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还看到，白居易在赞颂“文景之治”的同时，也说到了“开元之治”。唐人对“文景之治”尤其是汉文帝执政成就的特别推重，除了体现出政治意识较前代更为成熟而外，可能还与汉唐两位“太宗”执政阶段的对应关系有关。唐太宗是唐代第二代君主，而如果忽略吕后和汉惠帝执政的15年，则汉文帝也被看作汉高祖的成功的政治继承人。《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记载，汉景帝即位，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群臣议曰：“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唐人在说到汉代这位“太宗”的时候，自然是会联想到唐代那位“太宗”的。
四
在唐人的历史意识中，“文景”时代的政治成功，是成就和巩固汉王朝帝业的重要基础，即所谓“汉室巍巍，其化钟于文景”（崔融：《嵩山启母庙碑》，见姚铉纂：《唐文粹》卷五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甚至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形成“犬牙相制”趋势的诸侯王国，也呈现出和睦气象，如《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司马贞《索隐述赞》：“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鲁恭、梁孝，济北、城阳。仁贤足纪，忠烈斯彰。”唐人对“汉文帝”的评价，如前所说，首先是肯定其“恭俭”。
《贞观政要》卷六《论奢纵》记载，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其中有对汉文帝节俭的赞美，“汉文帝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集上书囊，以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特诏除之，所以百姓安乐。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而承文景遗德，故人心不动。向使高祖之后，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旧唐书》卷七四《马周传》。《新唐书》卷九八《马周传》略同。《唐文粹》卷二七题作《请崇节俭及制诸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张说所谓“汉孝武当文景俭之积”（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之碑并序》，见《唐文粹》卷二二。），刘禹锡所谓“文景之欲，处身以约，播其德芽，迄武乃获”（刘禹锡：《山阳城赋》，见《刘宾客文集》卷一，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晋书》卷五九《长沙王传》：“文景受图，武皇乘运。”则从另一角度说到文景行政和武帝行政的关系。）帝王贵族消费生活的奢和俭，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却是关系到政局的安危和国家的兴亡，关系到“天下”是否能“全”的大事。以文景时代和汉武帝时代进行比较，还有刘禹锡这样的分析：“夫民足则怀安，安则自重而畏法；乏则思滥，滥则迫利而轻禁。故文景之民厚其生，为吏者率以仁恕显。武宣之民亟于役，为吏者率以武健称。其宽猛迭用，犹质文循环，必稽其弊而矫之，是宜审其救夺耳。”（《答饶州元使君书》，见《刘宾客文集》卷一〇。）按照白居易的说法，文景时代德政的实现，不仅仅在于经济政策的宽松，还在于行政和司法的开明，“当汉文景之时，节用劝农，海内殷实，人人自爱，不犯刑法”（《白氏长庆集》卷六五《止狱措刑》。）。“成康阜其俗，礼让兴行。文景富其仁，盗贼屏息。此安业厚生之验也。由是观之，则俗之贪廉，盗之有无，系于人之劳逸，吏之贤否也”（同上书，《去盗贼》。）。
杜佑《通典》卷七说宋武帝事业，使用了“比前汉之文景焉”的措辞。同书卷一七对文景之治又有具体的评价：汉室干戈，以定祸乱，贵尚淳质，髙后举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变。故下有常业，而朝称多士。这里所谓“淳质”，应当接近前引颜师古《汉书》注评价“文景之治”时所谓“醇，不浇杂”，以及《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所谓“文景化，百王莫先”。在唐代政论中，“文景之治”是最理想的盛世。陆龟蒙曾经有“及汉文景后，鸿生方”（陆龟蒙：《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复示荣唱至于千字提奖之重蔑有称实再抒鄙怀用伸酬谢》，见《甫里先生集》卷一，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的诗句。李德裕也写道：“周美成康，汉称文景。至化深厚，大道和平。人自禀于孝慈，俗必臻于仁寿。”（李德裕：《贺废毁诸寺德音表》，见《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二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人的“文景之治”评价中，多见以唐代帝王相比附者。
例如，杨炯《公卿以下冕服议》赞颂唐太宗功绩，以“文景”事业相比况：“今上以纬地经天之德，汉称文景，周曰成康，讲八代之乐，蒐三王之礼，文物既行矣，尊卑又明矣，天下已和平矣，万国已咸宁矣。”（《全唐文》卷一九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裴垍《贤良策》写道：“至汉文及我太宗皇帝，皆不以宝位自矜，不以洪业自恣，率身以政，御物以仁。”（裴垍：《贤良策》，见《增注唐策》卷一。）所谓“不以宝位自矜，不以洪业自恣”，正是上文说到的“恭俭”之“恭”。白居易有同样的论说，将同代帝王唐太宗、唐玄宗与西汉文帝、景帝并论：“炎汉勃兴，奄有四海，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于文帝、景帝，始思理道，躬行慈俭，人用富安，礼让自兴，刑罚不试，升平之美，邻于成康，载在《汉书》，陛下熟闻之矣。降及魏晋，迄于梁隋，丧乱弘多，殆不足数。我高祖始建区夏，未遑缉熙，迨于太宗、玄宗，抱圣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谋猷启沃，无怠于心，德泽施行，不遗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服。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载在国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则周秦之乱极矣，及文景继出，而昌运随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兴，而王道融焉。若谓天地生成之德渐衰，家国君臣之道渐丧，则当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应衰而复盛，浇而复和。必不尔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风，薄于周秦之交，而厚于文景之代耶？顺成和动之俗，丧于梁隋之际，而独兴于贞观、开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时矣。”（《白氏长庆集》卷六二，《风行浇朴》。）
这种似乎已经形成文字习惯的以同代帝王与“文景”的比附，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种言论，是真心崇敬的表露吗？或者只是使用了标榜往古以批判现实的策略呢？或许这样的分析是有合理性的，即发表这些评论的人，试图以“文景”的德政作为现世当政者的榜样，内心也期望以“文景”事迹形成对现世当政者的约束。
李德裕还曾经写道：“暨汉之文景，尊奉黄老，理致刑措，时称大康。开元中元（玄）宗经始清宫，追尊元（玄）祖，阐绎道要，遂臻治平，六合晏然，四十余年。”（李德裕：《宰相再议添徽号状》，见《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一〇。）以“开元中元（玄）宗”“追尊元（玄）祖”与“汉之文景，尊奉黄老”相比照，这种附会，是试图在政治哲学和宗教学之间寻找另一种文化共同点。释贯休有诗云：“曾亲文景上金銮，语共容成语一般。久向红霞居不出，若非清世见应难。满药熟分仙尽，几局棋终看海干。略问先生真甲子，只言弟子是刘安。”（释贯休：《赠轩辕先生》，见陆永峰校注：《禅月集校注》卷二一，成都，巴蜀书社，2006。）诗句称“曾亲文景”，将自己所生存时代与文景之世间的时间距离在想象中消泯，自然又是另一种境界了。
五
《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这样赞美“文景之治”的成就：
“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新唐书》卷二《太宗纪》如此颂扬贞观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盛世”的形成，似是说主要在于执政集团“德”之“盛”。
杜甫《送重表侄王殊评事使南海》诗说贞观时事，有“盛世垂不朽”（杜甫撰，郭知达集注：《九家集注杜诗》卷一五，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句。透露出唐人的“盛世”观。回顾历史，应当说，所谓“盛世”与“衰世”相比，大略比较安定，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比较合理的政治原则，成功地调节阶级关系，完善社会秩序，而终于得以实现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白居易“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白氏长庆集》卷四，《青石》。）诗句所说，我们考察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有关现象，应当穿破表征透视其真质。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炫示“盛世”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鲁迅：《夜颂》、《准风月谈》，见《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号称“德泽施行，不遗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服，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在“文景之治”之后创造另一“盛世”“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以合理政策施行“德泽”之外，也喜好妄自夸饰的政治虚荣。例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京师发现蝗灾迹象，唐太宗竟手捉蝗虫而吞食之，宣称：我宁愿让你食我的肺肠，也不愿让你食百姓之谷粮。李贽《史纲评要》就此批注：“沽名。”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令将魏徵包含政治批评意见的奏疏列于屏障，并录付史馆，宣称以此“使万世知君臣之义”。李贽又有批注：“太宗到底有沽名之念在。”唐太宗问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的执笔者褚遂良：朕有不善，卿也记录下来吗？李贽又批注：“太宗好名之心，逗漏于此矣。”唐太宗看到记载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自己杀害兄弟的情节语多微隐，对房玄龄说，古时周公杀管叔、蔡叔，是为了安定周室；季友鸩杀叔牙，是为了保存鲁国。我的行为也大体相类。史官不必忌讳，可以削去浮辞，直书其事。李贽批注：“若无周公、季友在前，决要删去矣。好名者之心固如此。”李贽还写道：“读史至唐文皇，亦觉心开目明。其从谏处虽出好名，正所谓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也，不犹胜于愎谏者耶？”说唐太宗的“从谏”出于“好名”，有表演性质，但是毕竟优于根本拒绝谏言的刚愎之主。而夏商周以来的帝王，其实没有不“好名”的。（参见李贽：《史纲评要》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李贽所指出的以虚伪表演博取“浮辞”的“好名”、“沽名”的动机，是我们在读史时可以时常发现的。有的西方史学家曾经指出，在中国古代，“国家的主宰们由于掌握着极权力量，所以很容易维持最适合统治者的宣传条件”。“****者可能把他们的政权描述为仁慈的政权，但是实际上，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他们也总是力求达到对自己最适宜的、而不是对人民最适宜的理性条件”。这种政治体制的特征，“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实质”（参见李贽：《史纲评要》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74。）。我们在讨论古代“盛世”“仁慈的”特点时，不能不注意这一情形。
后人评说“文景之治”，也有不尽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形。如有人说“文景”时代已经抬高了“儒术”的地位：“炎汉勃兴，更修儒术，文景已降，礼乐复彰，化致升平，治几刑措。故西京有六学之美，东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纷纶掩蔼，响流无已。”③对照历史记载，可知前引“汉之文景，尊奉黄老”之说，更为切近史实。唐人对“文景之治”的评价，也有类似的情形。如前引《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司马贞《索隐述赞》：“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鲁恭、梁孝，济北、城阳。仁贤足纪，忠烈斯彰。”我们看到，尽管“文景”时代出现过所谓“忠烈”、“英王”，但是西汉一代最大规模的内乱——吴楚七国之乱，也正是发生在汉景帝时代。
《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记载，有人曾经对科举考试的命题内容提出批评：“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这样的意见，得到采纳。通常论史者只注重汉、唐大一统时代的成功，而“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其实，在这样的非盛世的时期，有关政治决策所谓“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等，如果认真研究总结，也是可以“有补国家”的。这样的意见，其实点明了传统“盛世”观的一种偏见，就是说，只有所谓“汉、唐混一”这样的公认的“盛世”才体现了政治的成功，只有这样的“盛世”才实现了历史的进步。事实上，历史的真实告诉我们，在“三国、六朝、五代”等“非盛世”的时代，往往也可以实行重要的改革，推行必要的善政，实现历史的进步，也是可以提供许多“有补国家”的宝贵经验的。关心政治史的人们，在进行有关思考时，应当“无所拘忌”，不要受传统成见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