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用几个现代图书概念来统摄被他从传统类书类划分出来的图书类型：将《韻府群玉》一系韻编类书归入“辞典”或“百科全书”，将《骈字类编》归入“複词”字书，将《蒙求》一系归入小学“读本”，将《古今同姓名录》一系归入“姓名辞典”，将《全芳备祖》一系归入“动植物书”，将《书叙指南》一系归入“程序文料”。
张涤华已经够激进了，杨家骆比他更激进。杨先生压根就不承认依韻依字编的图书可以是类书，所以张先生列在类书裏的《韻府群玉》、《佩文韻府》、《骈字类编》，他都当作是辞典、字典。刘叶秋先生也持此说，以《佩文韻府》等为词典（《类书简说》：“《佩文韻府》和《骈字类编》之类的书，则与其说是类书，不如说是词典。”15页。），但他也远不如杨先生极端。《永乐大典》虽然是韻编，刘先生也还像大家一样认为那是一部有经典意义的大类书，不像杨先生这么惊世骇俗，把《永乐大典》也当作辞典。把《书叙指南》一系的书从类书中分离出来归入集部，这也是激进的张涤华先生不可能同意的，其他学者就更不可能同意了。把《全芳备祖》一系书从类书中划出来，会有不少人同意，但把这一系的书称作动植物书，恐怕同意的人就不多了，因为《全芳备祖》（《四库全书总目》之《全芳备祖》提要：“宋陈景沂撰。……其例每一物分事实祖、赋詠祖二类，盖仿《艺文类聚》之体。事实祖中分碎录、纪要、杂著三子目。赋詠祖中分五言散句、七言散句、五言散联、七言散联、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十子目。”把这样富于文学意味的书当作科普的“动植物书”，有点以名害实了吧。）是“《艺文类聚》体”（每一个条目下边先抄录相关事类，然後选录诗文，是《艺文类聚》的创新，後世往往称之为“《艺文类聚》体”。）。
虽然大多数学者都主张把类书的范围定得窄一些，但一般还是认为张涤华、杨家骆两位把类书的范围定得太窄了。刘叶秋先生在批评《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时，就《初稿》的具体分类曾提出修正意见：
像典制、姓名两门所收的史部政书和有关姓氏的专著，实不应算作类书；常识门所收，近于後来的百科全书，亦不宜归入类书范畴。至于同異、鉴戒、蒙求三门，也可与类事、典故两门合併，改立名目，重分子类（《类书简说》，5页。）。
就这段话可以看出，刘先生祇认为《初稿》中的典制、姓名、常识三门不属于类书的范围，其他七门虽然在名目上需要作些调整，但都不失为类书。被张涤华先生沙汰的博物、稗编、同異、鉴戒、蒙求诸门，在刘先生眼裏都还有类书的资格。较之张涤华先生，刘先生的类书范围要宽很多。不过也有张先生以为是类书，刘先生却不以为是类书的情况。关于这一点，上文评杨家骆先生的类书观时，我们已经提到过。张先生以为是韻编类书的《佩文韻府》、《骈字类编》，刘先生却视为辞典。
另一位类书研究者胡道静也主张将某些类型的图书从古典目录之类书类中淘汰出来，他说：
在古今的古典文献著录中，“类书”一类的包容范围却不一律，当然，正宗的类书一定照收在内，可是其他门类的书籍也往往阑入，像姓氏书、政书，有时甚至是考证笔记、目录书都会列在类书类裏。这些，我们就不能认它们是类书，至少有些不是正宗的类书（《中国古代的类书》，8页。）。
被他淘汰出来的非类书有姓氏书、谱录、政书、职官书、纪事本末、书钞体书、考证性笔记、目录书，共八种类型，胡先生称它们为“大范围里的所谓类书”。其中纪事本末、书钞体书、考证性笔记、目录书四种是张涤华先生等人没有提到的，但想来张先生他们也不会反对把这四种书从类书中划出来。这四种书混入类书，在古典目录著作裏也不是普遍现象。它们有的在古典目录裏有自己固有的位置，作为一个独立的图书类型是不会和类书混淆的，不过是偶尔某本应属于其类型的图书不小心被错认了，或者著录人对该书别有会心，与一般人对该书的认识不一样，把它划入了类书，从而造成了分歧。还有的虽然作为一种类型被整个地划入类书，但这样的做法祇限于极个别的目录学家，祁承把考证性笔记归入类书，孙星衍把目录书归入类书，並不反映古人对这些类型图书性质的普遍看法。
在“大范围裏的所谓类书”之後，胡道静先生提出了“正宗类书”这一概念，並讨论了正宗类书的类型划分。正宗类书所涵盖的类型很明显是胡先生理想中的类书范围。他的这个理想范围中“供启蒙之用的”蒙书，是张涤华先生要淘汰的。“备家常日用的”常识门书是刘叶秋先生要排除的（“从编纂当时提供的用途来说，有为一般检查的，有为诗文取材的，有资科场之用的，有供启蒙之用的，还有备家常日用的。”《中国古代的类书》，11页。）。
写到这裏，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主张把类书范围划窄的学者们各自的理想类书范围。我们以沿用古人类书范围的《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为基准，看看各位学者从这个传统的大范围裏都减去了哪些。
《初稿》十门：类事门、典故门、博物门、典制门、姓名类、稗编门、同異门、鉴戒门、蒙求门、常识门。
张涤华二门：类事门、典故门。
杨家骆二门：类事门（去掉“残缺类书之属”之《永乐大典》）、典故门（去掉“文篇”之“书翰应酬之属”，“文句”之“以韻检者”）。
刘叶秋七门：类事门、典故门（去掉“文句”之“以韻检者”）、博物门、稗编门、同異门、鉴戒门、蒙求门（刘先生主张将同異、鉴戒、蒙求三门可与类事、典故两门合併，然後重新立目分类。这並不影响类书范围的大小变化，所以我们还是算刘先生的类书范围包含了《初稿》中的七门类书）。
胡道静八门：类事门、典故门、博物门（去掉“广记”之“一般博物之属”）、稗编门、同異门、鉴戒门、蒙求门、常识门。
前边我们讲把类书的范围定得窄一些，是现代类书研究者的主流趋势。下边我们要请大家来听听主流之外的一些声音。
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将《文馆词林》、《文苑英华》这两部总集列入类书，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以後的古典目录不大见有继续这样著录的。即使在《遂初堂书目》裏也是互见的，这两本书在类书裏记录有，在总集裏同样也记录有。怎样著录这两本书，尤袤有点游移。《文馆词林》早已残佚，其本来面目怎么样我们不好说。在这裏我们祇能用《文苑英华》来分析尤袤游移不定的原因。
《文苑英华》上承萧统《文选》，不但内容上是这样，而且编纂体制也效法《文选》。《文选》排列所选文章的体例是：
凡次文之体，各以彙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萧统《文选》序。）。
也就是说首先按文体类聚所选文章，同一文体的文章再按时间先後顺序排列。赋和诗因为入选的很多，丰富多彩，所以进一步细分门类。《文苑英华》大致也是这样，但有很多发展。较之《文选》，《文苑英华》文体分得更加细碎，並且每种文体下边都还有进一步的门类划分，不仅限于赋和诗。我们这裏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文苑英华》各文体下边的小门类划分，与《文选》赋和诗下边的小门类划分，有很明显的不同。《文选》的诗赋分类祇是简单地依据题材（内容）的差别作了粗略的分类，而《文苑英华》各文体下边的门类划分很明显是以类书的分类体系作为参照背景的，非常精细。下边我们就《文选》、《文苑英华》的赋体分类，还有唐代类书《初学记》的分类体系作一对比，大家就瞭然于心了。
《文选》赋体下分：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共十五种。
《文苑英华》赋体下分：天象、岁时、地类、水、帝德、京都、邑居、宫室、苑囿和朝会、禋祀、行幸、讽喻、儒学、军旅、治道、耕藉、乐、钟鼓、杂伎、饮食、符瑞、人事、志、射和博弈、工艺、器用、服章、图画、宝、丝帛、舟车、薪火、畋渔、道释、纪行、游览、哀伤、鸟兽、虫鱼、草木，共四十种。
《文苑英华》赋体天象下边又分：天、日、月、星、云、风、雨、露、霜、雪、雷、雹、霞、雾、虹等等。
《初学记》分类：天部、岁时部、地部、州郡部、帝王部、中宫部、储宫部、帝戚部、职官部、礼部、乐部、人部、政理部、文部、武部、道释部、居处部、器物部、宝器部（花草附）、果木部、兽部、鸟部、鳞介部、虫部，共二十五种。如果将附在宝器部的花草独立算部的话，就是二十六种。
《初学记》天部下又分：天、日、月、星、云、风、雷、雨、雪、霜、雹、露、雾、虹、霁晴。
显然《文苑英华》的赋体分类更像《初学记》，而不是更像《文选》。京都、禋祀、耕藉、畋渔、纪行、游览、宫室、鸟兽、志、哀伤、乐，这十一小类与《文选》的赋体分类的名目相似，显示了《文苑英华》对《文选》的承继性。不过，《文苑英华》赋体分类剩下的那些更多的小类名目又几乎都可以在《初学记》的分类体系中找到。基于简单的数字比例进行判断，我们就可以说《文苑英华》更像《初学记》。比名目的相似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些名目的排列顺序。把天、地、皇族排在最前边，中间是各种各样的人间事务，最後是鸟兽、虫鱼、草木，这是成熟期类书典型的部类顺序安排。这个分类体系既涵盖了当时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所有知识，又体现了封建时代知识的等级秩序。因此我们要说《文苑英华》文体下边的小类划分和类书的分类体系不仅在名目的设置上非常相似，而且两者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实质也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说，《文苑英华》不仅上承《文选》，而且由于身处类书繁荣的时代，在体制上很自然地也打上了类书的烙印。我想，这应该是尤袤犹疑不定的原因。
《文苑英华》虽然借鉴了类书的分类体系，但它和类书又有根本的不同。从体制上讲，对原材料类书是按类别片断地摘抄（贬义的说法叫“割裂”、“餖飣”），《文苑英华》却是完整地选录。从编纂目的上讲，类书一般是为文人们吟诗作赋、应付科举考试准备文料的，《文苑英华》却有更远大的志向，它要保存一代文献。此书南北朝诗文占十分之一，唐代诗文占十分之九。唐代散佚的文集，多依仗此书纔得以流传下来。
宋人编文集，无论总集还是别集，喜欢分类编排（参见《中国古籍版本学》，406页。）。王钦臣编定的《韦苏州集》“首赋，次杂拟，次燕集，次寄赠，次送别，次酬答，次逢遇，次怀思，次行旅，次感叹，次登眺，次游览，次杂兴，次歌行，凡为类十四”（《四库全书总目》之《韦苏州集》提要。）。宋敏求编《孟东野集》分为感兴、詠怀、游适、居处、行役、寄赠、怀寄、酬答、送别、詠物、杂题、哀伤等十四类。宋代无名氏所编的《姚少监诗集》也是分类编排。孙绍远编《声画集》“所录皆唐宋人题画之诗。凡分二十六门，曰古贤，曰故事，曰佛像，曰神仙，曰仙女，曰鬼神，曰人物，曰美人，曰蛮夷，曰赠写真者，曰风云雪月，曰州郡山川，曰四时，曰山水，曰林木，曰竹，曰梅，曰窠石，曰花卉，曰屋舍、器用，曰屏扇，曰畜兽，曰翎毛，曰虫鱼，曰观画、题画，曰画壁、杂画”（《四库全书总目》之《声画集》提要。）。这样分类编排是为了方便文人们作诗文时采掇辞藻（《四库全书总目》之《古今岁时杂咏》提要：“非惟歌咏之林，亦典故之薮，颇可以资采掇云。”）。这些别集和总集，並不因为像类书那样分类编排，我们就把它们归入类书。
为类书下定义时，我们要兼顾内容性质、编纂体制、使用功能三个方面。在判定一部图书是否类书时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三个方面，不能因为其中某一方面的偶然相似便仓促下结论。在这三个方面中前两者一般都被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使用功能，亦即编纂目的这一个维度却常常被忽略。然而缺少这一维度，就某些图书我们往往不能有效地区别。上文我们讲到过四库馆臣在判定是否类书时引进的一个“学术品位”尺度，他们所以引入这一尺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尤袤注意到了《文苑英华》编纂上所受类书体制的深刻影响，但他同时又给予它的文学总集身份相当的认同，所以把它在类书类、总集类互见。他这样的处理方式还算平允。不过，即使这样，後代的目录学家们还是更愿意把《文苑英华》祇当作总集，不愿意在类书中给它一个位置。直到20世纪70年代纔有台湾的方师铎先生隔着好多个世纪响应尤袤（明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太宗尝召卢多逊赋《新月》诗，又召李昉等辑三大类书，每乙夜必进数卷，亦留意文学者。若其人天资忮克，不足道也。真宗命杨亿修《元龟》，属陈彭年校核误处，必加签贴。今前代遗文僻事，实赖诸书以考见云。”胡应麟在笼统地提到宋四大类书时，把《文苑英华》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一道视作了类书。）。方先生在《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係》中把《文章流别集》、《文选》、《文苑英华》以下的总集都列入类书，还主张把类书从子部划出来，归到集部去（《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係》，25～27页。）。方先生按体制把类书分作两体四类，《文选》等属于“以意类事”体下的“类文”类。无疑地，方先生把尤袤的一个很细小的改动放大了不知多少倍。尤袤祇是因为觉得《文苑英华》这部总集性质很特殊，在体制上很明显地受了类书的影响，所以既把它归在总集，又归在类书。方先生却认为所有总集都该归入类书，不祇《文苑英华》，那些祇按文体分编，没有类书似的分类体系的总集都无一例外。“总集”这一类目要么在目录书中消失，要么成为“类书类”之下的一个“总集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