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正是早上八点钟的样子，集稼嘴一长街的排门都吱呀吱呀地打开了，初夏的太阳出来得早，黄灿灿的光影从朝阳的屋檐一直泻到青石板路面上，林啸走了一会就感到有些燥热了。这大汉口真跟襄河不一样呢。暖风中一阵花香飘过，他才注意到夏家客栈就在跟前了。再一抬头，便瞧见穿着洋红绸褂子，头插栀子花的廖玉春倚在二楼的雕花窗户前，一边翘着兰花指吸香烟，一边跟街对面杂货铺的老板娘嘻嘻哈哈地拉着家常。
林啸略一迟疑，也没去打扰她，跟身边的小李使了下眼色，就直接进了客栈，正在厅堂迎送客人的伙计阿三一见他俩，先是一惊，马上又绽出笑脸道：“林先生来了！”林啸朝他点了下头，阿三忙把他俩往楼上引。走过一个窄长的过道，就把顶头的一间房门打开了。
两人坐下，阿三便要下楼给他们端茶水，被林啸按住了。一看林啸的脸色，阿三也忐忑起来，便问：“今天来是……”不等林啸回答，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阿三马上堵在门口，紧张地注意着门外的动静。这时就响起廖玉春那柔亮的嗓音：“阿三开门，是我呀。”
人还没进，那栀子花的香气已经飘了进来。
“哎呀，我晃眼见林先生来了，一看果然是，怎么先不招呼一声嘛。”她笑吟吟地说。
林啸欠了欠身子：“事情有点急，就没跟老板娘打招呼了。你还好吗？”
“好呀，好呀，你派了阿三来，可是帮了我大忙了。”说着要给他们拿烟抽，被林啸谢绝了。廖玉春见他表情严肃，也噤了声，忙找个椅子坐下。
林啸瞥了她一眼，然后低声道：“出了点岔子，宝生让日本人抓去了……”
廖玉春顿时惊叫起来。
“两天前派他和另一个队员到汉阳蔡甸察看鬼子的据点，不料在路上碰到一小队日本兵，夏宝生按捺不住，就与他们接上了火。后来寡不敌众，只能边打边撤，那个队员突围出来，宝生却因腿部受伤落到了鬼子手里……”
廖玉春着急道：“这可怎么办？你们得赶快救他呀。”
林啸说：“我正是为这事赶到汉口来的。宝生年纪轻，没吃过多少苦，现在又负了伤，也实在令人着急……”
“他那细皮嫩肉的，哪受得了？”廖玉春只顾着说。
林啸拧紧眉头，时而瞟一眼窗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阿三见此，便悄然下楼去了。
不多时，就有伙计端了个大托盘进来，里面盛着两碗香喷喷的热干面，外加几个炸得金黄的面窝。廖玉春指着盘里的东西要他们快吃，林啸迟疑道：“现在汉口的市面还没恢复，物品奇缺，热干面可是稀罕东西，你们从哪买到的？”伙计说：“老板娘让我从黑市上高价买来面粉，就预备给你们吃的。”林啸看了一眼廖玉春，责怪道：“老板娘要把我们当客，可不敢来了。”玉春笑道：“难得来一次，哪能连热干面都吃不上的道理。”说着将盘里的东西递到他们手里，两人这才拿起筷子，将碗里的芝麻酱和作料拌匀，就一手挑起热干面，一手拿着面窝，呼呼地吃起来。
一会阿三又敲门进来，交给林啸一个信封，说是有人送来的。林啸说正等着呢。连忙打开信封，见里面还夹有两个蓝色的“派司”（即安居证），便笑道：“汉口的同志果然神通，连这些都给办好了。”他将信飞快地看了一遍，低头思忖了一下说：“内线查明夏宝生现关押在汉口宪兵分队，建议我们通过一些渠道，将他先送进医院治病，再设法营救出来。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行。”
“但日本人不讲情面，如果提早对他用了刑呢？”廖玉春忍不住说。
林啸皱了皱眉说：“这也是我担心的。不管怎样，现在先去找人，将他救出来要紧。”说完三下两下将盘里的东西吃完，又向阿三小声交代了几句，就带着小李匆匆走了。
廖玉春看着他们出门后，也没心思下楼，又回到自己那间起居室里，靠在藤椅上呆了片刻，便从茶几上抽出一根烟点上了。
一道阳光倏地从窗口跳了进来，斜斜地投到发暗的板壁墙上，挂在墙中央的那张结婚照便隔成了一半阴，一半明。明里是她，宝生的脸却只有下半部。她穿着白色的婚纱，挨着那半张脸的下巴妩媚而羞涩地笑着。把阴的半边连起来看，宝生的整张脸还算是俊气的，他穿着白色西服，一副洋绅士的模样，比平时要气派多了。
廖玉春吐出一口烟雾，像是吐出一段往事似的。日子过得真快，一晃她已经跟夏宝生做了四年的夫妻。可当初她也是赌气出的嫁。此前她一直被袁家少爷追着。袁家是她母亲的远房亲戚，却少有往来。直到她十七岁那年，寡母带着她去法租界的袁家公馆拜年，走进那花团锦簇的红色小洋楼，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袁家对娘俩的态度自然是俯视向下的，倒是二少爷袁守宇对廖玉春热情备至。袁守宇正在北平上大学，墩墩实实的小个子，说话时爱蹦出一些听不懂的洋词汇，新鲜而别扭。廖玉春没读过书，却对读书人充满敬畏。加之袁守宇比袁家其他人显有人情味，对袁守宇也就不那么排斥了。但袁家发现俩人亲近的苗头后，便一再阻止他们的交往，认为集稼嘴是三教九流杂居的地方，那里长大的姑娘肯定没多少教养，进他们这等人家是不配的。这下才刺伤了廖玉春。廖家虽说穷，玉春却是集稼嘴的一枝花，一直是在街坊邻居的赞美声里宠着长大的。何况她并不缺乏异性的爱，比如街对面夏家客栈的宝生就一直恋着她。宝生模样比袁家少爷好，只是没有袁守宇有文化，家境也没他家那般显赫，但她和宝生自小玩在一起，情感上也要近一些。那时廖玉春被袁家的富贵所惑，也萌生出做袁家少奶奶的想法，袁家这一拒，她也醒悟了。于是答应了夏宝生的求婚，甘愿一辈子留在集稼嘴。却不知袁守宇听到她与别人定了婚，竟赌气出走，到东洋留学去了。
廖玉春在一年之后才正式嫁给了夏宝生。刚做了几个月的新娘，日本人就逼近了汉口。枪炮声连绵不断，时而敌机就要来袭扰一番，形势已十分危急。但夏老板还没有走的打算。直到国军全部撤离，眼见汉口即将落入敌手，夏宝生才决意带父亲和妻子到襄河乡下去避难。临行前，父亲却死活不肯走，说客栈是祖上传下来的，又因宝生姆妈的辛苦经营有了今天，她就是太累，才在生宝生时丢了性命，不能把她的心血也丢掉了。宝生说日本人在南京杀了几十万人，在这不是等死吗？但父亲还是不听，说他东洋人总不敢把中国人全杀光吧。要走你们两个走，他就守在这，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夏宝生知道父亲的倔脾气一犯，八匹马是拉不动的。只得嘱咐老家人夏福照顾好父亲，随后便带着妻子玉春乘船回到了襄河老家。
在乡下刚刚安顿下来，就听到日军攻占了汉口。随后日本人就把留在汉口的华人归为难民，全部赶到汉正街以上地段，划为难民区进行管制。夫妻俩开始着急，自家客栈就处在汉正街边缘，不知能否幸免于难。廖玉春就怪夏宝生当初没坚持让父亲回来，留在那里总让人提心吊胆。宝生却烦父亲不听他的话，自己在找死。这话一说出口就有点犯忌，尤其在那个时候。廖玉春听得骨头一阵发冷，隐隐感到某种灾难正在向这个家迫近。
而此时，处在汉口的夏老板确实日子难过。日本人进城时，汉口已是十室九空，百业萧停。人都跑了，谁还会来住店呢？客栈门可罗雀，夏老板也就没事干。闲得发慌时，他就从楼下踱到楼上，又从楼上晃到楼下。偌大的客栈静悄悄的，没一点人气，唯有空寂在沉重地压迫着他。这时，对儿子的思念便像角落里蛰伏的蚊子，时不时出来叮他一下，让他奇痒难忍。他这才开始后悔，当初就该跟儿子一起回到襄河去。
那天下午，一直没出门的夏老板突然想去汉水边看看，宝生和玉春就是从汉水坐船走的。夏福知道他又在想儿子了，便劝他不要去，说江边停满了日本人的军舰，他们的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但夏老板不听，还赌气说，我在这住了几十年，皇上老子都管不了我去江边，他东洋人还管得了我？夏福说不过他，又拦不住，只得叫他早去早回，免得碰上“宵禁”。原来日本人一进武汉，便将时钟拨快了一小时，与东京时间相同，称为“新钟”。还把每天下午5时至次日凌晨7时这一段定为“宵禁”时间。到时，家家得关门闭户，不得大声喧哗，不得上街走动，如在路上被巡逻的宪兵队发现，不论是谁，一律格杀勿论。
夏老板独自往江边走，沿路满目凋敝，行人寥寥，让他又一阵伤感。到了汉江边，果然看到停靠的全是飘着太阳旗的日本军舰，见不到任何商船，连一条渔民的木划子都找不到。他有些难过，再回襄河看样子是渺茫了。便坐在江边的一块石头上，痴痴地眺望着江水的尽头，那里便是他的故乡襄河，此时儿子媳妇正在他家的老屋里，他们过得还好吗？儿子是舒服惯了的，没做过事，他能适应乡下的生活吗？好在把积蓄都让宝生给带去了，也免得他们在乡下受苦。现在物价涨得厉害，客栈的生意又不好，一时不能再寄钱给他们，还得省着点花呀……他一直坐在那里呆想着，却不知军舰里的日本兵已经盯上了他。那时本是下午三点多钟，太阳还在灼灼地晒着。夏老板不曾出门，便忘记此时已是新钟的四点五十分。甲板上的两个日本兵正闲着无事，瞄见江边有个人坐着，他们也觉得好奇。这么长时间没见一个中国人来江边，怪没趣的。现在来的这位，坐了半天还不肯走，又觉得碍眼了。他是探军事情报还是示威来了？两个鬼子阴险地笑着，便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枪，悄悄地瞄准江边的那个活靶子。他们已没有耐性再等上几分钟。
夏老板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呆长了，他站起身准备往回走，又恋恋不舍地回望了一眼江的尽头。就在此时，只听嘣的一声，他顿觉后背万箭穿心，还没来得及反应，人已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廖玉春正在一团团烟雾中回忆着，忽听楼下响起一个粗嗓门：“老板娘在吗？”
她知道是黄胖子来了，此人是辖区警察分驻所的所长，总是隔三差五来客栈转悠一会，无非是想跟廖玉春套套近乎。廖玉春知道这种人不能得罪，只能敷衍着。有时陪他喝杯茶，玩几圈麻将，也有意输些钱给他，到黄胖子说些荤话试探她时，又巧妙地避开，不让其得寸进尺。黄胖子由此近也近不得，退也退不去，心勾得直痒痒，却不敢贸然行事，只能像鼻涕似的粘着。此时廖玉春心里装着事，就不想下楼去搭理他。
阿三还是敲门进来，说黄胖子带着几个人要上楼检查。廖玉春皱眉道：“怎么林先生前脚走，他后脚就跟来了？”便要阿三先下去照应着，她马上下来。说着起身整了整衣襟，又到梳妆台前补了下妆，这才款款走下楼去。
黄胖子正坐在厅堂的靠背椅上喘着粗气，另两位在柜台翻看着登记本。阿三给黄胖子递上茶杯，他只嗯了一声，也懒得答理。这时见廖玉春从楼上下来，他的脸色才稍稍和缓了些。
“哟，黄所长来了，一早就出来巡视，可是尽职尽责呀。”廖玉春脸上笑着，嘴上却不含糊。
黄胖子忙道：“老板娘又在说笑话了，我们可是夹肉饼子，一边是友军，一边是你们，两厢都不好得罪哟。”
廖玉春交握着手臂，不紧不慢道：“那有什么，你只管秉公办差，我们老百姓总是服从的份嘛。”
黄胖子笑道：“老板娘的嘴可真厉害，我都不好在这呆下去了。”话是这么说，身子却纹丝不动，像粘在椅子上似的。
廖玉春说：“我可没为难黄所长的意思，有什么巡查的地方只管去，我这可是熟地方，没什么遮掩的。”
黄胖子不好意思道：“我也是例行公事，近来共党新四军一股部队经常在汉口周边袭扰，他们还出没汉口市区，与城内的共党分子进行联络，进行抗日活动。友军宪兵队特别恼火，怪罪起来，总是我们这帮弟兄办事不力。”
廖玉春轻轻一笑道：“原来是这样，那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查看，也免得有什么新四军进来，坏了我们客栈的生意。”
黄胖子也站起身道：“也不用劳您的大驾，我们随处看看就行。”便带着两个随从拿着客房登记本上楼了。阿三见此，只得跟随其后。
廖玉春倒是不急，她知道查不出什么。此时她端坐在厅堂的太师椅上，喝着伙计给她泡的茉莉花茶，耳边响着夏福零碎的算盘拨动声，地上的阳光依旧从这头慢慢移向那头，似乎一切都在照旧。只是她心里知道，从公公惨死的那天起，这个家的太平景象就一去不复返了。
夏老板的死，对他们夫妻俩确是一场坍塌般的灾难。刚到襄河时还不觉得什么，那时父亲还在，况且还有积蓄。但夏宝生大手大脚惯了，办丧事用了大半，加上房屋修缮和添置家当也花去不少钱，余下所剩无几。以后又拿什么过活呢？在汉口时，一直是夏老板料理家事，宝生百事不管，只会当少爷。廖玉春做姑娘时就被姆妈溺爱，也没做过多少家务事，嫁到夏家，有几个伙计帮忙，她就心安理得地当起了少外婆。来到乡下，虽说没有先前那般舒服自在，但有夏老板的积蓄垫底，一时也不至于像当地乡民那样种菜插秧，自食其力。现在父亲撒手离去，一下断了依靠，他们才感到生活的担子扎扎实实地压在了自己的肩上。夫妻俩只得硬着头皮学做庄稼活，与乡下人一样早起晚归。辛苦了几天，两人就有些吃不消了，开始就为谁多做少做拌嘴。夏宝生就烦自己找了个懒媳妇，廖玉春却抱怨跟了夏宝生受罪。夏宝生一呕气，就爱跑到镇上去喝点闷酒。那天碰上林啸在招募人去抗日。夏宝生有杀父之仇，正寻思如何去报呢，就乘着酒兴报了名。从此跟着林啸神出鬼没地打游击，炸碉堡，日夜不着家，把廖玉春一个人甩在老屋里，不管不问了。廖玉春本就嫌乡下太清静了，她过不习惯，现在宝生又一走，这下哪受得了？等到宝生回到家时，她就要宝生跟她一起回汉口去。宝生知道她在耍娇气，只说汉口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回去当亡国奴？廖玉春就犟嘴道：“你整天在外头，叫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守这么大的屋，来了强盗怎么办？”夏宝生就安慰她：“襄河是抗日根据地，不会有强盗来的。再说队伍马上就要整编成新四军，都正规了，我哪能随便离开呢？”可廖玉春还是不愿呆在襄河，便说：“你要不回去，那我就自己回去。”夏宝生一听就急了，自然不放她走。廖玉春也是个倔脾气，见说不动他，便跑到游击队驻地找夏宝生的顶头上司林啸，要他让宝生回汉口。林啸本不爱与婆婆妈妈们打交道，谁知廖玉春这一去，他倒答应要找夏宝生谈谈。但夏宝生此时也一根筋似的扭住了，说跟她回去可以，但要等到报了杀父之仇再说。林啸说：“让你回汉口是做联络工作。也一样是抗日嘛。”夏宝生一想到回去又要跟廖玉春拌嘴，还是硬气说：“我不想离开队伍，我要真刀真枪地和日本人干，要回就让她自个回去吧。”林啸见夏宝生执意要留下，也不好太勉强，想了一下说：“那好，到时我派阿三随她一起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