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的主旨在于打破几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迷信，在于要人知道“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新信仰。作者提出十个证据来证明这个“行易知难”的道理。十种证据是：（一）饮食；（二）用钱；（三）作文；（四）建屋；（五）造船；（六）筑城；（七）开河；（八）电学；（九）化学；（十）进化。自第一章到第四章，分说十件事，证明人类有许多事行了一身一世还不知道这里面所以然的道理。可见行是容易的，知是不容易的。第五章总论知行。大旨说人类有三种人：一种是先知先觉的发明家；一种是后知后觉的鼓吹家；一种是最大多数懵懵懂懂的实行家。原文说：“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则大禹之九河可疏，而秦皇之长城能筑也。乃后世之人误于知易行难之说。虽有先知先觉者之发明，而后知后觉者每以为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独不为之仿效推行，且目之为理想难行。于是不知不觉之群众，无由为之竭力乐成矣。”（页50）这是全书的要旨。以下第六章论“能知必能行”。第七章论“不知亦能行”。第八章论“有志竟成”，举作者自谋革命“三十年如一日”的历史，作一个具体的先例。
《孙文学说》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能把它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地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原故。本书第六章记民国初年民党不信任他的计划的事，很有研究的价值。后面附陈英士寄黄克强的长信，也很可以供史家的参考。这部书的根本观念，简括说来只有一句话：“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页50）
中山先生又作了一种《建国方略》，是一种很远大的计划。（一部分见原书第七章的附录，页84—86）他又怕全国的人仍旧把这种计划看作不能实行的空谈。所以他先做这一本“学说”，要人抛弃古来“知易行难”的迷信，要人知道这种计划的筹算虽是不容易的事，但是实行起来并不困难。
这是他著书的本意，是实行家破除阻力的正当手续。所以我说这书是有正当作用的。
他这一部书所举许多“行易知难”的证据有几种是“不知而行之”的，如饮食用钱之类。有几种是“行而后知”的，如古时没有化学，先有瓷器、豆腐等化学品。有几种是“知之则更易行”的，如现代化学、工程学、电学之类。全书最注重的是“知之则更易行”一句话。作者的意思是说，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从前不能得到的参考材料现在都可得到；从前无法计算的种种方面，现在都可通盘筹算；从前决不能征服的困难，现在都有征服的法子。在这个时候，若能用科学的知识定下一种切实的远大计划，决没有不能实行的道理。从前不知尚且能行，现在有了正确的知识，行起来更容易了。这种学说是不限于一党一系的，无论哪一种正当的团体，都该有根据于正确知识的远大计划，都应该希望大家承认那种计划是“能行”的，都应该用合法的手续去消除大家对于那种计划的怀疑。——换句话说，无论是何种有理由、有根据的计划，必须大家有“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的信仰心，方才有实行的希望。现在的大危险，在于有理想的实行家太少了。现在的更大危险，在于认胡混为实行，认计划为无用。陆放翁说得好：“一年复一年，一日复一日，譬如东周亡，岂复须大疾。”没有计划的结果必至如此。——所以我说中山先生这本书是不仅仅有政党作用的，这是我对于这书大旨的赞成。
书中有许多我不能赞同的地方：如第三章论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步”；第五章论王阳明一段。比较的都是小节，我可以不细批评了。
（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收入1927年6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孙文主义研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