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将类书附在子部杂家类之後，为何偏偏附于杂家而不是儒家、道家，或者其他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我们再联想到清代学者汪中认为类书源于杂家类著作《吕氏春秋》（稍晚于汪中的辑佚家马国翰也持这种观点，而且比汪中的论述更细緻。马国翰《玉函山房文集》卷三《〈锱珠囊〉序》：
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余观《吕氏春秋》，《十二纪》取诸《月令》，《至味篇》取伊氏书，《当然篇》取墨子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而取黄帝、老子、文子、子华子之说，不一而足。意盖以周《月令》为纪，杂采百家分属之。此类书之最先者也。《淮南鸿烈》实仿《吕览》为之，书中采文子语几尽；其它大抵皆有所本。刘向《洪范五行传记》及《新序》、《说苑》，率取古说，分类条列，皆类书也。
及《唐书·艺文志》别列类书一目，託始于何承天、徐爰併合之《皇览》。考《魏志·刘劭传》：“黄初中，受诏集群书，号《皇览》。”岂《志》以《吕览》、《淮南》及中垒之书所徵引不可复见，而据《魏志》为断欤？（转引自《中国古代的类书》7页）
汪中祇从内容上讲到类书与杂家类著作一样无所不包，马国翰则不仅从内容，更从杂采群书、分类彙编等修撰体例上来论定类书的始祖就是杂家类的始祖《吕氏春秋》，並说杂家类的另一部经典著作《淮南子》也是类书。
与汪中大致同时的另一位清代学者钮树玉与汪中、马国翰的观点稍稍不一样，他虽然也以杂家类著作为类书的始祖，却不以为是《吕氏春秋》，而认为是《淮南子》。钮树玉《匪石先生文集》卷下《论淮南子》：
类书之端，造于《淮南子》。古者著书，各道其自得耳，无有裒集群言，纳于部类者。秦之吕不韦，始聚能文之士，著为《吕览》；而其言则自成一家，且多他书所未载，非徒涉猎也。至《淮南》一书，乃博采群说，分诸部类，大旨宗老、庄而非儒、墨。虽氾滥庞杂，醇疵互见，而大气浩汗，故能融会无迹，则探索之力亦深矣。（转引自《类书流别》9页）
钮树玉以为《吕氏春秋》不祇是抄撮群书，从总体上看应算是自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博采群说，分诸部类”的《淮南子》才是类书的始祖。以《淮南子》为类书的学者不只钮树玉一人，宋代的黄震也这么认为。《黄氏日钞》卷五五：
《淮南鸿烈》者，淮南王刘安，以文辩致天下方术之士，会粹诸子，旁搜異闻以成之。凡阴阳、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蛮之远，昆虫草木之细，瑰奇诡異，足以骇人耳目者，无不森然罗列其间，盖天下类书之博者也。
钮树玉主要是从著书体例上讲《淮南子》是类书，黄震则是从内容上来判断，要表面化一些。参见《中国古代的类书》6～7页，《类书流别》9页。），这个问题就更有意思了。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
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後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託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
在《隋志》中类书附于杂家，还没有独立成类，也还没有“类书”这一概念，所以谈不上其编修者以杂家类著作的始祖为类书始祖的问题，但是很明显，他们对类书性质的认识与汪中是相似的，都从内容上着眼，以为类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不名一家之学”，和杂家类著作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旧唐书·经籍志》延续唐开元年间毋煚《古今书录》的做法，在子部设“类事家”收录类书，反映了在这一时代类书所承担的文化功能越来越被重视，学者们对类书性质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他们大概已经认识到类书与杂家类著作之间还是有一道缝隙：类书祇是把各种原始材料分门别类地抄录在一块，祇是资料彙编，不是著作。
《旧唐书·经籍志》将类书单独立类了，但依然把它们放在子部，为什么？资料彙编与著作间的这道缝隙，不仅把类书从杂家区别出来，从理论的严密性上讲，这道缝也把类书从经史子集所涵盖的一切著作中区别出来。因为这道缝的存在，後世的目录学家们渐渐地站出来质疑《旧唐书》建立起来的传统。有的要为类书单独立部，与经、史、子集並列。有的不愿打破四部分类法，却主张将类书按内容性质分散到经史子集各部中去。前者以南宋的郑樵、明代的胡应麟、祁承为代表（郑樵《通志》卷七一《校雠略》云：“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按郑樵的意思是要打破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将类书从传统的子部独立出来，与经、史、子等部书並列。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云：“类书，郑《志》另录，《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韻、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以属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录二藏及赝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287页。按上文所引《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总序云“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说胡应麟提议将类书收入集部，很明显是记错了。胡应麟因为类书性质模糊，准备将它们与佛藏、道藏，还有伪书这些同样内容庞杂难于界定的图书收集在一处，在经、史、子集传统四部之後另立一部。
祁承《澹生堂藏书约·鉴书训》云：“夫类书之收于子也，不知其何故，岂以包宇宙而罗万有乎？然而类固不可概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经之源委，纤备详明，是类而经者也；杜氏《通典》，马氏《通考》，郑氏《通志》，历朝令甲，古今典故，实在于此，是类而史者也；又如《艺文类聚》之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余谓宜……另附四部之後。”），後者以明代的林世勤、清代的章学诚为代表（“林世勤认为经、史、子、集四部都有类书，他以《五经通义》、《九经补韻》为经部类书；以《通典》、《会要》等为史部类书；以《白孔六帖》、《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为子部类书；以《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为集部类书。……林世勤所列的书目除去《白孔六帖》等之外，都不是类书：《五经通义》和《九经补韻》是经部的注疏、音义之类；《通典》、《会要》是史部的政书、丛考之类；《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是集部的总集。……林世勤对类书的分类，见游日章著、林世勤注的《骈语雕龙》卷首的《注骈语雕龙书目》（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引自刘叶秋《类书简说》4页。
章学诚《校雠通义》二之五云：“类书自不可称为一子，隋、唐以来之编次，皆非也。然类书之体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後；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後：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或择其近似者，附其说于杂家之後，可矣。”按章氏以为类书像史的就应归入史部，像集的就应归入集部，只有像子的才归入子部。）。
郑樵等人的观点虽然不乏合理性，但他们相对于《旧唐书·经籍志》所代表的传统来，声音太微弱了。具有古典目录学集成性质的《四库全书总目》在类书类小序中说：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勖《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
《四库全书总目》依照约定俗成的惯例，将类书纳入子部独立设类，不愿意改革，而且还将胡应麟等改革派大大嘲笑了一通，说他们没有理论根据，只会增添混乱，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无所取义，徒事纷更”）。
像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本身一样，类书在我国古典目录著作中的位置体现的是古人企图从内容性质上对图书进行分类的努力，这种努力和我们今天图书馆的以学科为依据的图书分类法是相通的。无论是《隋书·经籍志》所代表的将类书归入子部的大传统，还是郑樵等人倡导的打破四部分类法为类书单独立部的改革；无论是汪中等主张的把类书溯源到杂家的经典著作《吕氏春秋》、《淮南子》，还是祁承等说类书有经有史，有子有集，《四库全书总目》说类书非经非史，非子非集，所有这些的出发点无不是其内容性质。更有意思的是，各家各派的观点虽異，他们对类书内容性质的认识却差不多是一致的。说它源于杂家，说它有经有史，有子有集，说它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其实都是在说，按照古代的知识分类体系，类书天文地理、帝王将相、三教九流、礼仪人伦、草木虫鱼，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他们对类书内容性质的认识这么惊人的一致，而他们划分的类书在目录学中的位置又那么惊人的不一致，足见单从内容这一个方面着眼，是无法将类书是什么样一种图书定义好的。要为类书下定义，还需要其他方面的标准，下边我们就从体制的角度看看古人是如何描述类书的。
二、古人对类书体制的认识
古人很早就开始注意类书的体制问题，认识到体制的良善与否关係到类书本身的使用价值。早在唐代，主编《艺文类聚》的欧阳询就在该书的序裏说：
以前辈缀集，各杼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意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後。俾夫览者易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
欧阳询以为他的《艺文类聚》体是对从前类书体制的改良，将文学总集与类书两者的长处归併到一种新的类书体制裏，非常方便读者阅读，创作者参考。
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虽然祇是一部私家目录，人力物力有限，但这部著作却为其所著录的近两千部著作一一写了提要。这部书在子部兵类後设有类书类，没有类书类小序。在类书类下的每部类书提要裏，晁公武对前代类书的体制作出了批评。下面我们对这些批评进行择要分析。
《备忘小钞》条：
杂钞子史一千餘事，以备遗忘。
按这大概还祇是一种书钞性质的小册子，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类书，因为它不分门类，祇是“杂钞”。
《太平御览》条：
太平兴国中，昉被诏辑经史故事分门。
按分门类抄纂群书，是《皇览》以来早期类书最典型的形态。
《艺文类聚》条：
分门类事，兼采前世诗赋铭颂文章，附于逐目之後。
按每一条裏前边抄事类，後边录诗文，是《艺文类聚》的创新，後世往往称之为“《艺文类聚》体”。
《六帖》条：
以天地事物分门类声偶，而不载所出书。曾祖父秘阁公之注，行于世。……所记时代多无次序云。
按将事类组织成对偶不是白居易的创举，现存最早的采用这种体例的类书是唐玄宗朝所编的《初学记》。说“不载所出书”、“所记时代多无次序”是对《六帖》体例不严谨的批评，因为一般质量较高的类书都是要交待材料出处，並按照一定次序（多为时间顺序）排列事类。将事类用很精炼的语言编织在对偶裏的类书，差不多都是需要用注释对那些事类进行详细说明的。这些注释有的是作者自己亲自作的，比如宋初吴淑的《事类赋》注；有的是後人补作的，晁公武的曾祖父就为《六帖》作了注。
《押韻》条：
辑六艺、诸子、三史句语，依韻编入，以备举子试诗赋之用。
按依照韻部编次事类、锦句，较之按照繁複又不严密的知识门类摘抄罗列，是一种进步。这样的进步始于唐代颜真卿的《韻海镜源》。
以今天的眼光看，晁公武的提要所涉及的类书类型还不够全面，他对类型的区分也不够细緻，但类书的基本类型差不多他都讲到了。或者依照内容性质分类编排，或者根据字韻依次罗列，或者抄撮原文，或者将原材料用对偶、诗赋组织起来，这些编排情况和撰述方式的基本式样，他都有大致的区分。很明显，晁公武在提要中对各式体制的描述是非常自觉的，他很清楚：对于类书这种有别于一般著作的资料彙编来说，良善的体制几乎就是它的生命。
晁公武的提要差不多都是就一本类书的体制论一本类书的体制，不大习惯以一个整体、一个类型为背景来观照某一部具体的类书。不过也偶有例外，那就是他对《蒙求》一系的小型类书的描述。
《蒙求》条：
纂经传善恶事实类者，两两相比韻语。
《左氏纲领》条：
排比事实俪句，《蒙求》之类也。
《仙苑编珠》条：
取阮仓、刘向、葛洪所传神仙，又取传记中梁以後神仙百二十八人，比事属辞，效《蒙求》体是书。
《两汉蒙求》、《唐史属辞》、《南北史蒙求》条：
皆效李瀚也。
以四言韻语、两两对偶的形式，将一些基本历史知识编纂一处，以便孩童记诵，这是唐代李翰《蒙求》一书开创的启蒙小类书的经典样式。这一样式被後世一代接一代地重復。在《郡斋读书志》中这一系列的蒙书被一条接一条地安排在一处，而以李翰《蒙求》为首。这样处理，很明显是晁公武有意识的安排。《蒙求》一书在晁公武的时代虽然算不得很古老，但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它奉做某一类图书的经典模板，因此不大习惯讲整体讲类型的晁公武也不得不对它另眼相看，给它特殊待遇。
晁公武的类书提要，从总体上讲还是就一本书论一本书，虽然有一个《蒙求》系列的例外，学术史的意味到底还不够强。比它晚出几个世纪的官修目录《四库全书总目》在这方面无疑要出色得多。下面我们来分析《四库全书总目》中几部类书的提要。
《事类赋》条：
类书始于《皇览》。六朝以前旧籍，据隋唐经籍志所载，有朱澹远《语对》十卷，又有《对要》三卷，《群书事对》三卷，是偶句隶事之始。然今尽不传，不知其体例。高士奇所刻《编珠》，称隋杜公瞻撰者，伪书也。今所见者，唐以来诸本骈青妃白、排比对偶者，自徐坚《初学记》始。熔铸故实，谐以声律者，自李峤单题诗始。其联而赋者，则自淑始。峤诗一卷今尚存，然已佚其注。如桂诗中“侠客条马，仙人叶作舟”之类，古书散亡，今皆不知何语，故世不行用。淑……学有渊源，……见闻尤博。故赋既工雅，又注与赋出自一手，事无舛误。故传诵至今。
按宋初吴淑的《事类赋》是一部用赋体来组织故实的类书，其体制具有开创意义，就这种新体制本身就有很多话可以讲。然而《四库全书总目》不拘拘于此，它从偶句隶事讲起，再讲单题诗，最後纔讲吴淑的单题赋，把韻文体类书的流变线索清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很明显，《四库全书总目》是把吴淑的赋体类书作为韻文体类书发展中的一环，很高级的一环来描述的。
《小学绀珠》条：
宋王应麟撰。分门隶事与诸类书略同。而每门之中，以数纲，以所统之目繫于下，则与诸类书迥異。盖仿世传陶潛《四八目》之例，以数目分隶故实，遂类事者别创一格也。……然後来张九韶《群书拾唾》，宫梦仁《读书纪数略》，虽采掇编辑，较明备，而实皆以是书蓝本。
按以数字来组织事类是类书体制中很独特的一个小支流，这种体制的类书数量很少。陶潛的《四八目》，很少有人相信它不是後代依託的伪书，因此以数编的类书的鼻祖，大家都习惯追溯到王应麟的这本小书。《四库全书总目》在肯定了此书的鼻祖地位后，列了几部仿效其体制的类书作为它的后裔，以此说明这部小书在类书体制史上不容抹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