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职工政校选址定在厂职工宿舍区里，宿舍在厂区外面，离厂区约五百米的路。宿舍被腾出了一大一小两间房，大的当教室，小的做办公室。政校日常工作由原来宣传科一个姓白的干事和我负责，除了要上课外，还要和各车间部门落实下一批学员名单。我们的分工是他负责落实学员和兼课老师的联络，我负责教学教务，如每天考勤、收批学员作业、培训结束前的复习和考卷出题及培训结束后的学员评语等。
不久，首期政校培训班开课，有二十多位从各车间部门抽出来学习的工人，厂党委老李书记作了开课动员。
我讲的课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讲到1949年，主题是用一系列历史事件证明一条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根据工人们的特点，我主要是收集故事，即围绕这条线上发生的事件讲，所以学员还是很爱听的。
几期培训下来，教案熟悉之后，我就觉得比较轻松了。我的宿舍就在办公室的边上，这里对我而言没有什么上班与下班，我有了许多时间可以安静地读书学习。这一年，恰巧是我大学毕业的年份。我充分利用在课余间隙和下班后的晚上，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政校期间，也是我写作影评、发表影评及其他文章的黄金时期。
这期间，我和韩景春之间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故事。
我一直和韩景春保持着信件来往。那天，我又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在信中她伤心地告诉我，她顶着父母反对暗中与之来往的那个后进男友突然间决定要和她断绝关系，公开理由是她父母不同意，不公开的理由是称她个子太矮，隐秘的原因是他又有了新的女友。她说自己很痛苦，都有点不想活了。见状，我当天就回信，劝慰她。我第一次给她回了长长的信，鼓励她重新振作起来，让她好好生活。一周后，她又回信了，说非常感谢我对她的劝慰，同时提出一周后的周三（我厂休）下午一点在龙华公园门口见面。我回了信，同意与她见面。
她的家离我这儿很远，如果坐车单次就得两个多小时。龙华公园正好位于我们两地的中间，她过来要乘一个小时车，我过去也要乘一个小时的车，这样的约会，看来公平合理。
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公园门口，这是我一贯的做法。过了二十分钟后，我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的女子目无旁视地看着我走过来，我估计着她就是韩景春，因为她曾经见过我。虽然她个子不高（当然要比我高上一点），但打扮得干净利索，身材显得很匀称。她用头发打了个大结高高地竖在头上，再配之以中跟皮鞋，个子看起来要比实际的高一些。或许是我的个子原本就低的缘故，所以，在我眼里她似乎并不显得有多么矮。
她走到我身边笑着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往公园里面看了看，就自顾向公园里走去。公园门票是一种牌子，五分钱一枚，我事先已经买好了两个牌。我跟在她身后，把两个牌子投进那个放在公园入口处的投票箱里。
我跟随她进了公园。这个公园没处在市区的热闹地段，人也不多，当然公园也不大。她在一条石板凳边停了下来，等我跟上去之后，我们一块坐下。
“这地方不错，我还是第一次来呢。”我说。她左右前后看看，见没有什么人，便笑笑，似乎放下了点心。
我感觉她有点紧张，其实我也有点紧张。
“怎么样？心情好点吗？”我问。
“没什么。”她冲我笑笑，有点不自然，但刚才紧张的气氛似乎有所缓解。
接下去，她又向我讲述着已经在信中写过的那些话。我一边看着她，一边全神贯注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她越说越放松，越说越多，说着说着，竟然又哭了。我赶紧摸出身上的手帕（那个年代还没有餐巾纸，无论男女，随身都会带有一块手帕）递给她。她接过手帕，但没有用它去擦眼泪。她足足说了一个多小时才平复下来。若干年后，当我学习心理咨询时才知道，她的这种行为叫倾诉，有渲泄作用，而我那种行为叫倾听，有治疗作用，这是一个临床心理咨询师最基本的能力。看来，我确实天生就具有心理咨询师的潜能。
说完她又笑了，此刻她的神态明显地放松了。随后，我也把曾经在信里给她写的那些话重新说了一遍。接下去，我们又说了些东拉西扯的闲话，不知不觉时间竟然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分手时，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是她们幼儿园的。我没电话给她，因为除了厂里，宿舍里还没有电话，当然政校里也没有电话。我发现在离着宿舍大概五十多米处有个公用电话站，但我不知道电话号码。临分手时她还是约我下周三依旧这个时间在这里见面，如有变故，可打电话通知。原来她们厂里也是周三休息。
这之后，我们又在这个公园约了几次，谈话内容还是那些曾经说过的老话题。韩景春与周玉清不一样的是她不爱看书，所以与她交流很难有新的话题出现。有一次，我搞到了两张内部电影票，我打电话通知她，她很高兴，答应和我一起看电影。但结果我发现她竟然不喜欢看电影，她说看不明白，看到一半就要我一齐退场了。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请她看过电影。她说喜欢看音乐会，如果有音乐会的票子就好了。我说知道了。
夏天到了。
有一次，韩景春打来电话，约我晚上到龙华公园，说夜公园已经开放了。
晚上七时的夏天，看不到一丝夜色。但这个时候，公园里的人明显要比白天多，而且都是成双成对的年轻人。我和她依然一后一前，走到公园深处第一次坐过的石板凳那，发现上面已经有人坐了。越是公园深处越是没有空板凳可坐，只有在路口旁边还有几只空着的石板凳。于是，我们又退回来找，在一个转角处的靠背椅上坐了下来。
天黑得很快，转眼间已经入夜，远处的天边呈现出不是晚霞的黛色，有点鬼怪。椅子的不远处有一只路灯，发出昏暗的光。一会儿工夫，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这时，我转头想看看她的脸，她也突然转过来，紧接着一对湿润的唇就凑了过来，我没有回避，就这样两个人就紧紧地吻在一起。
过了会儿，我抬头看，吓了一跳。我们坐的这条长椅子的另一半上不知什么时候也坐上了一对年轻人，此刻正不顾一切地吻着。我们不敢惊动对方，悄悄地挨在一起坐着。
边上的那两位还是陶醉地紧紧拥抱着对方的头。一张椅子上坐着四个人，根本没法说话。于是，我说另外找个地方。我们站起身，想再找一处能够独坐的地方。可一转，才知道，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再有椅子可坐，因为每一条石板凳和椅子上几乎都挤着两对人。草坪上也坐满了一对一对的人，他们相拥着，或者躺着，什么样的姿势都有。我们找了一大圈再也没有找到一处可以坐一坐的地方，真是后悔刚才站起来丢了座位。这时，韩景春拉了下我的手，示意去一处草地上坐。我没同意，只是说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就算了。真实的原因是，我知道一旦坐下去，起身的时候我会比较困难，且那姿势会很对不起观众，而草地上的观众又是黑黑的一片。
我们出了公园就分开了，因为彼此坐的公交车是开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她又和我约定下周二晚上再来，我愉快地答应了。
说到这儿，我想啰唆几句。刚才我们看到的一幕，其实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独有的风景。那时上海人的住房非常紧张，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住一起，甚至结婚后还有同住在一间房子的，中间只用夹板或床单晚上隔开，白天再拿掉。当时年轻人连约会都没有地方，于是每到夏天所有的公园都会开放夜公园，给恋人们提供谈情说爱的场所。闻名于世的上海外滩“情人墙”就是那个时候声名鹊起的。
这天晚上，我有了平生第一次接吻的体验，时年25岁。
这个夏天很热，因为我和韩景春的关系很热。
已经记不清楚这个夏天我们在夜公园到底约会了多少次，反正只记得几乎每周都会去。我们还没有尽兴，夏天就非常快地过去了。随着中秋将至，夜公园就不再开放了，我们带着无尽的留恋和遗憾告别了这个夏天的夜公园。
晚秋了。
一天，我终于托朋友搞到了两张童安格演唱会的门票。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韩景春，她兴奋得在电话中叫了起来。
演唱会在上海最大的万人体育场举行。那天晚上，我和韩景春早早地就到了现场碰头。还在远离体育场的地方，倒票的黄牛就在不停地询问着每一个行人：票子有吗？或神秘低声地问：票子要吗？倒票的价格已经提高了数倍，但还是一票难求。
偌大的体育场内，座无虚席。现场的气氛空前热烈，那种激情和气氛让你连坐着都很难。整个演唱会，许多人几乎就一直从开场站到结束，一刻不停地跟随童安格唱啊跳啊叫啊，还有接连不断的呼哨声，连我也时不时不由自主地站起来。韩景春也很兴奋。散场的时候，大部分观众还都不舍离去。
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担心自己被挤倒，就说晚点走，等大部分人走了再退场。于是，我们一直坐着，到出口处不再拥挤了才起身。
出了体育场，到外面一看，哇噻，依旧是人山人海。我们又被迫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向着韩景春回家坐车的地方而去。
公交站上，远远地望去，黑压压的全是人，根本就没有一辆车停靠，好一会儿终于来了一辆车，车还没停稳，车上的人还没下来，下面的人就一拥而上。那场面，如果是我在里面，准会被挤成肉饼。想找出租车就更是没门，连踪影都见不着。这大概又等了一个多小时，但拥挤程度没有任何改观。
韩景春的家住得比较远，在远离市区的郊区，半夜十一点半后连公交车都会没有。她也焦急地等着。这时，她忽然想起自己的姨家就住在不远处的徐家汇附近，走过去最多也不过半小时。她说今晚干脆去姨家暂住一宿，我听了觉得这办法不错，就同意了。我想陪她走一段，她说不要。此时尽管半夜时分，但路上依然还是很热闹，于是她转身向徐家汇方向走去。
我和她都没有想到，正是她去姨家住的这一晚，让我俩的关系顷刻发生了逆转。
音乐会后的第三天一早，宿舍外公用电话的老阿姨就来叫我去接电话，是韩景春打来的。她带着焦急和无措的声音告诉我，那天半夜三更到姨家时，姨家已经睡了，看到她来敲门，大吃一惊，就询问她原因。当时韩景春还沉浸在音乐会的氛围中，就兴高采烈地说了看音乐会的情况。姨问她谁搞到的票，又和谁一起看的，她说出了我。姨又不停地问她我在什么厂？做什么工作？又问个子多高？结果她一不小心说出我个子还不如她高的实情。这引起了她姨的高度关注，在不停地追问下，想着半夜去打扰姨，韩景春最后把我的身体状况说了出来。她再三要求姨不要告诉她妈，因为她妈还不知道，知道了肯定会反对的。结果她姨一听，就大声训斥韩景春，说她不懂事，指责她太糊涂，并坚决地说，必须立即和我断了关系。否则，她肯定会告诉姐姐。直到韩景春答应了姨的要求，姨才给她整理床铺入睡。
放下电话后，我开始思考和韩景春关系如何进行。怎么办？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事儿的命运似乎从来就没让我把握过。
大概又过了一周左右的时间，一天下午，我还有最后两节课，上完课就可以下班了。我拿着教案刚走出办公室准备去教室，迎面走来了个人，这个人是那么熟悉，果真是她——韩景春。奇怪，她从没来过我的宿舍，也没去过我的家，今天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可我马上要上课了，没有时间问她原因。我立即把她带到我的宿舍。我的宿舍原来是两个人住，另一个人是厂里的美工，这段日子正忙着筹办婚事，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来住了。我给她倒了杯水，告诉她这宿舍现在就我一人住，我让她休息休息，也可以先睡一觉，等我上完最后两节课过来找她，这个时候已经没法调课了。
安顿好她后，我就去上课了。一上完课，我就宣布放学，也没布置作业，学员们一阵叫好。
我匆匆回到宿舍，只见韩景春正躺在我的床上休息，蚊帐放了下来，还脱去了外衣。
我撩开蚊帐，坐到床边，急切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告诉我，姨把我们的事告诉了她的妈妈。她妈听完妹妹的讲述后，发了疯一样地骂她，甚至规定女儿不准再外出和我约会，从此上下班要女儿和她一起进出厂，休息日更是不能出家门一步。她妈还威胁说，如果不听话，就闹到我的厂里来，反正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都不会让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残废人。今天吃过午饭，韩景春突然请假跑到我这里来，没告诉她妈。
她说着说着就倒在我的身上哭了起来，我拥着她都不知道如何安慰她。
她说她今晚不回去了，回去肯定要被母亲骂死。
我想着如何处理这件事。
过了一段时间，天快黑了，我去厂食堂买了两份饭回宿舍吃。这时我告诉她：“不回去是不行的，出来时父母都不知道，会让他们担心的。另外，这儿毕竟是厂里的宿舍，住这儿也不方便，如果临时住，我可以去女工宿舍找个熟人，让你睡在那。但目前来说这对解决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没有什么用处。”我告诉她，这事我明天告诉郑主席，让郑主席给出出主意。
到了晚上九点多，我担心她再不回去就赶不上末班车了。于是，我就催她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她想也只能这样，就站了起来，我一路送她到车站。
回到宿舍，整个晚上我都在想着这事怎么办，天亮前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第二天上午，我抽空去找郑主席，不巧的是她上午出去开会了，而下午我依然有课。没想到，下午韩景春的母亲果真找到了我们厂里，她没找我，径直找到了厂工会。那时候，职工有什么婆婆妈妈的事都是由工会来出面处理和解决的。郑主席接待了她，还向她介绍了我的表现和情况，谁知她在工会办公室大声嚷嚷，说：“谁要说这个残废人好，谁就嫁给他，反正我不准他再来找我的女儿！”她的嚷嚷引来了其他办公室许多人的旁观。
离开厂的时候，她又在厂门口大声嚷嚷着上面的话，引来一群工人围观，最后门卫室师傅说了一通好话才把她劝走。
当天我就听到了这个消息，郁闷得几天说不出一句话。
这以后韩景春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也没有打过电话来。半个月后，我试着给她上班的幼儿园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说她已经不在幼儿园工作了。之后，我又给她写过一封信，也没回音。
我的恋爱又一次被绞杀了，我咬着牙在痛苦中站起来。从挫折中站起来需要的是自信，自信就是信赖自己有足够的能力。那些日子里，我只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找个年轻漂亮健全的妻子。在常人看来，这似乎是个狂想，但反正我特别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