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四川三台县汉墓出土1件施釉红陶钱树座，上部为西王母坐于龙虎座上，两侧各有一侍者，下部有象、骑象人、骑兽者等（三台县文化馆：《四川三台县发现汉墓》，《考古》1976年6期。）。
5．四川阿坝出土1件钱树，树枝上铸出璧、五铢钱纹等，钱树的主干顶端为一大璧，璧的上部饰西王母像，两侧各立一侍女（阿坝州文化局：《四川阿坝州发现汉墓》，《文物》1976年11期。）。
6．四川广汉出土1件钱树，枝叶上主尊为西王母以及青龙、白虎、侍从等神话题材（《浅谈广汉市出土钱树的修复》，《四川文物》1989年6期。）。
7．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崖墓内，出土有两件钱树，分为树干与树叶两部分，两树计有完整的树叶26片，除有朱雀、象与象奴、力士与璧等图案之外，另有西王母像一尊，西王母拱手坐于龙虎座上，头戴胜，肩生翼，穿右衽长袍，头顶一璧（绵阳博物馆：《四川绵阳何家山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3期。）。
8．四川绵阳河边东汉崖墓出土两件钱树座，其中编号为M2：4的一件钱树座有两层浮雕图案，下层塑出子母阙，双阙的连接处上端站立三足鸟和狗各一只，上层塑出西王母像。西王母着冠，穿右衽长袍，坐于龙虎座之上（何志国：《四川绵阳河边东汉崖墓》，《考古》1988年3期。）。
9．1957年，陕西城固曾出土1件钱树，树座为陶制的山，树干为铜质，树叶上有龙、猴、钱纹以及人首兽身怪物等，树干顶端的形象原称“一透雕女像”，笔者推测，根据上述情况分析，很可能亦为西王母图像（《城固出土的汉代陶都》，《文博》1987年6期。）。
通过上述考古材料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与钱树佛像出现部位大体上相同的位置上，西王母曾经是钱树上的主要尊像。钱树上的西王母像，与四川地区画像石、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具有相同的特征，均头戴高冠，双手合揖，坐于龙虎座上，有的龙虎座上还有伞盖。
然而，我们可以观察到，从东汉晚期至蜀汉，在一部分钱树上发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西王母的主尊地位逐渐开始被佛像所置换。最为显著的例子，是陕西城固钱树顶端出现的那尊佛像，过去居于同一位置上的主尊，几乎均为西王母，如上述第2、5、7、8、9各例。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尊佛像左侧残存的那尊侍从像，都还仍然保持着西王母身边那些侍从像的特征，兽首人身，身飘羽毛，带有浓重的神仙气韵，但是主尊却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佛像。这种由西王母演变为佛陀的“主尊置换式”的变化，与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是公元二至三世纪之间发生于四川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考古材料上的反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前面我们曾经举出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东王公、西王母与具有佛像特点的图像分别占据中室八角擎天柱东、西、南、北四面的材料，这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一种“主尊并列式”的关系。长江中下游地区画文带佛兽镜和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上出现的佛像，也基本上是这种关系，东王公、西王母与佛像相互并存，各自占据一隅，似具有某种平行并列的意味。而且，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佛像，不仅不能独占主尊之地位，而且还带有十分浓厚的从神仙像中脱胎而出的痕迹，更像是神仙像的附庸。如沂南画像石墓中的佛像，肩生双翼，形态与同出的东王公、西王母像很接近；长江中下游铜镜上的佛像，诚如王仲殊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佛像与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仙像并存于同一枚镜的图纹上，特别是有的佛像被戴上神仙的帽子，正说明了佛教与道术的混合。……更确切地说，这是按照神仙图像的旧方式来表现新的佛像的图像。”（王仲殊：《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考古》1985年3期。）在钱树佛像上，虽然也同样存着这种从神仙像蜕变而来的痕迹，如佛像的肩部有的也留有神仙像中常见的翼状物残痕，与佛像共存于一树的其他神仙灵怪仍然是西王母的旧属，钱树的整体设计与其所表现的主题和背景仍以过去的神仙传说为中心，但其图像主尊却实实在在地由西王母演变成为具有明显佛像元素的早期佛像，这是一个很值得加以关注的事实。
对于这一现象，已有学者试图作出相应的解释。如吴焯先生认为：“佛的形象出现于通常表现西王母、羽人或瑞兽的钱树及其插座上，其含义也应与过去表现西王母者同。”（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换言之，在钱树上出现的佛即西王母，西王母即佛。王仲殊先生也指出：“神佛混淆是出于早期佛教与道教的依附关系。”（王仲殊：《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考古》1985年3期。）笔者认为这些观点从宏观上来说都可以成立，只是还需要结合不同地区汉末三国时期的宗教特点作进一步的分析。
如上如述，以四川地区为中心发现的钱树佛像，就其造型而言，已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表明当时的造像人已经可能具有某些早期佛像的共同“母本”或者“格套”，才能够据此铸造出特点非常明确的钱树佛像。至于这些佛像的观念、母本系由何种途径传入蜀中，目前有两种基本的推测：一是自西北地区的“甘青道”，再经四川西北部的“褒斜道”、“金牛道”一线传入（后者也是秦汉以来由关中进入四川盆地的必经之途）；另一种推测则是经所谓“滇缅道”亦即所谓“南方丝绸之路”由滇、缅一线传入。由于在这两条线路上目前都尚未发现能够反映这种传播过程中间环节的考古资料，所以都还只能作为一种推测或假说。
从文献材料所映出的迹象来看，将佛像传播到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传播者，既有可能系来自西北少数民族的“胡人”或“胡僧”，如吴焯先生引《华阳国志？大同志》所载“胡人康水子”之类，也可能是汉地的僧人或佛教徒。文献记载这个时期既有不少取道蜀中的外来僧侣经由此地，甚至也还有本地出家的僧人（杨耀坤：《试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佛教》，《冰茧彩丝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他们都有可能把佛像的母本带至四川。宿白先生曾指出：“安县文管所和陕西城固所出树顶佛像两侧皆铸跽坐胡人，又彭山夹江崖墓树座佛像一侧亦侍立胡人，似俱在显示此佛像当时主要为西域胡人所侍，作为宗教的佛教尚未出现于广大汉族间。”（宿白：《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文物》2004年10期。）这个观点也值得重视。
然而问题在于，就钱树佛像而言，虽然上面铸出了佛像，但却并不能由此肯定其即为佛教信仰崇拜的遗存。过去的研究者一般都从佛教传播这一认识角度来进行观察讨论，笔者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首先，关于钱树这种明器的性质，从本源上来说并不是佛教的崇拜物，而是中国传统神仙信仰的产物。广汉三星堆祭祀坑青铜神树出土后，也有学者提出这可能是钱树一类“神树”崇拜的****。但由于其间演进的中间环节尚缺，还很难将两者直接联系起来。不过，钱树属于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传统的神树崇拜的表现形式之一，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其次，由于钱树与西王母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联系文献材料来看，笔者倾向于它有可能与昆仑山神话体系中的“天柱”有关。《神异经？中荒经》记载：“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这种“天柱”，看来是沟通西王母所居天界与人间的通天之树，欲通过“天门”升天，必经由天柱。在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汉代画像石棺画像中，也存在“天门”与“柱株”榜题并存的情况，如简阳鬼头山东汉崖墓出土的第3号石棺上的榜题即是如此（雷建金：《简阳鬼头山发现榜题画像石棺》，《四川文物》1988年6期。）。另在重庆丰都汉墓出土的铜牌饰上，双阙之间的垂直方向上绘出有五铢钱，钱纹的下方为肩生出羽毛的西王母像，钱纹的上方立有柱状物，上书“天门”两字。笔者认为所谓“柱株”，大约即意指这种通向天门的“天柱之树”。结合钱树的赋形与内涵来看，它很可能即为所谓“柱株”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三，即使是在出现佛像的钱树上，其他的图像纹饰也仍然具有浓厚的神仙崇拜的特征，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并不与佛教一致，而与神仙道教题材相吻合。这在前文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这里，有一条关于早期道教天师道的文献材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唐代道书《玄都律文？章表律》载：“律曰：于洛阳靖天师随神仙西迁蜀郡赤城，人浊不清，世深不了平，于是攀天柱，据天门，新出正一盟威之道。”此条材料虽系晚出，但也能说明在汉末兴起并西迁至蜀的天师道(或称五斗米道)中，已吸收了传统的神仙崇拜体系中的“天柱”与“天门”之说。所以，联系钱树在四川出现的年代与地域，有学者提出，不排除其与早期道教天师道（五斗米道）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系（近来已有学者提出钱树可能系早期道教之遗物的观点，认为其具有早期道教文化的特征。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可参见鲜明《论早期道教遗物摇钱树》一文，《四川文物》1995年5期。该文中的若干观点笔者并不赞同，但对于其认为钱树可能系早期道教崇祀活动中用以“上之天，著山上”之物一说，笔者则持肯定意见。巫鸿先生在他的一系列论文中也主张四川地区出现的这些早期佛像可能与早期道教有关，他甚至认为：“根据不断增加的考古材料，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四川所发现的2世纪至3世纪的‘佛像’实际上是当地道教美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把它们叫做早期佛教图像不如把它们称为早期道教造像。”参见其《地域考古与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一文，收入其《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这些观点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却反映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学术视野的拓展，颇具启发意义。）。
那么，为什么又会在本是神仙道教之流的钱树上面铸出佛像呢？从一般意义上解释，可以说这是因为当时浮屠之教与神仙道教混为一流，如同汤用彤先生所言：“佛教在汉代纯为一种祭祀。……祭祠既为方术，则佛徒与方士最初当常并行也。”“浮屠本行斋戒祭祠，故亦早为方士之附庸。”（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页37-4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但是，如果进一步联系上述早期天师道与钱树的关系，就四川地区汉末以来的具体情况而论，笔者认为，其背后或许还隐藏着一层更为深刻的宗教原因，即可能与当时社会上风行一时的“化胡”或称“老子化胡”风习有一定的关系。
汉以来的“化胡”之风，如同汤用彤先生所述：“汉世佛法初来，道教亦方萌芽，纷歧则势弱，相得则益彰。故佛道均藉老子化胡之说，会通两方理教，遂至帝王列二氏而并祀，臣下亦合黄老、浮屠为一。”（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页41-4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关于山东及东海齐楚之地《太平经》流行区域内的“化胡”故事，汤用彤先生已作过极为深刻的论述（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页42-4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但有关蜀中五斗米道流行区域内的“化胡”风习，则涉及甚少。近来，笔者在翻检资料中发现一条过去人们不太注意的史料，对此有所反映。《广弘明集》卷第十一《唐破邪论》卷上记载：“《经》云：天尊告道士张陵使行往东方诣佛受法。《道士张陵别传》云：‘陵在鹤鸣山中，供养金像，转读佛经。’”这条文献虽然系晚出，文中所提及的“经”与“《道士张陵别传》”为何时之记载也不可详知，但这显然又是道教“化胡”之说的另一种版本。其中尤其引起笔者注意的，是所谓“供养金像”一句，虽然我们无法直接判断这里所说的“金像”是何种造像，但联系上下文意来看，应当系佛像，或者说是已为“道教所化之佛像”。迄今为止，在蜀中并未发现过这个时期的道教造像，而在五斗米道所流行的区域内，北起汉中，南抵云南，却均有这种具有浓厚神仙道教文化背景的钱树佛像出土，笔者认为这类钱树佛像是否即与文献所载张陵供祭的此种“金像”有关，是值得研究的。
简而言之，通过从西王母到佛像这一考古现象的考察，笔者认为，对以四川地区为中心考古发现的钱树佛像，有必要突破过去只从佛教传播的单一思路去加以认识的固有模式，而应当联系当时四川地区的早期佛道关系、早期道教造像的起源等多方面因素加以综合研究，或许才能在过去的基础上取得新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