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6日，是我人生中又一个崭新的开始。这天，我怀揣长江火柴厂报到通知书前去报到。
那时，我带着对老师、对同学、对社会的感恩之心，希望能够回馈他们。仿佛有一种使命感在召唤，我要努力去实现它，这是从我内心发出的真实渴望。我信心满怀，我要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长江火柴厂是上海市轻工业局日用化学品公司旗下的一家中型国有企业，有职工一千余人。它是全市唯一生产火柴的专业工厂，产品除供应本市市场外，还部分供应临近的几个省市。由于其产品的重要性，它当时还是国家重点工业生产企业。
10月末的上海依然秋高气爽，我拄着拐杖，迎着早晨的阳光，信心满怀地走在喧闹的苏州河边的大渡河路上。从家到火柴厂大约有四公里，以我走路的速度大约需要四十五分钟。比较麻烦的是，它坐落在苏州河的北面，而那时过河还需要轮船摆渡，上下码头让我有些不方便，但当时由于兴奋，我顾不上考虑任何不便。
我早早地到了厂门口，比规定的时间提前四十分钟，但是我没有立刻进厂，而是倚在大门对面的沿河护堤墙上，看着河面上一艘艘装满各种物资的驳船来来往往。那时我心潮起伏，激动得难以平息。
还剩下十分钟的时候，我走进了工厂大门。看门的师傅认真地查看了我的报到通知，带着疑虑的眼神让我进去。紧随我身后进来的是一个女生，也是来报到的，她推着自行车，由父亲陪伴而来。
新报到的人全部在办公楼底层的一间会议室集合，需要进行一周的培训，然后再分配到各个车间部门。这时候我才知道，今天同时报到的共有二十人，其中有三名女生，我是唯一的一名残疾人。事后我才听说，我是被按比例硬搭配进来的，当时政策对残疾人有这个规定，况且我的父母还在支援着边疆建设。否则，没有一家工厂会自愿收我这样的人。
第二天，劳资科一位姓李的干事要带我们去生产车间参观，他特意叮嘱我说：“你不要去了。”我说没关系，我可以的。于是，我跟在他们后面，参观了一个个车间。这个厂共有四个生产车间，一个机修制造车间。让我没想到的是，那么一根小小的火柴，从一根根粗大的树木进来，到最终形成火柴至包装出厂，竟然有二十多道工序。这里的每道工序基本上都是自动化流水线，工人实行早、中两班生产。李干事还特别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一家易燃易爆单位，经常会有自燃的情况，厂内配有专职的消防队伍。
第三天，李干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红色塑料皮套的工作证。我的证上贴着我的照片，写着我的名字“江自立”，还有进厂日期1977年10月26日。这标志着从这天起我就告别了学生时代，成为了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我捧着这个工作证，久久地凝视着，对我而言，它的意义非同一般。
第四天，李干事又发给了我们一张贴有照片的蓝色医疗卡，他告诉我们，凭这张卡可以在自己家附近的医院和指定的区级医院看病，而且全部免费，连挂号费也不用出。
第五天，上午每个人写这几天的培训小结，下午交流各自的感想，我感慨万千，泣不成声。
第六天，李干事宣布了所有人的分配去向，没有听到关于我的安排。
下午其他的人都由各车间主任接走，就剩下了我。李干事对我说：“江自立，你要等等，还没安排好。”我告诉李干事，我会机械描图，有过两年的绘图经历，技术科是否可以让我试试。他答应去问问，但一直就没有给我回音。
从第二周开始，我就一个人继续在这间会议室等，再也没有人来讲课，更没有人来陪我。我从来没体会过时间竟然会过得这样慢，一天又一天，我几乎是数着自己手表上的时针在过。难熬的一周终于过去了，但依然没有人来找我，每天就我一个人向这间会议室报到，在里面默默静坐。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两天过后，还是没有人来找我。我感到非常的沮丧，报到那天所有的兴奋和激动荡然无存，我无法预料结果将会是如何。
过了二十多天，来了一位女的，三十多岁，她自我介绍是工会主席，姓郑。她告诉我，厂里有个图书室，每周要开放三次，需要有人管理。工会还准备给工人下雨天借雨伞，已经买好了四百把雨伞，也还没有开始借，需要人管理。如果我愿意的话，这两项工作让我一起做，问我行不行。我当即高兴得啥也没问就答应了，我实在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做什么都行，只要是工作。另外，郑主席又补充道：“你还有半个编制属于门卫室，负责门卫室每天报刊收发，如果门卫室有人生病请假，你要临时替班。”我连说：“行的，行的。”其实仔细想想，这点事也确实并不为难我，何况，去管理图书室更是出乎我意料的好事。
全部OK，她带我去劳资科办了配工手续，带我去图书室和借伞室看了一下并给了我钥匙。借伞室里果然有四百把全新的已经编了号的黄色油布雨伞整齐地排放着。我当天就去工会办公室拿了全厂职工名单，在借伞卡上填写起了职工名字。我那一手工整的仿宋字，马上受到了郑主席的称赞。
我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忙了两天，填写完所有借伞卡上的职工名字，盖完章后，郑主席就派人发了下去。第三天上午，我去门卫室报到并和师傅们熟悉了一番工作，下午到图书室熟悉了一下藏书和借阅情况就下班了。住宿的事情，郑主席还没有给我安排好，所以我还得每天回家。
晚上九点多，我刚要入睡，朦胧中似乎听到了屋顶的天窗上（上海本地人居住的房子屋顶上都有面向天空的玻璃，以供白天室内取光，俗称天窗）滴答滴答的雨声。我立即警觉起来，再也没敢入睡。我继续留意着天窗上的声音，显然，雨滴的声音越来越大，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不停。我看着表，快十点了，厂里中班工人是十一点下班，昨天刚下发了借伞卡，今天下午中班上班的时候天还好好的，肯定没有人会带雨伞。我走到厂里要四十五分钟，所以无论如何现在我得动身往厂里赶。
我马上穿衣起床，披起雨衣，拄着拐杖走进了雨中。
雨越下越大，还有风。不一会儿，我的身上就被风吹进来的雨水给淋湿了。我还是第一次走在这样的夜色里而且还有这么大的风和雨。走下轮渡船的时候，我不小心给绊了一跤。在离厂还不到二百米的地方，由于有点着急，我又摔了一跤。
夜十点三刻，我终于提前在中班工人下班前赶到了厂里，这时的我全身已经没有一处是干的了。
厂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准备下班却没有雨伞的工人。看见我一到，当班的门卫黄师傅立即安慰大家，小江来了，小江来了，有伞借了，有伞借了。当时的厂里，几乎还没有人认识和知道我，当看到我这样一个形象出现的时候，大伙都着实吃了一惊。不一会儿，“有伞借了，有伞借了”这句话被纷纷传进了车间里。
我还没顾上擦去脸上的雨水，工人们已经在借伞室外排起了长龙。我迅速展开工作，一把把雨伞犹如一发发炮弹快速地从窗口送出去。不时地，还有骑自行车的工人来问有没有雨披借，我只能遗憾地说没有。一口气忙了约二十分钟，借出了二百多把伞。在这一时刻，我得到了两百多个来自不同口音的谢谢声，有的工人还送了我更好听的话。直忙到十一点半左右，人才真正稀落下来。这时我发现，借伞室门外又来了个女工，就是和我同一天报到进厂由父亲陪伴来的周玉清，自打培训结束分开后，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
她刚洗完澡，脸上红扑扑的。她带着些许羞怯说：“这么晚了，辛苦了。”随后她又问我有没有雨披借。我刚想说没有，可一转念，我马上又说：“你把我的拿去先用吧，我晚上不准备回去了，就在门卫室的值班床上躺躺就行了。”她也没有客气，接过雨披说声谢谢回身就走了。
晚十二点，所有车间的灯都灭了，门卫师傅也关了厂大门。我出了借伞室，去了厂里的澡堂。偌大的澡堂里就我一个人，我在大浴池里足足泡了半个小时，才冲洗干净。这个晚上，我没有睡，也睡不着，我从来没有感觉过这般的爽朗和舒畅。
我想到了翁老师，想到了叶老师，想到了曾经关爱过我的许多同学。自进入学校以后，老师和同学一直爱我，需要我，父母也喜欢我，我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有聪明的头脑，我接受自己的身体，我相信我一定会是个有用的人。
第二天开始，我，江自立，一个残疾人的名字，附带着赞誉被传遍了全厂。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忙着收伞。天放晴了，我去成品车间借了一辆推车，把雨伞装上去推到厂内的一处空地上晒伞，一些路过的工人都会主动走上来给我帮忙。在收伞的时候，有位年轻的消防队员路过也来主动帮忙，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罗云。我没有料到的是，几年后，我和他之间还发生了一场让我苦味参杂的类似日本影片《生死恋》一样的故事。
借伞之夜给我带来兴奋的同时，也给我留下了一些遗憾，那就是有许多骑自行车的工人师傅没能借到雨披。我想，如果借伞室再配备一些雨披该多好啊。我向工会郑主席提出了给工人配备雨披的想法，她说工会暂时没有这笔预算。
有一天，我走过厂里的废品仓库，发现那里有许多用过的白色透明大塑料袋。我问管理师傅这是放什么的，有没有毒，还有没有用。他说没有毒，也没什么用。我说，可否用来做些自行车雨披，遇到下雨天可以借给大家。他说，可以的，只要把袋子清洗一下就可以了。于是，我当即挑了两只完好的袋子回借伞室，然后拿了一件雨披一比画。刚好，两只袋子够做一件雨披。我照着雨披画了裁剪图，又剪了一件样品，想着如何把它粘起来。
我去请教电工。一位姓魏的师傅告诉我，将要黏合的两片塑料合好，上面放上玻璃纸隔热，以防塑料膜溶化，然后用一把锉刀垫在两片塑料底下，再拿一把低温的电烙铁加热，这样两片塑料就可粘住了。我听了很高兴，立即向他借了工具，并承诺做完了先送他一件。我又去厂医务室，剥下了一些药品最外面用作包装的玻璃纸，开始了做雨披的试验。第二天，一件崭新的自行车雨披完成了。我拿着做好的雨披去了废品仓库，送给了管理仓库的那位师傅，他很高兴。我就让他帮我大量收集废塑料袋，并告诉他，我要做二百件雨披。
于是，我开始利用空余时间来制作雨披。大约七八个月过后，一只只废塑料袋，在电烙铁的作用下一厘米一厘米地黏合了起来，最终变成了二百件自行车雨披。至此，郑主席和工人师傅给了我更多的赞誉。残疾人小江，这时在厂里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赞了。
第二年年底，在全厂评比先进时，我首次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之后不久，又被报送到火柴厂所属的公司，被表彰为“新长征突击手”。按规定，如果学徒工被公司评为先进，那么他们可以提前晋级，享受非学徒工的待遇。
当时，按火柴厂规定，新进来的工人都要有两年的学徒期，学徒工第一年的月工资是17.84元，第二年的月工资是19.84元，学徒期满第三年起每月的工资是36元，以后随着工龄的延长工资会不断增加。学徒工都有一名师傅带，但我那工作就没师傅也用不着师傅带。于是，按照规定，我提前八个月开始享受每月36元工资的待遇了。
也许今天的朋友听到这个工资金额都会不可思议，但那时的物价也是相当低的。比如，我在厂里的食堂吃饭，当时的红烧大猪排是0.15元/块，油炸大猪排是0.18元/块，纯炒青菜或卷心菜只有0.03元/份，两菜配起来已经算是上好的午餐了，才花费0.18元，再加上0.02元的米饭，也才0.2元/餐，而且大众汤免费。如果你不吃猪大排，费用则可省下更多。
我们同一天报到的二十名新工人中，只有两人被评到公司级先进，除了我，另一个就是周玉清。
周玉清被分配在成品装盒车间，工作一直踏实苦干，默默无闻。公司规定每天早班六点钟上班，她总是提前半小时进厂做准备，全车间她的那台装盒车总是第一个启动，中班她又常常是最后一个关车。我时常在门卫室值中班，发现她走也是很晚的。她总是推着那辆半旧不新的自行车，一只手扶着车龙头，另一只手前后摆动着，走得不紧不慢。
图书室是每周一、三、五的13：00—16：00开放，这样可以照顾到早中班的工人，方便他们借阅。借书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有时候还真有点儿忙不过来。周玉清也喜欢看书，开始的时候她总是无声地站在外面借，上中班时她会提前两个小时就来，上早班时两点半下了班她也会来。有时没有她喜欢的书借，她就会等在一边，看到有人来还的好书她再借。时间久了，我们俩就熟悉了。我干脆就让她进到图书室，自己找书、看书或等书。当然，忙碌的时候，她也自然就会帮忙。渐渐地，她成了一个义务的图书管理员了。不过，这也为她借书带来了方便，每每有新书到，她总是可以先挑着看。
这期间，我也趁机读了《呼啸山庄》《红与黑》《简爱》《一生》《基督山伯爵》《少年维特之烦恼》《双城记》《飘》《傲慢与偏见》等译著以及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但这期间，最让我们感到震动的还是出现了小说《伤痕》《班主任》，以及话剧《于无声处》等一大批类似《蹉跎岁月》《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等伤痕反思文学。每当周玉清来借书的时候，我们都会谈论这些作品，交流自己的想法。而她每次都会说，一边看一边哭，哭得眼都红红的。有时我说，我不信，让我看。于是，她让我看。可那时刻，我看到的不是她红红的眼睛，而是红红的脸蛋。随后我们大笑。其实，在读那些书的时候，我也总是有流不完的眼泪。
不知不觉间，我发现她几乎每天都要来我这里。中班，她上班前来；早班，她下班后来。图书室不开的时候，她就到借伞室来。如果突然她哪一天不来，我心里总觉得像缺了什么似的。
随着各种不同先进称号的到来，我的工作也越来越多。当时厂里还没有电脑和打印机，也没有专门的文印室，所有的报表和材料一般都需要人工刻写蜡纸再油印。刻蜡纸的关键是要字写得好，我那一手标准的仿宋字，虽然在技术科的描图上没有派上用处，却在刻蜡纸上大展风头，以至于到最后，几乎全厂各个科室部门的报表都由我来刻写和油印。我的借伞室几乎成了厂里的文印室，蜡纸、钢板、油墨以及各类型号的纸张一应俱全。
经过短时间的努力，我从一个被搭配进厂没有部门要的人变成了各部门都需要的人，变成了备受同事喜欢的人。我觉得，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愿意去做，同样可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只要坚信自己不是个废人，只要认为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