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也是这种选择性过程的倡导者之一。不过现在我表示后悔，因为我认为谨慎选择的态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实在不必要。一种文明具有极大的广被性，必然会影响大多数一贯保守的人。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如果他们前进一千步，群众大概会被从传统水平的原地向前带动不到十步。如果领导人在前进道路上迟疑不决，摇摆不定，群众必定止步不前，结果是毫无进步。
接受现代化
中国之所以未能在这个现代化世界中实现自我调整，主要是因为她的领袖们未能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近几十年来，中国之所以不再谈论抵制西方文明，只是因为中国的保守主义已在选择性的现代化的理论伪装下找到庇护所。她在采用西方文明某些方面如电报、电话、铁路和轮船、军事改组、政治变革以及新的经济制度……所取得的微小的进步，大多是外国特权享有者或担心民族灭亡和崩溃的中国人所强加的。这些方面的进步没有一项是出于自觉自愿或明智的了解而引进到中国来的。甚至维新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充分了解他们所主张的东西。仅在几年以前，1898年维新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曾歉然地自认道：“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西学为何物，亦不知如何去学。我们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旧东西已经不够用了，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原文见《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领袖人物本身浅薄如此，当然不能引起广大群众的真正的热忱或坚强的信念。
保存国粹
果如所料，要求改革的第一个浪潮被政府中反动分子镇压下去后，知识界立即发起了一个新运动，即“保存国粹运动”。这个运动中的许多支持者又同时是后来推翻满清的革命党的成员。这个事实可注意之点是，它表明反满的革命虽然是受西方共和理想的鼓舞而发动的民族自觉运动，但它还没有摆脱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绪。这个保守主义最近几年有突出表现。有人在反对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时经常使用“打倒文化侵略”的口号。
工具与进步
直到最近几年才听到有人坦率发表现代西方文明优于中国的和一般东方的旧文明的议论。一位年逾花甲的思想家吴稚晖老先生于1923—1924年发表了他的宏论《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他在文中大胆宣称中国旧道德的总体都是低级的和粗浅的，欧洲种人在私人道德上和社会公德上以及日常生活方式上都超越其他种族之上。“他们是所有这些种族中最有才能和精力充沛的人民，他们的道德总体是高超的。”他劝告中国的知识分子把所谓的国故扔到茅厕里至少三十年。在此期间，用一切努力加快步伐建立像尘沙一般干燥的物质文明。他对被已故梁启超先生等保守思想家斥为濒于破产的现代科学文明大加颂扬而不惜余力。吴稚晖先生说：“人是一种会制造工具的动物，世界的进步全靠工具数量的增多。而科学又是工具制造的最有效途径。”“我们相信文明愈进步，工具就愈繁多，实现人类大同的理想就愈接近，那些现在阻碍人类智慧的困难问题也就愈容易得到解决。”[译者注：以上引文在吴稚晖原书中未查到，此处据英文译出。]
国际性的经验
这些话出自一位花甲老人之口这件事就值得注意。吴先生曾受教于江阴南菁书院，这所学院是当地最后的重镇之一。他曾在日本住过，也曾在英法两国呆过几年。他对西方新文明之了解不下于他对东方旧文明的了解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