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郡流民入川与成汉国的建立统一全国后的西晋政权，很快就因外戚、宗室日益激烈的争权斗争而陷入混乱。“八王之乱”后，各地流民、少数民族相继起兵反晋，统一局面迅速分崩瓦解。
西晋惠帝永宁六年（301），入川的秦、雍二州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流民中的李氏武装集团，起兵反晋，并于惠帝太安二年（303）占领成都。次年，李雄称成都王，建年号，除晋法，置百官。306年，李雄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成。后李寿改国号为汉。李氏所建立的这个政权，史称成汉。
成汉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国家之一，也是自秦代以来第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
六郡流民从298年凄惶入川就食，到304年李雄称成都王，不过短短六年时间。但就在这短时间内，区区十余万流民，在与蜀地土著居民矛盾一直尖锐、毫无社会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其武装力量得以建立并迅速壮大，最终击败晋军重兵，攻占成都，建立割据政权。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历史事实。李氏集团的迅速崛起并最终胜出，固然有天下大乱的背景，也与其首领们杰出的才干密切相关，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此期间先后任益州刺史的赵、罗尚，他们或出于个人野心，或为一己之贪欲，在对流民问题的处理上，一错再错，不但最终导致了割据局面的出现，自己也养虎罹害：赵兵败后死于非命，罗尚最后仓皇逃跑出川。
成汉政权的建立，对全国来说，是统一局面的再次遇到破坏；对四川来说，则是人口的构成和民族关系出现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整体下降；而对后来治蜀者来说，则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历史鉴戒。
（一）六郡流民的构成及入川
晋惠帝元康六年（296），秦、雍二州的氐羌起兵反晋。在此前后，这一带地方连续发生自然灾害。战乱和连年灾荒，迫使二州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之民数万家，离乡背井，入汉中就食。到汉中后，六郡流民又上书朝廷，求寄食于巴蜀。朝廷不许，特派御史李苾入汉中抚慰，并监督流民不得擅自入川。李苾到汉中后，收受流民贿赂，转而为之向朝廷求情，称“‘流民十余万口，非汉中一郡所能赈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多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晋书·李特载记》。）。于是，六郡流民遂络绎入蜀，散布在益州的广汉、蜀、犍为三郡境内。
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六郡流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祖籍在四川的板楯蛮，汉代称为人，东汉末北迁。来自略阳的李特兄弟及其宗族，就是北迁人的后裔。李氏家族是略阳人中的望族，李特为这些人的首领；二是六郡的汉族，主要大姓有李、任、阎、赵、杨、上官；三是来自武都、阴平的氐叟，渠帅出自梁、窦、苻、隗、董、费等氏族。这些汉族大姓和少数民族渠帅是流民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上书朝廷请求入蜀和对李苾贿赂，就是他们所为。
（二）益州刺史赵、罗尚对流民处置的失误
六郡流民入蜀后，就与土著居民发生矛盾冲突，并日渐激化。不少流民“专为劫盗，蜀民患之”（《华阳国志·大同志》。）。时新任益州刺史的赵，见晋朝纲败坏，乱象已现，遂有割据益州的图谋。他把入蜀流民，视为可以利用的力量，因而对流民的胡作非为，视而不见；又开仓赈济，以收众心。特别是他重用与自己祖世同郡的李特兄弟，使其招募流民中的勇壮，建立武装，企图以之作为日后自己割据的内援。这一举措，对后来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入蜀避荒就食的流民，居然堂而皇之地拥有了武装力量。而组织、控制这支武装的李氏兄弟，逐渐成为团结流民的领导核心。
晋惠帝永康六年（300），赵起兵叛乱，攻杀朝廷任命接替自己任益州刺史的耿滕。李特兄弟率流民参战，为赵守卫成都北门。这样，李特兄弟正式登上了益州政治舞台。
年底，赵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署置僚属。此时，他对力量日渐壮大的李特兄弟心生疑忌，遂用计杀掉李特弟李庠，与李氏兄弟反目成仇。李特兄弟率兵退守绵竹。次年正月，李特于绵竹石亭夜袭赵所部费远诸军，大败之，乘胜进逼成都，赵出逃，后为下人所杀。李特入成都后，纵兵大掠。蜀人恐惧，与流民矛盾更加激化。
永宁六年（301）三月，新任益州刺史罗尚领兵至成都后，视流民为蜀中之患，决定遣返六郡流民。此时，“八王之乱”已经爆发，全国****，李特“乃有雄据巴蜀之意”（《晋书·李特载记》。）。于是，李特等一方面贿赂罗尚等人，编造理由，请求延期；一方面积极聚积力量，待机而动。到了罗尚许以的七月，李特又要求延期至冬季。罗尚拒绝李特的请求，决定强引遣返。其措施为：要求梓潼太守张演，于流民返乡交通要道处设置关卡，搜缴流民劫掠的宝货；八月，又要求诸关卡皆筑城，防备流民冲关；九月，罗尚派军队进驻绵竹，准备以武力解决流民。
罗尚的上述措施，最重要的是后一条，没有这一条，其他的都是一纸空文，因为他所面对的是并不愿意返回贫困家乡的已经拥有武装的流民。但就在是否动用武力这一点上，罗尚一直迟疑不决。
（三）成汉政权的建立
罗尚的举棋不定，增强了李特等武装反抗遣返的决心。散处各地不愿返乡的流民，对李特“感而恃之，多相帅归特”（《资治通鉴·惠帝永宁六年九月》。）。李特又偷改辛冉的榜文，引起流民恐惧，使之相率而归。旬月之间，李特聚众逾二万，又得到其他大姓、渠帅的支持。10月，李特率流民移至赤祖（今德阳境），结北、东二营，严阵以待，做好了战斗准备。
对情势感受更真切的广汉太守辛冉和犍为太守李宓，一直主张尽早以武力解决流民问题，拖延只会于己不利，无奈罗尚仍迁延不决，辛冉只得自行行动。10月，辛冉遣曾之、张显、刘并领步骑三万，偷袭李特所在之北营。李特早有防备，大破晋军，杀曾之等三人。于是，流民共推李特为镇北大将军，公开反晋。
此后，李特击败辛冉，进逼成都，不克，退保广汉。再后，李特与得到增援的晋军多次交手，互有胜负。惠帝太安二年（303）5月，晋军主力荆州兵因故退回荆州，流民武装逐占尽优势。12月，李雄占领成都，罗尚逃往江阳郡。李雄于成都建立大成政权。
（四）成汉政权的建立对巴蜀地区的主要影响
成汉政权的建立，对四川的最大的影响，是四川的人口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出现了整体的下降。
原梁、益二州的土著居民，一直与流民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赵对流民的纵容，削弱了官方对流民的管理，助长了流民中不法之徒的气焰，使得这种矛盾冲突不但未能得到控制、化解，反而愈演愈烈。李特公开反晋后，土著居民协助晋军，捕杀散处各地的流民，李特也因之败死。流民武装也疯狂报复，大肆屠杀土著，致使蜀民闻风而逃，城邑皆空，“野无烟火”（《资治通鉴·惠帝太安二年七月》。）。李雄坚持反晋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吾属前已残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为鱼肉”（《资治通鉴·太安二年三月》。）。所以，当李雄据郫县，围成都，胜局已定时，蜀地居民即开始大规模逃亡，绝大多数逃至荆湖地区，一部分逃往宁州。到李雄攻占成都时，逃亡在荆州的益州蜀、犍为郡，梁州梓潼、巴西、广汉、新都六郡之民已达十余万户，而这六郡以前总户数为1118万户，基本上逃亡一空。成汉政权建立后，土著居民的逃亡仍未停止，最后巴蜀地区的汉族居民几乎逃亡殆尽。成汉末年，大量僚人入蜀。于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六郡流民及大量入蜀僚人，成为巴蜀地区的主要居民。
六郡流民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均低于巴蜀地区的汉族土著居民，而保留着氏族制度的入蜀僚人，则更为低下。虽然成汉政权也曾有过轻徭薄赋、建立学校、教化其民等措施，但收效不大。而由主体居民素质所决定的，则是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整体的大幅度下降，并长期在低位徘徊。
二全师雄起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扫平割据、统一南北的过程中，实行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即“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足矣”。之后，再图向北发展。公元964年11月，宋朝派兵六万分道伐蜀，仅六十余日，即攻灭后蜀，据有其全境。
攻占后蜀，对北宋皇帝赵匡胤来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了一个府库充溢、人口众多、自然条件优越的富庶之地；而他所不清楚的是，这个地方同时也是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尖锐激烈之区。
自唐末至宋初，川峡地区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一直非常剧烈。由于唐末黄巢起义军未能进入四川，五代时期四川又相对安宁，侥幸逃过黄巢起义军打击的四川地主，加上先后入蜀避难的唐朝宗室、贵族、官僚，中原的“衣冠世族”以及宋初入川的大批大官僚、大地主，使得宋初川峡地区地主的数量众多，势力颇大。他们“豪夺人田”，疯狂兼并土地，使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其客户（即佃农）。据宋初的统计，川峡地区客户的比例是全国最高的，很多州的客户占主客户总数的比例在50%以上，部分州及盆周山区甚至占到了80%-90%。此外，还存在大批身份地位比客户更低的旁户，“旁户素役属（于）豪民，皆数世相承”，被“使之如奴隶”，其所受的剥削最重。在改朝换代之际，旧有的生产关系丝毫未被触动，广大农民们境况不仅未能改善，反而被宋王朝的掠夺政策套上了新的枷锁。因此，川峡地区的阶级矛盾一直非常尖锐。“均贫富”的口号之所以在四川首先提出，正说明这里贫富差距非常大，贫富不均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由于宋王朝主要把川峡地区视为其人力、物力、财力的取给之地，因此，它在蜀地的基本政策，在经济上是大肆搜括，以资其用；在政治上是极度压制，以防复辟。
在经济上，首先是把“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史载：“孟氏割据，府库益以充溢，及王师取之，其重货铜布，即载自三峡而下，储于江陵，调发舟船，转运京师；轻货纹毂，即自京师至两川设传置，发卒负担，每四十卒所荷为一纲，号为‘日进’。不数年，孟氏所储之储物，悉归于内府矣。”（《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李顺之乱》。）从此，宋朝“储积充羡”。其后，又在蜀中各州置“博买务”“市买院”等机构，禁止民间“和市布帛”，垄断匹帛、丝锦、绸布的产销，获取暴利。并榷盐酤酒，与民争利。又将蜀中铜钱、金银多数运送出川，致使蜀中铜钱匮乏，物价飞涨。后又溢铸铁钱，以巧取豪夺。
在政治上，为防止后蜀复辟，宋王朝令后蜀皇帝和中央及地方官吏皆挈族押解京师安置，以彻底切断其与蜀中的联系。同时，又将后蜀降兵诏发至开封集结，以便控制、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