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翔凤与《公羊》学
孔子素王说为《公羊》学的理论，因而，宋翔凤的《论语说义》论说孔子微言，除了性与天道之说，更多的是依《公羊》学为说。《公羊》学从《春秋》中总结出三科九旨等一套所谓微言大义，以证素王改制。这就是宋翔凤在《论语说义》中所说的：“《春秋》之作，备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轻重详略，远近亲疏，人事浃，王道备，拨乱反正，功成于麟，天下太平。”在这些微言大义中，宋翔凤论说最多的就是《公羊》学的张三世、通三统、改文从质说等内容。宋翔凤的这些论说，基本上是对《公羊》学的重申，但也有自己的特色。
关于张三世，他说：
孔子救乱世作《春秋》，谓一为元，以著大始，而欲正本。然张三世以至于治太平，颜子继其后，太平之治已见，故能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宋翔凤：《论语说义三》，《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第2页。）
孔子于《春秋》张三世，至所见世而可致太平。（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19页。）
求张三世之法，于所传闻世，见治起衰乱，录内略外；于所见世，见治升平，内诸夏，外夷狄；于所见世，见治太平，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此仁之能近取譬，故曰为人君至于仁，此南面之道，中庸之至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三》，《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第14页。）
其中关于三世内外异辞等说，为《公羊》学早有之说。而以颜子之后，太平之治已见，视“《春秋》之成，当致太平矣”（宋翔凤：《论语说义三》，《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第13页。），将张三世与人君南面之道、仁、中庸等联系在一起，则是宋翔凤论张三世的独特之处。这里的论说再次表明，常常以孔子微言与人君之道联系在一起，是宋翔凤《论语》学的一大特色。
宋翔凤论张三世最有价值的是他特别强调了除旧布新的新陈代谢之义。他说：
《春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月，有星孛于东方”。《公羊》说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说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谓文公继所传闻之世，当见所以治衰乱，昭公继所闻之世，当见所以治升平，哀公终所见世，当见所以治太平者，于此之时，天必示以除旧布新之象，而后知《春秋》张三世之法。圣人所为本天意以从事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九》，《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七，第4-5页。）
古人以人事有除旧布新之举，天象也如此，而彗星的出现，就被认为是除旧布新之象。宋翔凤列举《春秋》的所闻世的文公十四年与所见世的昭公十七年、哀公十三年彗星出现的天象，以为孔子书记这三次天象表示的是治见衰乱、治见升平与治见太平的三世之义。他强调《春秋》的张三世之法本于天象的除旧布新，也就是以除旧布新为张三世的本质所在，所以，宋翔凤的张三世说具有突出新陈代谢的意义。运用到历史的发展中，新陈代谢就是旧社会、旧制度被新社会、新制度所取代，这至少是具有改革意义的理论。
异内外是与张三世说相联系的重要内容，一般谈《公羊》学者都较为注意此说的于所传闻世以鲁国与诸夏分内外，于所见世以诸夏与四夷分内外，而忽略了如何由内及外的问题，宋翔凤言异内外则较为重视这一方面。他说：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合，无莫也，义之与比。”谨案：此章明君子之义内也，董子曰：“《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积毫毛之善，绝纤芥之恶是之谓密，《春秋》治起衰乱，则内中国而外诸夏，亦始于以义治我，故义先于治我，则仁达于天下……（董子）又曰：“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闲，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逆顺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按：董子言《春秋》之法治衰乱而立太平，故分仁义为外治内治，其实仁义皆具。于性，用之以治则为法，仁义之法有外内，仁义之性无外内也，《论语》言治人之道，故反复言仁，而仁必合乎义，犹治人者必始于治己，如仁者安仁，则生知之圣已不待治，如知者利仁，利以和义，始于以义治我而后以仁治人，是之谓利仁，仁义之相因为法，五行之相代为用，合之于天命之性，分之于人己之治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29页。）
这里主要采董仲舒之说，结合《论语》，强调了《公羊》异内外与仁义法的联系，肯定了《公羊》学的异内外是依靠道德的作用，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由我及人，由鲁国而诸夏、由诸夏而四夷。宋翔凤把仁义分为仁义之法与仁义之性，认为仁义之性是说仁义的本性，无内外之分，所以，对任何人都是绝对适用的；而仁义之法是讲仁义的运用，有内外、人我之分，人们应该以义正我，以仁爱人。这一说法是对董仲舒仁义学说的改造与深化。
宋翔凤还比较多地论及改文从质之说。《公羊》学提出，历史的变化是一文一质的文质递变，而周为文，孔子著《春秋》，为新王立一王大法，就是改文从质。改文从质强调的是历史的变易性，但是，宋翔凤的改文从质说重视的却是历史的不变性。宋翔凤说：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然竟《论语》二十篇，皆言仁、言孝弟、言忠信，而不言从质之故，以礼之本固自有在，而非文质所能与也。此言俭、言戚，以见孝弟忠信之实，主文主质，皆莫能外此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4-5页。）
一者，礼之不可易也、本也。文质者，顺时而变者也，礼之末也。《春秋》家谓三代一质一文，以再而复。而《表记》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夫子曰：“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其文质互言，明王者制度之所消息也。……君子之道当因其胜者这民，顺而易行，非质胜而改文，文胜而改质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三》，《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第11页。）
孔子受命作《春秋》，去周之文，从商之质，亦以人心风俗，其机可乘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五》，《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三，第2页。）
宋翔凤明确反对《春秋》家的一质一文、再而复的历史循环变化观，认为从文、从质不过是王者顺应时局的变化，因文、质之胜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或策略，而不是质胜就改从文，文胜而就改从质。不论是从质还是从文，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这就是仁义忠信孝弟等，即宋翔凤称之为所谓礼之本的道德伦常。这与董仲舒著名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说是如出一辙的，而与宋翔凤在论张三世时所重视的除旧布新是不协调的。但是，宋翔凤也承认文质的顺时而变，并不完全否定发展变化。
宋翔凤也论及“通三统”，他在解释“子张问十世可知乎？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亡可知也’”时说：
素王受命之事子张能知之，故问受命作春秋之后其法可以十世乎，十世谓三百年也，孔子为言损益三代之礼，成《春秋》之制，将百世而不易，何止十世也，如董生所记三代改制质文，而所损益之故，大可知矣。孔子作《春秋》以当新王而通三统，与《论语》答颜渊问为邦，因四代之礼，成制作损益之原，其道如一。（宋翔凤：《论语说义一》，《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第12页。）
由此可见，宋翔凤对通三统之说的论说，只是说到孔子以《春秋》当新王，具有通三通之义，倒是较为注重通三通与改制质文、四代损益的“其道如一”，《春秋》的百世不易。
在论宋翔凤的经学时，人们常常依据宋翔凤的上述论说，来判定宋翔凤的经学是对《公羊》今文经学的发挥，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宋翔凤的经学虽然采《公羊》学之说，却并没有像刘逢禄那样以发挥三科九旨为宗，而且基本没有关于九旨的论说，即使是论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的三科，宋翔凤也少有三科本身的论说，更谈不上像刘逢禄那样的系统论说了。在谈到《公羊》学的其他重要观念时也是如此，如论及《公羊》学的“王鲁”说，他只是说：“《春秋》托王于鲁，以天下之思周公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9页。）“《春秋》托王于鲁，故亦可谓之鲁礼。”（宋翔凤：《论语说义八》，《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六，第3页。）而没有对王鲁说的本身假鲁国为王的论说。而且，宋翔凤即使是在采《公羊》学之说时，也有取古文经学为说的情况，如论张三世的除旧布新之义时，就取《左传》之说。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从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等说去过分强调宋翔凤的经学与《公羊》学的联系，也应该看到其差异。
而《公羊》学的三科与九旨是有分别的，三科重微言的发挥，九旨重笔法的说明。宋翔凤于三科九旨，几乎不言九旨，只言三科，说明宋翔凤对《公羊》学感兴趣的是三科的微言，对九旨的笔法是不关注的。而宋翔凤论三科的微言都贯穿着历史观的理念，其论文质说也重在对历史观的论说，所以，宋翔凤的发挥《公羊》学主要是历史观。尽管宋翔凤在其论说中将儒家礼义与孔子制作绝对化，以儒家礼义万古不变，孔子制作可以通行万世；但是，这不过是自汉代以后思想界、文化界的律条，是宋翔凤经学思想受到时代局限的反映，并不能代表宋翔凤经学历史观的特点，因此不能据此就判定宋翔凤的经学历史观就是形而上学、反对发展变化的。最能代表宋翔凤经学历史观的是他在论张三世时关于除旧布新的观念，说明宋翔凤在《论语说义》借《公羊》学所要阐发的历史观，主要是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在这一点上，宋翔凤与刘逢禄较为接近，而与庄存与的重视大一统有所不同。对《公羊》学不同内容的重视，隐约地折射出时代变化在经学上的反映。
四对古文经学的否定
宋翔凤从《公羊》来发挥《春秋》微言，无疑受到刘逢禄的影响。与之相联系的是宋翔凤一改早年的相信《周官》与《左传》，而对《左传》、《周官》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刘逢禄的否定《左传》、《周官》，一般只是就二书本身而论，而少有上升到今古文经学的对立。宋翔凤恰恰相反，他的否定《左传》、《周官》时常是从今古文经学对立的高度而言。如他批评《周礼》：
公羊何休说曰：（昭元年注）十井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三十乘。按：此与包咸解《论语》义同。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贵三千人，此一乘车士十人也。……按：包氏《论语章句》，其书为《鲁论语》，今文说也。今文家传《春秋》、《论语》，为得圣人之意。今文家者，博士之所传，自七十子之徒，递相授受，至汉时而不绝，如《王制》、《孟子》之书所言制度，罔不合一。自古文家得《周官》经于屋壁，西汉之末，录之中秘，谓是周公所作，凡他经之不合者，咸斯之曰夏股。其实《春秋》为孔子所定，本尧舜文王之意，述三代之制，斟酌至当，百世不易，孟子得《春秋》之传，故称周公封鲁，太公封齐，为方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有王者作，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则大国百里不可逾也。《周礼》之传，无所师承，或者战国诸人刓周公之制作，去其籍而易其文，以合其毁坏并兼之术，故何君讥为战国阴谋之书，马、郑两君笃信古文，辄就《周礼》转诂他经，几使孔、孟之所传分为两家之异学，积疑未明，大义斯蔽，后之儒者不可不辨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一》，《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第3页。）
宋翔凤以《周官》出于西汉之末，为战国阴谋之书，无有师传，皆为何休、刘逢禄已有之说。不同的是宋翔凤在论说《周官》不同于今文经学时，特别强调今文经学的《春秋》、《论语》、《王制》、《孟子》、七十子之说、汉代博士的“所言制度，罔不合一”，具有上升到今古文两个经学基本派别对立高度的意义；而他以古文经学是据《周礼》转诂他经而形成，则含有以《周官》为古文经学之宗的观念。他明确从制度上肯定今文经学的无不合一，更带有从制度区分今古文经学之义。而宋翔凤所谓制度也就是礼制，他在区分《春秋》与《周官》的不同时，就专门以礼制为说：“孔子之《春秋》也，故《春秋》之法而不合于《周礼》。礼，今文家所传具在，惟知礼而后可以作《春秋》”（宋翔凤：《论语说义十》，《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七，第1-3页。）。这些都是后来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的基本观念。
正因如此，宋翔凤在否定《周官》时，常常是将《周官》与整个今文经学相对立。如他说：“《小戴记》与《春秋》、《论语》同一家法，不与《周礼》同也。”（宋翔凤：《论语说义八》，《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六，第3页。）以今文经学各派为“同一家法”，则《周官》与今文经学的任何派别都是不同的。这就将《周官》与《春秋》等今文经学的不同上升到经学两个基本派别的不同。
对于《左传》，宋翔凤据刘逢禄之论，以其书为不传《春秋》的史记。他说：
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矣。”赵岐注曰：“《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按：所谓其文则史者，谓左丘明之书也，丘明为鲁太史，自纪当时之事，成鲁史记，故汉太常博士咸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求《春秋》之义则在《公羊》、《穀梁》两家之学，然考当时诸侯卿大夫之事，莫备于左氏，其人质直有耻，孔子引与相同，故其书宜为良史，终不可废，但当辨其古字古言，而芟夷其窜乱，固在好学深思之人矣。（宋翔凤：《论语说义三》，《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一，第7页。）
《左传》为左丘明所著的史书，可用以考辨春秋时期的诸侯大夫之事；而《春秋》是孔子素王之义的寄托，为《公羊》、《榖梁》两家所传，故《左传》与孔子的《春秋》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从经史之分来区分《左传》与《春秋》，为历代主《公羊》学者的共识，刘逢禄亦早有详说。
宋翔凤还沿袭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之说，认为今存《左传》有刘歆的伪窜：
《左氏》不传《春秋》，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记》引《左氏》校之，往往无春、夏字，知刘歆以传合经，始依经文加之，实违《春秋》之义。自歆改左氏而班固撰《汉书》，于《史记》几月之上皆加春、夏字以归画一。（如史记高祖纪汉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汉书作冬十月，不知尚是建申之月，为孟秋也。）（宋翔凤：《论语说义八》，《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六，第2页。）
《左传》以闰月不告朔为非礼，此刘歆窜入，与两家立异，《左氏》不传《春秋》，凡释经之处皆窜入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二》，《皇清经解续编》卷三九〇，第10页。）
《左传》纪事原本无春、夏等字，现在所有“春”、“夏”诸字及解释《春秋》的文字，皆为刘歆所加。这些说法，亦是刘逢禄已经一再申论之说，宋翔凤并无自己的发明。
宋翔凤对于《左传》的否定有新意之处，依然是同否定《周官》一样，将其上升到今古文经学两个基本派别的对立上。他说：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两家，古经十二篇；《左氏》之学无博士所传，经十一卷，出今文家系闵公与庄公下，博士传其说曰：“子未三年，无改于父道。”传曰：“曷为于其封内三年称子，缘孝子之心，则三年不忍当也。”（见何休《公羊》闵二年传注）《论语》微言与《春秋》相通，明三年无改之道，以示继体为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谓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乎？（宋翔凤：《论语说义一》，《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第6页。）（此以“三年无改孝道”指继体为政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