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綜合式複音詞在數量及意義類型和音節數目上較前代有了新的發展變化。“先秦已有三音詞出現，但絕大多數是專詞，次專詞（即職官名。筆者註）和普通名詞衹佔極少數。”（程湘清《兩漢漢語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東漢《碑刻》除依然使用大量的專有名詞外，還出現了一批新的職官詞和普通詞。職官詞和普通詞不僅在數量上有較大增長，而且在詞性類型和意義類型上和先秦相比均有了新的突破，如普通詞除名詞依然佔多數外，還出現了動詞例；在意義類型上，不僅涉及表職官、身份、器物、用具、動物、方所、稱謂等方面，而且還涉及表容飾（繡文印衣、無極手巾）、抽象事理（如棄天下、公夫人憂）、表動作等方面，在音節數目上，除大量的三音節詞外，還出現了四音節詞。這些不僅表明詞彙複音化在東漢有了新進展，還體現了漢語詞彙從東漢時期就出現了由雙音節向多音節發展演變的新趨勢。
第二，從結構方式上看，僅就普通名詞而言，一般可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層次基本上為偏正式，第二層次則有偏正式、支配式、聯合式等。如【偏（偏正）·正】：白石神、技首蛇、金氏門、九龍殿等；【偏（支配）·正】：佩書刀、罔室廬、比目魚等；【偏（聯合）·正】：東西君、中外館、縗麻杖等；【偏·正（偏正）】：石廟門、太夫人、後代戶、季祖母等；【偏（支配）·正（偏正）】：無極手巾。也有分成三個層次以上的，如“泰夫人憂”可分解為【偏（偏正＜偏正＞）·正】；“同產弟憂”可分解為【偏（偏＜偏正＞正）·正】。綜合式複音詞結構方式多樣化，從一個角度說明漢語複音詞在東漢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二、數詞係位結構
《碑刻》中的係數和位數發展已相對成熟，出現了大量的由係數和位數合成的複合數詞以及進一步構成的更複雜的係位結構，三數以上的就可舉出很多。如：
○始作橋格六百卅三間，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並六十四所。（鄐君開褒斜道摩崖刻石）
○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臨邛舒鮪，將徒治道，造尊楗閣，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
○出奉錢兩□□，振衣賜給貧乏，發荒田耕種，賦與寡獨王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戶，減省貪吏二百八十人。（武都太守耿勳碑）
○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卅六萬九千八百四器，用錢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鄐君開褒斜道摩崖刻石）
○作治連月，功扶無亟，賈錢二萬七千。（山東嘉祥出土東漢永壽三年畫像石題記）
○上君遷、王岑鞫田……舍六區，直四萬三千。（犀浦東漢“簿書”殘碑）
○治中乃以永平十五年六月中造起僤，斂錢共有六萬一千五百，買田八十二畝。（漢侍廷里父老僤買田約束石券）
《碑刻》中的複音數詞表現出如下的特點：
第一，從數詞的結構方式上看，同先秦相比，既有繼承，又有創新。如先秦把“十幾”寫作“十有幾”的結構形式就承繼了下來，如“七年有餘”（鮮于璜碑）、“七十有一”（綏民校尉熊君碑）、“旬有六日”（太尉陳球後碑）、“三百八十有七載”（校官碑）、“八十有長”（故民吳仲山碑）、“千有餘人”（武都太守耿勳碑）等。同時，模糊數量表示法，如“二百餘歲”（老子銘）、“七百餘里”（仙人唐公房碑）、“九百餘日”（廣漢長王君治石路碑）、“數千兩”（析里橋郙閣頌）、“二千餘人”（西陝頌）等已和現代漢語基本相似。
第二，豐富的量詞、數量詞的大量使用。《碑刻》中的量詞已相當豐富，如比較常用的就有“里、丈、尺、畝、錢、間、所、斛（《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用穀槀千餘斛”）、石（《西嶽華山廟碑》：“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章、篇、卷、世、代、年、載、歲、家、戶、川、步（《楚相孫叔敖碑》：“行數十步”）、傳（《東海廟碑》：“左榮[下闕]殿作兩傳，起三樓”）、區（《犀浦東漢“簿書”殘碑》：“舍六區”）、頭（《犀浦東漢“簿書”殘碑》：“牛一頭”）、坐（《濟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石闟二坐”）等等。數量詞的廣泛運用，是漢語詞彙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標誌，也顯示出漢語詞彙複音化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第九節小結
如上所示，我們分八節討論了東漢碑刻複音詞的各種結構形式的特點。下面就東漢碑刻複音詞的總體情況作一小結。
1．複音詞的雙音化。在將近10萬字的東漢碑刻語言材料中，共有複音詞5167個。從音節方面看，除三音節以上的普通名詞46個外，其餘均為雙音節詞。東漢碑刻複音詞已明顯地雙音節化。
2．各種複音詞發展不平衡，但結構形式齊備，體現了漢語複音詞演變的基本趨勢。為便於我們比較清楚地看出東漢碑刻複音詞構造類型上的全貌，特列表圖示如下：
從上可以看出，首先，各種結構形式的複音詞雖然數量不少，但在造詞方式上基本上分為語音造詞和語法造詞兩大類。其中，語法造詞數共計5005個，佔碑刻總詞數的96.86%；語音造詞數共計189個，佔碑刻總詞數的3.65%。這說明語法造詞佔據絕對的優勢，是構成複音詞的主要手段。
第二，語音造詞包括重疊式和非重疊式，共計189個，僅佔複音詞總數的3.65%。雖然所佔比例不大，但結構方式相對齊全，如重疊合成詞中還較多地出現了AABB式等新的結構樣式，說明語音造詞這種結構方式並未因其比例的下降而放緩其發展的步調。
第三，在語法造詞中，運用詞序方式構造的詞共計4874個，佔語法造詞數的97.38%；運用序詞方式構造的詞僅131個，衹佔語法造詞數的2.61%。說明詞序方式造詞已佔據着語法造詞的主導地位。而運用詞序方式造詞的五種結構形式的複音詞中，偏正式和聯合式處於絕對領先的地位，支配式、表述式和補充式加在一起也衹有它們的10.40%，說明雙音偏正式和聯合式是東漢碑刻中運用詞序方式造詞的強勢結構，改變了先秦複音詞以雙音聯綿詞為主的局面。
3．東漢碑刻中，偏正式複音詞大量出現，雄居各類複音詞之首。就詞性分佈來看，東漢碑刻同先秦一樣，偏正式主要構成的是名詞，但在先秦數量甚少的偏正式動詞和形容詞的數量、比重均有較大的增加，說明東漢時人們的狀物表達能力較先秦、西漢有了一定的提高。就其語義來看，偏語素對正語素的内部脩飾、限定關係也較此前複雜了，光就正語素而言，就由先秦的以表人或事物為主，發展到既有表人或事物的，又有表動作、行為的，而且還出現了表性質、狀態的，這種狀況已和處於魏晉六朝時的《世說新語》的情況一樣了（見程湘清《〈世說新語〉複音詞研究》，《魏晉南北朝漢語研究》第1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就其内部形類構成來看，構成名詞的結構方式竟達20種之多，構成動詞的也有5種形式，構成形容詞的有3種形式，構成副詞的有4種形式，構成代詞的有兩種形式，其構詞的靈活性較先秦、西漢已大大地提高了。
4．聯合式複音詞的數量僅次於偏正式複音詞，位居第二。從詞義構成來看，主要是同義聯合、類義聯合，反義聯合數量較少；從内部形類構成來看，絕大多數複音詞形類與其構詞語素詞性相一致，但也有相異的情況，而其總的結構形式較先秦更為多樣，多達17種；從詞序上看，存在着相當多的同素異序詞，這說明這類複音詞在結構上的鬆散性，顯示出漢語詞彙從單音詞向複音詞過渡的痕跡。
特別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碑刻聯合式複音詞中出現了相當多的構詞能力極強的半自由語素，它們在位置上或前或後，與另外一些在意義上相同或相類的語素組合成一個個具有能產性的構詞模式，生產出一大批以同一語素為基本詞根的同根或同素詞群。這種同根詞群的出現是詞彙具有系統性的表現形式之一，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碑刻詞彙正處於複音化的急劇變動狀態中。
5．支配式複音詞不僅數量大增，而且在其詞類分佈上，由先秦比較單一的職官名詞擴大到了一般名詞、動詞，形容詞、代詞、連詞、副詞也有少量出現。從其所關涉的範圍來看，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可表達具體的事物，也可表示抽象的事物；既可表示動作、行為，也可表示心理活動和思想感情等等。所涉及的社會生活面廣也正是東漢碑刻支配式複音詞數量大增的原因之一，當然還與其來源的多頭密不可分。它們中的很多一直流傳到現代漢語中。
6．在先秦還處於萌芽狀態的補充式複音詞，在碑刻語料中卻得到了較快的發展，表現在數量增加了；其意義類型也有表結果的和表趨向的兩種形式，特別是表結果的補語素的意義範疇更加寬廣，達9種之多；其詞性構成也有6種表現。
7．表述式複音詞數量雖然不多，但比先秦增加了不少。其詞性分佈有動詞、名詞和形容詞，而其内部形類組合方式也有七種之多。有些詞的出現頻率還比較高，特別是主語素“自”形成了具有能產性的[自·X]構詞模式，構成的表述式複音詞多達8個。
8．附加式複音詞可分為前附式和後附式兩種。附加式的附加前綴有7個。跟先秦相比，衹有“相、可、第、阿”是漢時新生的詞綴，其餘均是先秦前綴的繼承。值得注意的是，“可”可以用在動詞“愛”前，使其變為形容詞，與“可恐”相對而言，且所處位置相同，“可”已虛化為詞綴。後附式的後附成分有8個，衹有“子”和“自”是漢代新產生的，其餘也都是先秦詞綴的傳承。
9．重疊式複音詞構成的既可以是單純詞，也可以是合成詞，但以後者為主。後世具有的重疊式形式已基本具備，有AA式、ABB式、AABB式三種樣式。在詞性上，主要構成的是形容詞。
非重疊單純詞既有雙聲、疊韻的，也有非雙聲疊韻的。構成的詞性大多是形容詞。從詞形上來看，同一單純詞可以有兩個乃至多個書寫形式。就字序來看，出現了同素異序詞。從歷時比較來看，出現了一些新的單純詞，有些單純詞的基本義位發生了變化，有些單純詞則有了多個義位。
10．綜合式複音詞從音節上看，有三音節的，也有4音節的，結構方式多樣化，在詞類上也從先秦的專有名詞和職官詞擴展到了普通詞，多音節數詞及數詞結構也比較發達。這些都表明詞彙複音化在東漢有了新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