。）
思旺墟之战的胜利和洪秀全到了金田，使会众士气大振，而在清朝方面则是受了一次打击。驻在浔州负责军事的周凤岐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派贵州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署松桃协副将清长带贵州兵为中路，以候补知府刘继祖、桂平县知县李****带壮勇团练为左右路，向金田进攻。正在这时，博白的拜上帝会会众数百人和贵县龙山矿区的部分矿工、贵县在"来土"斗争中失败的客家人到了金田，太平天国官书上多次提到金田起义，但从未标明具体的日期。五十年来，学者提出和研究金田起义的日期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金田起义的日期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日那一天，即1851年1月11日，这种说法，较长时期来为国内外研究者所接受。近年来，认为金田起义的日期是道光三十年十月初一日，即1850年11月4日的看法又重新提出，并且提出了新的论证。金田起义的日期再次成为争论的问题。
但是，这两种说法似乎都难以令人信服。
金田起义发生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之说，是从太平天国方面的文献记载来论证问题的。它的主要根据是洪仁玕以及李秀成的自述。洪仁玕说："此时天王在花洲胡豫光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洲，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根据这段话，金田起义的日期被认为就是洪秀全"万寿"日那一天，即十二月初十日。旧本《忠王李秀成自述》又有"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之句，这句话被解释为洪秀全在六月下"总******"。六月总动员，十二月初十日在金田起义，是这种说法原来的要点。
但《忠王李秀成自述》的原稿影印本问世以后，人们发现，"道光三十年六月"句原作"道光三十年十月"，"六月"是曾国藩窜改的。这样，起义日期为十二月初十日之说有了一些新的解释："总动员"的时间改为五月，李秀成"十月同日起义"之句解释为是指十月初一日在金田大团营，然后十二月初十日起义。
但十二月初十日之说及其几点新解释，看来存在着一些困难。
所谓五月动员，其根据大概是洪秀全五月派人回广东接家属。然而。"总动员"和接家属，不能说一定都发生在同一月份，完全可能稍有前后。（《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写作十月同日起义，这是并无关碍忌讳的问题，何以把十月改为六月？是否他了解洪秀全下令团营是在六月而予以改动的？没有根此以志疑。）
把李秀成"十月同日起义"一句解释为是指十月初一日金田大团营，尤其难以成立。
所谓十月初一日在金田大团营，于史无征。认为十月初一日在金田大团营的唯一依据，是太平天国《天情道理书》中这样一句话："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金田团营期间的十月初一日那天，东王复开金口；而不是说金田团营在十月初一日。
所谓团营，就是聚集起义群众。《天情道理书》叙述周锡能事件说：
辛开年五月驻扎新寨，时有博白县周锡能禀奏东王，禀称博白真道兄弟姐妹，因团营之时一时仓卒，未得齐来，恳求东王恩准回乡再为团集。（《太平天国》，第1册，376～377页。）可见"团营"就是"团集"。《天父下凡诏书》也称周锡能回去"团集"、"团接"兄弟。（参见《太平天国》，第1册，11页。）所以"金田团营"，就是把各路起义者聚集到金田，而不可能指在金田的群众举行操练、演习、汇集这一类活动。既然这样，"团营"就不是在一天之中能实现的事，尤其是"金田团营"，远近不同的起义者经历不同的行程或斗争到达金田，必然需要一个过程。即以"花洲团营"来说，九月十三日花洲团营，蒙时雍等于九月十八日由花黄水之紫薇村起行赴花洲，也不是一天之内就实现了的；九月十三日是在花洲团营开始之日，其实现必经过一段时日。
由此看来，所谓十月初一日在金田大团营的说法，不但不符合上引《天情道理书》那段话的原意，而且于事理也窒碍难通。十月初一日以前，贵县的石达开大股和象州的谭要一股等，早已到金田聚集了，它不可能是金田团营的开始日；十月初一日时，陆川、博白、花洲等地的大队人马还没有到金田，它也不可能是金田团营的实现日。这样，怎么说得上十月初一日是金田团营的日期呢？
退一步说，即使十月初一日金田有过"大团营"，也不能认为李秀成的这句话就是指这次"大团营"。因为李秀成所说包括了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等地的起义者，而十月初一日那天，花洲、陆川、博白的人都未到达金田。
根据以上的分析辩证，可以看出，把洪仁玕的话肯定地理解为金田起义的日期是十二月初十日，又要把它同李秀成的话统一起来，那是难得圆满的。而且，留有供词谈到金田起义日期问题的太平天国将领，还有赖文光。赖文光自述说，"庚戌年秋倡义金田"。赖文光是参加金田起义的人，何以他的话与洪仁玕不同？太平天国三位领导人谈金田起义日期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这就是一个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
现在再看金田起义日期是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初一日的说法。这种说法在文献资料上的主要根据，是《天情道理书》上的几段话。这几段话的意思和意义，下面将要进行分析。为便于读者判断，把它录在下面：
迨庚戌（1850）四月间，东王一旦忽又口哑耳聋……皆私议东王几成病废，以致有不知尊敬东王，反为亵渎东王。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手巧，掌理天国军务，乃天下弟妹，此又可见天父权能，试人心肠之凭据也。即金田起义之始，天父欲试我们弟妹心肠，默使粮草暂时短少，东王、西王诰谕众弟妹概行食粥，以示节省。时有大头妖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藉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我们兄弟间有不知天父权能凭据者……贪一时之衣食，几为所诱。蒙天兄下凡，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实非真心敬拜上帝之人……未几而大头妖果然叛逆。我们兄弟幸已释迷返悟，未受大害，且旋将妖党概行剿灭。……此又可见天兄大显权能之凭据也。（《太平天国》，第1册，366～368页。）
十月初一日起义说认为，这些话明确地指出十月初一日是"金田起义之始"。它也把"及至金田团营，时惟十月初一日……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这一句理解为十月初一日金田团营，又把"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即金田起义之始"这几句连读，从而认为太平天国自己的文献已确指十月初一日为金田起义的日期。
但《天情道理书》中的这些话显然不能作这样的理解。"及至金田团营"一句，上文已经说过，它不是说十月初一日金田团营，而是说在金田团营期间的十月初一日，东王复开金口。至于"即金田起义之始"句，"即"字义为"当"、"在"，而且这一句以下是叙述另一件事，它不得与"时维十月初一日"连读从而确定十月初一日为起义日，似乎是更为明显的。
十月初一日起义说还从事理方面提出论证。它认为，起义日应是打第一枪的日子，十月初一日花洲"打大仗"，而十二月初十日金田及各处均无战斗，这是起义日期为十月初一日之一证。但是，这个第一枪既然是在花洲打响的，为何太平天国屡称金田起义而不称花洲起义？可见太平天国并不以在哪里打第一枪作为起义的标志。如果说，不管太平天国如何看，作为今天的历史工作者的认识，应该以打第一枪的日子作为起义日，那么，在花洲以前，陆川等地的起义会众早已与清方兵勇进行了战斗，打响了枪声，何以不以那些日子作为起义的日期呢？可见根据这样的理解以确定十月初一日为起义日，也是扞格难通的。
十月初一日起义说又从史事方面进行论证。它认为，据前已引录的《天情道理书》叙述，在"金田起义之始"，太平军缺粮吃粥，大头羊张钊在江口墟借名敬拜上帝滋扰，弟兄有受其诱惑者，天兄下凡提醒张钊是坏人，未几张钊果然叛逆；而根据李星沅的奏报，张钊叛降清军是在道光三十年（1850）冬月即十一月，这就是说，十一月已经是"金田起义之始"了，这是金田起义日期不得在十二月初十日而应在十月初一日之又一证据。
这样提出问题是有益的，开阔了我们研究金田起义日期问题的思路。但就具体结论来说，似乎仍难成立。这里我们首先略考察张钊降清的事实和日期。
张钊是道光末年活跃于广西浔、梧江面的著名艇匪，反复无常，专事劫掠。（道光二十八年（1848）张钊曾受地方招抚，但劫掠如故。他在投诚禀稿中自称："非行劫掠，无以营生，不抗王师，何以保命……屡欲自新，洗涤虎狼之性；久图安乐，愿归父母之邦。"（［日］佐佐木正哉编：《清末秘密结社资料》）他叛降清朝后，劫掠之性不改，又与"会匪"暗通，虽很出力与太平军为敌，终为清统治者所杀。）金田起义时期，他投奔过拜上帝会。李秀成记其事说：金田之东王发人马来花洲接天王到金田汇集矣。到金田，有大头杨、大里鱼、罗大纲三人在大黄江口为贼，即入金田投军。该大头杨到金田见拜上帝之人不甚强庄（壮），非是立事之人，故未投也，后投清朝向提台。至罗大纲，与大头杨两不相和，后罗大纲投之。（《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李秀成在自述中旁注说明，这件事是他入营后罗大纲亲自告诉他的。这段纪事没有提到具体日期，但据文中提到的史事推算，张钊等投奔金田似在十一月下旬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