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又来一个”，是因为有很多女人在花街上来来往往。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花街现在是名副其实的“花街”？没有？那是你忘了。我再说一遍。
这地方原来叫“水边巷”。很多年前的名字了。因为靠近石码头，往来的船商要在这里歇脚。都是长年漂在水上的男人，见了女人就走不动，既然这样，那很好，想钱的女人就打开门，等你带着钱袋进来。生意好，大家就想来，外地的男人来，女人也来。女人在街上租下一个小院，等着男人来。水边巷就慢慢变成了“花街”。后来就只知道花街不知道水边巷了。花街就成了花街的名字。不是所有花街的女人都干那一行，如果我十四岁那时候的某个夜晚你出现在花街，所有门楼底下挂小灯笼的院子里，都会有一个柔软的身子迎接你。你摘下小灯笼，提着敲开她的门，门楼底黑下来。你进去了，然后离开。如果她还要挣钱，灯笼还会再挂出来。当然不是所有女人都愿意挂小灯笼，她们不愿意让所有人知道，那你只好通过其他途径了解。你别介意，不是说你。现在看来，其实挂不挂都无所谓，只要哪个男人想，他就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她。男人在这方面生了一只比狗还好使的鼻子。这是有一天我穿过花街，听见谁家院子里一个女人说的。当然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挂小灯笼的越来越少了，门面气派的洗头房、美容院摆在那里，露着胳膊和大腿的女孩子坐在玻璃门前，大白天她们也敢招呼你。不是说你。
那不是我十四岁那一年么。
那一年雨季漫无边际。六月刚到，梅雨就来了。在那女人来的第二天。我记得清楚，是因为我差点把她撞倒了。
半下午突然变天，下了课太阳不见了。放学时雨正大。我没带雨具，冲进雨里就往家跑，进了花街浑身已经湿透。花街在阴雨天显得更幽深。青石板路面放出闪亮的青光，雨水一处处汪着，雨点击打路面的声音在两边的高墙间回旋。潮湿的青苔爬满半墙。当时的花街上全是老屋，瘦高，一家家孤零零地站在雨里，像衰弱的老人披着件大衣裳。檐角在半空里艰难地飞起来。墙很多年前是白的，现在布满霉斑，瓦色灰黑，瓦楞和屋脊里长出了一丛丛野草。在雨里它们看起来相当阴冷。所以阴雨天我不太愿意在花街上走来走去，买东西除外。临街两边有很多店铺，林家裁缝店，蓝麻子豆腐店，老歪的杂货店，孟弯弯的米店，冯半夜的狗肉铺，还有寿衣店、小酒馆和服装店。加上一家家的门楼，一条街挤得满满当当。
杂货店和米店之间的一个门楼里忽然走出来一个女人，我刹不住脚，撞到了她身上。她小声地叫了一下，一盆水泼到路面，铁盆咣当当响，在青石板上转了好几圈。要不是倚上了院门，她就跟盆一块倒地上了。我惊慌地看她，是昨天在石码头上见到的女人。她换了衣服，头发窝成一个鬏，好像用一根筷子插着，做了簪。我嗯嗯两声，没道歉就跑开了。我感到心慌，跑得像逃。我听见她又叫了一声，可能是我鞋子甩起的水溅到了她身上。
她在这里租了房子，没错。一定是。和昨天相比，她陌生了。不再是我似曾相识的那个侧面的脸，她成了在花街上租房子的陌生女人。而我没变，还是老样子。我突然有些生气。我把脚步沉重激烈地落到雨水路面上，没回头跑进了家门。
换完衣服，我坐在窗边看屋后树底下的两只麻雀打架。老槐树枝叶茂密，树下那一圈土地基本上是干的。父亲看完了病人，走进来让我背前两天教给我的一个口诀，关于出血热的症状的。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想起其中的两句：皮肤粘膜出血点，恶心呕吐蛋白尿。别的打死也记不起来了。父亲又一次对我表示了失望。他习惯了。我也习惯了。父亲一直希望我能成为扁鹊、李时珍那样的旷世名医，希望我的名字能被千秋万代的传下去。而我是他的儿子，他也会被人万代千秋地挂在嘴上。可我不是那块料，在学校成绩一般。尤其这一年，父亲明确表示过，他认为我的智商正在下降，这从平常的言语行动可以看出。我反应迟钝了，动作迟缓了。看来寤生的孩子就是有问题。没错，我是两只脚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父亲摇着头出去了，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喝水的时候总是把握不好杯子的倾斜度，水洒出来，流了我一脖子，好像我弄不清自己的嘴究竟有多大了一样。这也让我生气。我闷不作声，任由水从脖子往下流。那两只麻雀还在打架，我从抽屉里摸出弹弓，拿起一颗在运河边上精挑细选过的石子。只一下，一只麻雀就躺在地上不动了。它死了，毫无疑问，我对自己的弹弓技术还是有相当把握的。这些年弹弓是我最重要的玩具，别人用鱼叉叉鱼，我用弹弓，只要那条鱼在水面上露一个头，我就会让它永远漂在水面上。另一只麻雀先是跳开，然后又跑过来，围着死去的朋友跳舞，唧唧的叫声变了调。它不停地跳，用嘴啄自己的羽毛，一根根往下扯。它以为那是件衣服，要把它脱掉。它不知道逃走。
我把弹弓放下，已经装上的第二颗石子也拿出来。我对着那只活着的麻雀嘘嘘，哄它也不走。然后开始打喷嚏，一连三个。我感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