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欧大陆的相关材料中，狮子的形象出现很频繁，但与中国出土品的造型迥然不同，一般比较写实，或做站立行走状，或与人物或动物形成某种情节组合。接近中国出土的各种质地的“辟邪形珠”的例子，就我们所见，仅有阿富汗“黄金之丘”（Golden Hill）5号墓出土的1件，琥珀质，造型与中国出土品如出一辙，身体中部横穿一孔，长2.6厘米、宽2.2厘米、厚1厘米，同墓地还出土带铭文的汉式连弧纹铜镜（Victor Sariadini， 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Plate 76， p.253，Aurora Art Publishers， Leningrad， 1985.）。关于墓葬的年代，发掘者推测在公元初年，我国学者根据墓地出土钱币及佛教艺术品的情况，认为其年代下限在公元一世纪末（吴焯：《西伯尔罕的宝藏及其在中亚史研究中的地位》，《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其时中国已出现大量的“辟邪形珠”。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倾向于认为，虽然狮子艺术形象可能是外来的，但这种特定造型的“辟邪形珠”，很有可能是汉代中国的创造，它和连弧纹铜镜一样，都是从汉地传来的。香港关善明先生收藏的浅蓝色玻璃兽形饰、黄色玻璃兽形饰，年代定在西汉中期至东汉，经成分分析，均为我国自制的铅钡玻璃（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页25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可资为证。
综上所述，无论是琥珀还是狮子，在西汉中期以后，已经由外来之珍异逐渐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具有辟邪等寓意，玛瑙、水晶、琉璃、煤精等制作的同类器物，可能是一种替代品。在小小的“辟邪形珠”身上，反映了中外文化的和谐交融。这些器物还有可能辗转出境，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反馈。
再来看“壶形珠”。把珠子制造成壶形的意匠，最早出现于米诺斯（Minoan）文明，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内涵，早在公元前2000-前1700年的米诺斯遗址中，就出土有金制的壶形珠。出土于马其顿Podidaca地方附近墓葬中的两件壶形珠，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高分别为3.8厘米、2.6厘米，壶体的造型和当时的实用器物并无二致，中空以穿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00-前700年（Louis Sherr Dubin， the History of Beads，from 30000B.C.to the Present， p.51， Plate38， 39，Thames and Hudson，1987.）。大英博物馆藏三件金安佛拉罐（Amphora）式坠子，一件无耳，尖底，颈部穿孔以穿系，另两件颈部略长，较宽，在盖上焊接薄片圈以穿系，前者系公元前六世纪晚期到前五世纪流行的式样，后两件的年代在公元前450-前400年（Dyfri Williams and Jack Ogdon， Greek Gold Jewel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Harry N. Abrams Incorporated， New York， p.51， p.246， 1995.）。Fitzwilliam Museum藏埃及或罗马生产的一件玻璃壶形珠，年代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四世纪，壶的造型为当时习见的样式，口沿至肩部置宽平把手，可能从中穿系，高1.6厘米（Fitzwilliam Museum， Glass at the Fitzwilliam Museum，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at the Fitzwilliam Museum， p.43，p.46，Plate 8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总之，壶形珠的造型意匠在地中海沿岸出现早，传布广，壶的造型采用同时期流行的样式，制造材料多种多样。
中国考古出土的壶形珠，如果材质不限于琥珀，年代可上溯至战国。战国时期的壶形珠，多为青铜制造，如四川荥经县南罗坝村M4出土两件，中空，侈口，束颈，鼓腹，肩以下有凸带纹四周，间饰乳钉纹三周，高3.2厘米，时代为战国中晚期（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荥经南罗坝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4年3期。）；四川什邡城关M33出土1件，侈口，束颈，鼓腹，中空，腹部遍饰乳钉纹，高2.1厘米、口径1.2厘米，时代为战国中期晚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护管理所：《******城关战国秦汉墓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四川成都京川饭店战国晚期墓出土7件，青铜，中空，外饰三周三角形阴纹，中以两周带状弦纹相隔，高2.2厘米、最大径1.6厘米（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成都京川饭店战国墓》，《文物》1989年2期。）；四川荥经县同心村M20出土3件，中空为穿，侈口，束颈，弧腹下收，腹部有三纵四横的乳钉纹，高2.1厘米、上銎径1.3厘米、腹径1.5厘米、下銎径1厘米、厚0.1厘米，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荥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荥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大道三家子采集1件，直颈鼓腹，圈足，子母口，口沿下有一周凸棱，腹部饰五道凹弦纹，口部和腹部各有两个对称的环状耳，两组交角成九十度，口径1.8厘米、底径2厘米、高4.6厘米，由于系墓地采集品，只能根据墓地的年代笼统地将其年代定为战国早期至西汉晚期（黑龙江省博物馆、齐齐哈尔市文管站：《齐齐哈尔市大道三家子墓葬清理》，《考古》1988年12期。）。另有少数银或玉石制造的，如成都羊子山172号战国墓出土银壶形珠，细颈大腹，中空透顶，顶平封口，长3.2厘米、口径1.5厘米（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4期。）；云南呈贡天子庙M41出土玛瑙壶形珠5件，两件红色，3件白色，壶下有孔，当是作为串珠使用，高1.2-1.8厘米，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期。）；安徽长丰杨公公社2号战国晚期墓出土玉壶形珠，形状似花瓶，两侧透雕草叶纹，正反面刻阴线勾连纹，上下直穿一孔（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长丰杨公发掘九座战国墓》，《考古学集刊》（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这些壶形珠的分布，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在造型上也为当地流行实用器的仿制品。
进入两汉以后，壶形珠的分布有所拓展，制造材料更加丰富。青铜壶形珠依然保留，如云南昭通鸡窝院子东汉早期墓（昭通地区文物管理所：《云南昭通市鸡窝院子汉墓》，《考古》1986年11期。）、湖南湘乡西郊罗家坟山东汉晚期砖室墓（湘乡县博物馆（文素心）：《湘乡西郊发现东汉墓》，《考古》1965年12期。）出土品，其他还有玉石、琉璃等，玉石如咸阳马泉公社西汉晚期墓出土3件（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年2期。）、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晚期墓（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2期。）、广西合浦丰门岭26号西汉后期墓出土两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丰门岭汉墓——2003-2005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广西合浦九只岭5号东汉前期墓出土两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广西合浦县九只岭东汉墓》，《考古》2003年10期。）等，贵州赫章可乐M8出土的壶形珠则为绿松石制造（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2期。）。琉璃如湖南资兴东江水电工程129号东汉中期墓（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东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1期。）、广州汉墓5001号东汉后期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土品等。
魏晋时期出土的壶形珠有东晋中期南京仙鹤观高崧家族墓地M2出土品，束颈，鼓腹，中空，器壁为一层极薄的金箔片，其外以细金丝缠成图案轮廓，边缘满饰细小金粟粒，下腹有6个圈槽，内原应镶有饰物，均脱落，高2厘米（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3期。）；长沙黄泥塘M3出土两件金“长方形饰”，中空，胎甚薄，长1.6厘米、宽1厘米，重0.9克，时代为西晋末到东晋初（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的两晋南朝隋代墓葬》，《考古》1965年5期。），齐东方先生定为扁壶形饰（齐东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北方文物》2000年1期。）；镇江18号东晋中期墓出土紫檀木扁壶饰1件，造型与西晋流行的方扁壶相似，上穿孔与下面两孔相连，宽1.4厘米、高1.3厘米、厚0.7厘米（镇江博物馆（刘建国）：《镇江东晋墓》，《文物资料丛刊》（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上述中国出土的各种质地的壶形珠，从造型、工艺特征等分析，金制品特别值得注意。南京仙鹤观高崧家族墓地M2出土品边缘满饰细小金粟粒，这种工艺称为焊珠工艺（Granulation），即先用一种黏合性焊剂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热焊接，不是我国的传统工艺，表明其可能系输入品；长沙黄泥塘M3出土品与域外生产的“多面金珠”等共出，可能是一起输入的。除此之外，其余壶形珠的造型多是模仿中国习见器型，从出土地分析，较早的发现集中在西南地区，而不见于西域及两广沿海等对外交通要道。中国出土的壶形珠，与地中海沿岸流行的同类器物，是否在意匠上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依据目前的材料和认识，还不能得出肯定的意见，但无疑这是一个值得今后加以更多关注的问题。
琥珀制品的研究，由于我们过去缺乏必要的重视，尤其是成分分析研究基本没有开展，许多问题，如出土品的产地，目前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但现有出土于西南及全国广阔范围内的琥珀制品，其出土地的分布、形制特征及出土单位的相关情况等，依然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文化交流长卷。尽管由于历史长河的侵蚀，其若干细节已漫漶不清，但是，随着今后新材料的补充以及认识的不断深入，这幅画卷终会变得更加生动、更加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