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去年在北美洲游历时的一篇讲演的大意。我最初在哈佛大学把这个见解提出同一些国际政治学者讨论，后来又用这个见解在纽约、华盛顿、费城、绮色佳、芝加哥、司波堪（Spokane）、西雅图、洛杉矶，及加拿大的文尼白（Winnipeg）各地讲演过十多次，然后写出来，题为“太平洋的新均势”（The Changing Balance of Forces in The Pacific），登在纽约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的本年1月号里。我现在把这个见解用本国文字重写出来，稍稍有点增减改写之处，请国内的政治学者指教。
我去年八月到美国的约瑟弥岱（Yosemite）去出席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大会，到会的有十一国（中、日、英、美、苏联、法、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菲律宾、荷兰）的代表一百二十八人和国联派来的列席的代表三人。会议的主要论题有五个：
（1）美国的新措施及其国际的涵义。
（2）日本的新进展及其国际的影响。
（3）苏联的新建设。
（4）中国的建设及其国际的涵义。
（5）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及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前面四个是分论，最后一个是综合的寻求解决的方案。当然大家都特别注意这最后一组的圆桌讨论。
我在那第五个圆桌会议的四天讨论终结之后，得着一个结论：对于太平洋西部（远东）的问题，大家议论虽多，其实只有两种看法，一是败北主义，一是乐观主义。认这问题没有和平解决的方法的，是败北主义。认它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的，是乐观主义。我是生来乐观的，所以始终不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然而我不能不承认，出席那个会议的人和欧美一般的人，多数，也许是绝大的多数，是抱着前一种败北主义的。这也难怪他们；他们看了日本近年的暴行，看了中国本身的无力，看了国联的失败，看了一切国际条约的撕成废纸，当然不能不承认远东问题是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了。
败北主义在各国的实际政策上的表现有多种主张。去年9月中，《新共和》周报（The New Republic）曾有一篇社论，主张美国政府命令美国商人和银行全部退出中国，他们的损失可由美国政府从减缩海军所省的经费里拨款赔偿。这是败北主义的一种表现。恰相反的政策，如单方的扩张军备而没有一种积极的国际政策，也是一种败北主义。至于那些主张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现势的人，那些攻击司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的人，那更是败北主义者，不用说了。
我曾细想，这种败北主义都是由于观察太平洋形势的错误。他们心目中所谓“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只是指满洲事变以来日本的强权独霸东亚，打破了一切原有的均衡势力，而一切旧有的国际组织机构对于那个独霸东亚的强权竟无法可施。他们把“太平洋势力均衡的变化”解作了“日本的独霸西太平洋”，当然他们要感觉和平解决的绝望了。因为在一国绝对独霸的局势之下，如果主持那个国家的人决心不顾一切国际的束缚，那么，除非旁的霸国能用有效的强力来和他争霸，别无他种救济方法。在那种独霸形势之下，旁的国家既不肯替人牺牲作战，也只好忍气吞声准备把一切国际信义和条约尊严都暂时搁起，或者希冀在那个独霸的强人嘴里分一杯残羹冷炙，或者（如《新共和》周报主张的）决心抛弃一切可以引起冲突的利益而回到“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孤立生活了。
依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观察是错误的。“日本在西太平洋的独霸”，这一句话已成为过去的史实，而不适用于今日了。
日本的独霸东亚，不在今日，而在“九一八”以前的十七年中（1914—1931）。“九一八”以后，因为他滥用他的霸权，引出了一些新势力，造成了一个新均势的局面，那个独霸的局势就维持不住了。这是历史的事实。
当1914年欧洲大战爆发的时候，俄国、英国、法国、德国都用全力在欧洲作战，无余力顾到远东，日俄战后的东亚均势局面完全打破了，远东就完全转到英国的同盟国日本的独霸之下了。在那四年的大战期中，并且在那战后的头两三年，——1914到1921——日本独霸西太平洋，没有第二国能和他争霸。因为如此，所以在大战的第二年日本就向中国提出那二十一条的要求；所以就在大战停止之后，在巴黎和会席上，战胜的协约各国还不敢不尊重日本的意志，宁可得罪中国全国人民的情感，宁可抛弃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把山东的德国旧有权益完全送给日本。这七年是日本乘欧战的机会取得的东亚独霸地位，是为日本东亚霸权的第一期。
但这种独霸的形势是使英美两国最不安的。于是在大战结束之后的第三年，因为英领太平洋三个大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的要求，因为英美法的合作，才有华盛顿会议（1921）的召集。华府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巴黎和会留下的几个大问题。华府会议的结果有四个方面是和太平洋形势有直接关系的：（一）中日之间争执最尖锐的山东问题总算得着了一个和平满意的解决。（二）九国公约签字的八国彼此相约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及行政权完整；相约给中国一个最充分的机会去自己发展维持一个健全强固的政府；并且相约不得利用中国国内的情形去攫取特殊权利。（三）英日同盟不再继续了，改用四国公约来替代他。（四）采用了“五，五，三”的比率作为英美日三国海军力量的比率。
世人皆知道这些华府条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些新约束来限制日本在远东的霸权。其实日本的霸权，因为接受了一种国际的约束，就等于得着了国际的承认，倒反更稳固了。山东问题的解决使得中日之间解除了一种最尖锐的冲突；海军比率的成立解除了其他海军国对日本的猜忌。九国公约的成立使得太平洋有关系的各国有了十年的相安。骨子里，日本在远东的威权丝毫不曾减缩。就拿那“五，五，三”的海军比率来说，事实上是英美海军的减缩，而日本独得西太平洋的地利，他的海军势力还是无敌的。所以华府各种条约，从远见的政治家看来，不但没有减低日本的霸权，倒反给日本的霸权加上一层国际条约的保障了。所以在华府会议之后的十年（1921—1931），是日本在远东的霸权最强盛最稳固的时期。这是日本霸权的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