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出土的琥珀制品数量不多。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出土珠子5件，紫红色，4颗长方体，长约1.7-2厘米；1颗圆柱体，长1厘米（昆明市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3期；又见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云南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10期。），由于报告没有给出具体的出土单位，这些标本的年代难以确定，整个墓群的年代延续较长，在春秋中晚期到战国前期之间。曲靖八塔台M41出土珠子1件，椭圆形，小圆穿，色带暗纹，直径1.1厘米、长1.3厘米，年代在西汉后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昭通桂家院子汉墓出土5件珠饰，1件雕作兽形，长2.4厘米、高1.7厘米；1件作鱼尾形，长2.6厘米；1件作双联方管形，长宽均1.7厘米，两件作椭圆珠体（发掘情况曾在葛季芳《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5期)一文中简报，后正式报道，见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发掘》，《考古》1962年8期。）；昭通白泥井东汉早期墓出土品雕作兽形（曹吟葵：《云南昭通县白泥井发现东汉墓》，《考古》1965年2期。）。据介绍，晋宁石寨山墓地亦出土有琥珀珠一串，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柱体，是以自然形态稍加研磨、抛光而成，多半透明，血红色（1959年出版的报告中，未曾提及，在张增祺先生的两部著作中均披露，墓地有琥珀制品出土，但出土单位、年代等具体情况不明。见《滇国与滇文化》，页125，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晋宁石寨山》，页104、214，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三）贵州
贵州出土的琥珀制品，年代都在两汉及以后，最早的当数赫章可乐甲类墓出土的3件珠饰，伏兽形、钫形、扁壶形各1件，高1厘米左右，由于报告没有叙述各自具体的出土单位，无法知道它们具体的年代，但甲类墓的年代大体在西汉昭宣之后到东汉初期（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2期。报告在正文中仅提及此3件，但根据报告附表一《可乐甲类墓葬登记表》，M8出土琥珀珠饰11件，M23出土琥珀饰2件，此处据正文。）。安顺宁谷徐家坟山M9东汉墓出土坠饰1件，因残损形状模糊不清（贵州省博物馆（严平）：《贵州安顺宁谷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安顺宁谷东汉晚期石室墓出土两件狮形珠，红色半透明体，长3厘米，高约2厘米（贵州省博物馆：《贵州安顺宁谷发现东汉墓》，《考古》1972年2期。）。清镇平坝汉墓出土有珠饰，数量及形制等情况不详，另有动物雕像（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4期。）。兴仁交乐M19出土珠饰7件，暗红色，皆为指头大小，中央有穿孔，形状有鸟、兽、虎、龟、并体鸳鸯和管状等，年代为东汉晚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县交乐十九号汉墓》，《考古》2004年3期。）。黔西县火电厂东汉晚期M34出土21件小兽形珠，其中1件首残，侧面中部有一小孔，长1.8厘米、宽1.4厘米，另有1件珠饰半成品，中部有一加工的凹痕，底中部经加工形成轻微内凹，顶部穿一不规则孔，高2.4厘米；同墓地M37出土有小珠，两侧略加磨制，顶部穿一不规则孔，高1.2厘米（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黔西县文物管理所：《贵州黔西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6年8期。）。兴义县顶
郊区万屯公社M4及兴仁县两樟区交乐公社M5两墓共出土3件狮形珠饰，年代为东汉（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5期。）。平坝马场东晋至南朝古墓出土21件珠饰，有暗红和黑色两种，形状分狮、卧兽、蝉、束腰珠和圆柱等五种（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平坝马场东晋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6期。）。
（四）陕西
汉中市铺镇砖厂M3出土琥珀制品4件，蝉状两件，大的长5厘米、宽3.5厘米，小的长2厘米、宽1厘米；动物造型的1件，一面为蜘蛛形，一面为卧羊形；椭圆形1件，长2.2厘米、宽1.5厘米，墓葬年代在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汉中市博物馆（何新成）：《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勉县老道寺汉墓M3出土耳坠1件，水滴状，小头有一小眼，高2厘米，年代在东汉晚期（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考古》1985年5期。）。
上面共叙述了二十余批考古出土的琥珀制品。出土琥珀制品的单位，除广汉三星堆1号坑外皆为墓葬。这些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而精美，如贵州兴仁交乐M19，是贵州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砖墓之一，结构复杂，墓顶铺设白膏泥及木炭，有铜车马出土，发掘者推测墓主身份可能为郡或县中的高级官吏；又如宜宾山谷祠M3，墓室结构复杂，发掘者认为墓主绝非一般身份；其他如绵阳何家山2号崖墓，出土高达1.34米的铜马；昭通桂家院子汉墓、安顺宁谷徐家坟山M9、曲靖八塔台M41等，随葬品丰富而精美等情况，表明墓主生前或社会地位比较高，或家资富饶，绝非一般平民百姓。这和文献记载表明的汉晋时期琥珀主要是进口奢侈品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般的平民百姓无法消费。
广汉三星堆1号坑出土的坠饰，是我们目前见到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的琥珀制品；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出土的5件珠饰，年代在春秋中晚期到战国前期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先秦时期的琥珀制品发现数量还有如下几批：江苏东海庙墩M1出土1件橘黄色珠饰，扁圆形，高0.4厘米、直径0.8厘米、孔径0.2厘米，年代在春秋早中期（南京博物院、东海县图书馆：《江苏东海庙墩遗址和墓葬》，《考古》1986年12期。）；唐山贾各庄M38出土“树脂制”虎形饰，应为琥珀，黑色，虎形，首部略有剥落，兽身横穿一孔，制作精巧，长1.8厘米、宽1.2厘米、厚1.2厘米，年代在春秋战国之际（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六册，北京：中国科学院，1953年。）；宁夏固原于家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珠饰，有圆形、扁圆形、长管状，或圆形中间有一周凸楞（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于家庄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3期。）；浙江绍兴坡塘公社狮子山M306出土5件小珠，年代在战国早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期。）。这几批资料，和广汉三星堆、楚雄万家坝两批6件先秦琥珀制品一样，由于目前发现有限，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其来源如何，当时人们是否对琥珀这种材料有明确的认识，其选材、制作和使用是否包含一些特定的寓意，目前尚难以确认，有待于新材料的补充和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茂汶城关石棺葬出土的琥珀珠饰，出土单位年代早至战国后期至汉武帝以前，由于公布资料有限，许多细节不清楚。不过从报告描述的形制上看，与宁夏固原于家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和西安北郊枣园西汉中期墓（韩保全、程林泉：《西安北郊枣园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4期。）出土的珠子相近，而与稍晚的西南地区的琥珀珠多制成各种动物形状不同，且其地理位置近北方，年代偏早，墓群本身出土带有大量甘青古文化色彩的器物。我们认为这批材料的来源应和后世的琥珀制品不同，与北方地区的关系应更密切。
除上述广汉三星堆、楚雄万家坝、茂汶城关三批资料外，其余发现的年代均集中在西汉后期以后，出土单位的年代与出土地的分布之间，可以观察到一定的规律。从年代上说，云南、贵州的一些发现或可早至西汉后期；四川的发现则集中在东汉以后。从分布上说，琥珀制品的发现地主要集中于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及四川南部这一相邻近的区域，尤其是贵州的出土品基本都集中在盘江流域。盘江古称牂牁江，自汉武帝时唐蒙“凿空”以来，成为西南地区联系两广沿海的主干道（具体论述参见本书第一章）。我们认为，上述这些情况或可表明，西南地区西汉晚期以后琥珀制品的来源，主要应是由海路舶来，从两广沿海（出土情况见下文）向云南、贵州、四川传布。此外，四川有部分琥珀制品，如江油、绵阳、达县等地的出土品，由于出土地邻近西南地区北向的交通线，不排除它们从北方辗转进入的可能性。另外，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的琥珀制品，半透明，血红色，与缅甸出产的所谓“血珀”很接近，有意见认为其原料很可能来自缅甸的琥珀山（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页125，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张增祺：《晋宁石寨山》，页214，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先生在其《汉代贸易与扩张》中亦认为，也有可能汉代的琥珀最初是从缅甸北部输入云南，然后从那里散布到中国其他地区。但在同书另外的章节中，他又讨论了汉代琥珀由海路传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在不同的地方发现的琥珀制品的质量也是不同的。因此，从缅甸还是波罗的海传入的可能性绝不是相互排斥的（******：《汉代贸易与扩张》，页100-101、页148-1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我们认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能够确认属于“血珀”的标本仅见于晋宁石寨山。中国西南地区的其他发现，根据上述的情况，当有不同的来源，由缅甸进口的，应当属于极少数。
从形制上看，西汉晚期以后，西南地区的琥珀珠有不少制成狮子等各种动物形象以及壶形，这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后面将予以讨论。
三汉晋时期其他地区出土的琥珀及西南地区
出土琥珀制品的来源上面初步分析了西南地区出土的琥珀制品的出土单位、时代及分布等的规律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形制特征。下面我们把考察范围扩大至全国，依然从这几个方面略作阐述，以对汉晋时期琥珀制品在西南乃至全国出现的原因、传布、特征等有更深入的认识。
全国范围内琥珀制品的发现，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大的时段，一是两汉时期，二是魏晋时期。在这两个时段内，出土地的分布、形制特征等都有明显的不同。
两汉时期，从出土地的分布方面分析，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一是南方的两广沿海地区及邻近的湖南等地，二是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分布又可划分为两个东西向的条形地带：一是大致沿今日的陇海线，包括甘肃、宁夏、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省区，略西的青海、略南的湖北亦有；二是内蒙古草原地带。这两个区域的琥珀制品，在形制特征上具有一些区别，结合其分布的范围考虑，可能其来源亦不相同。
两广沿海的琥珀制品，尤以广西更为集中，其中又以合浦为多，年代比较集中，从西汉后期到东汉晚期。
合浦堂排汉墓M2出土3件珠饰，该墓为夫妻同坟异穴合葬墓，M2a（墓主为女性）出两件，M2b出1件，皆深褐色，其中1件半球形，两件腰鼓形。同墓地还出土另有圆雕狮1件，印章两枚，年代均为西汉晚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四辑。）。丰门岭M10出土珠子3件，二大一小，大的为长算珠形，小的扁圆形，年代为东汉早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丰门岭十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3期。）。丰门岭M23出土珠饰3件，其中赭石色狮形1件，横穿孔，长2.4厘米、高1.5厘米；腰鼓形两件，长2.2厘米，年代为西汉后期；丰门岭M24出土1件羊穿饰，赭石色，羊作趴地状，昂头正视，横穿孔，长1.7厘米、高1.2厘米，年代为东汉后期；丰门岭M26出土珠饰7件，有胜形、动物形、猪头形，半圆、圆、扁圆形等形制，作为串饰组成部分，年代为西汉后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丰门岭汉墓——2003-2005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望牛岭西汉晚期木椁墓出土佩饰片5件，其中圆纽形两件、扇形1件，篮形1件，蛙形1件，另有印章1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5期。）。九只岭M5出土珠饰3件，1件饰有瓜棱纹，直径0.8厘米，1件为纽扣形，直径1.2厘米，1件为长橄榄形，长0.8厘米，另有1件圆形琥珀，穿孔，应为印章，印文已模糊，高1.2厘米、宽0.6厘米，年代为东汉前期；同墓地M6a出土3件，其中不规则形饰1件，圆形两件，年代为东汉后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10期。）。母猪岭M6出土珠饰28件，具体情形不明，年代为东汉（广西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母猪岭东汉墓》，《考古》1998年5期。）。
此外，贵县汉墓出土199件琥珀制品，出土单位年代在西汉的有57件，均为淡红色珠子，椭圆形，有小圆孔穿过两端。出土单位年代在东汉的142件，其中珠子141件，有红色、褐色两种，形状有长圆形、球状形、橄榄形等，两端中央有圆孔。另有小狮1件，有乳白和黑白斑纹，作伏状，长5厘米、高3厘米、宽2.5厘米（广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贵县汉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1期。）。梧州市富民坊南朝墓出土珠饰28件，圆鼓形，中穿孔，紫红色半透明（梧州市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富民坊南朝墓》，《考古》1983年9期。）。昭平东汉墓出土珠子5件，均长圆形，中间穿孔，黑色，长1.8厘米、半径1.2-1.4厘米（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昭平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昭平东汉墓》，《考古学报》1989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