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官吏到七十岁要退休呢？班固在《白虎通·致仕》中解释道：“臣年七十悬车致仕者，臣以执事趋走为职，七十阳道极，耳目不聪明，跂踦之属，是以退去避贤者，所以长廉耻也。”对个人而言，到了七十岁，耳不聪，目不明，腿脚不灵，在官场奔走做事力不从心，有诸多不便，就应该辞官致仕，回家颐养天年；对于政府机构，高龄官员退位让贤，也可以维护官僚队伍的声誉。班固提出的原则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君主握有对臣下的绝对控制权，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绝对的雇佣关系。即如韩非所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韩非子》卷三六《难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君臣双方都是从权衡利害出发的，没有任何道义上的温情。年老体衰的官吏已丧失了利用价值，理应辞官归养。班固的观点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因为《白虎通》对经义的解说在东汉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是经皇帝亲自“裁决”的。它本质上是“封建法典”、“宗教神学”，这几乎是现有研究成果的共识。
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征召天下名儒，会聚京城白虎观，论议五经异同，五官中郎将魏应承旨提问，侍中淳于恭上奏，章帝“亲称制临决”（《后汉书》卷三《章帝纪》。）。会议开了几个月，一代史学大家班固奉命整理会议记录，辑成《白虎通义》，亦称《白虎通德论》，或省称《白虎通》，确立了东汉官方解说儒家经典的标准。
关于《白虎通》的性质，侯外庐指出：参加白虎观会议的儒生们“不是在讲哲学，而是为统治阶级安排宗教”，“利用经义为汉制法”。提出《白虎通》的性质是“封建法典”这一论断，后来研究《白虎通》的学者几乎都采纳了这一观点。如任继愈主编的两部中国哲学史都是如此，在《中国哲学史》中，他认为白虎观会议是“把纬书提到合法地位，利用政治力量，法定程序来肯定纬书法典化”（）。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他认为《白虎通》“属于经学的范围，不算作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典，但它的内容规定了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所以它是一种制度化了的思想，起着法典的作用”（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4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金春峰也指出，《白虎通》“具有官方经学和权威法典的性质”（金春峰：《汉代思想史》，455～46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祝瑞开认为，《白虎通》作为“国宪”的钦定经义，是集合了大群儒生的奏议而最后由皇帝裁决的法典，在经义统一之后，它是“永为世则”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不能再有异议。（参见祝瑞开：《两汉思想史》，276～28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刘泽华先生指出，《白虎通》“虽说不上是必须遵守的‘国宪’，不过在思想观念上确实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30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说《白虎通》所言“七十致仕”是具有法典性质的官吏应当遵守的规定，这一结论就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了。《礼记·曲礼上》云：“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仗。”郑玄注云：“谢，犹听也。君必有命，劳苦辞谢之。其有德尚壮，则不听耳。”孔颖达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官吏七十岁时将“所掌职事”交还君主，“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废绝，致是与人”，说明朝廷必定有贤才取代自己。郑玄（公元127—200年）是东汉后期人，他的注释对于我们理解汉代的退休制度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大夫一般七十岁退休。那些“有德尚壮”的大夫即使到了七十岁，皇帝也可以“不听”他们致仕的请求，不批准他们退休。大臣一般要遵守七十岁退休的规定，查遍汉代典籍，没有一条大臣以自己“有德尚壮”为理由要求继续任职的记载。“七十致仕”从制度上断绝了高龄官员贪恋权势禄位、不肯辞官的奢望。“有德尚壮”是皇帝掌握的标准。判定大臣是否“有德”，一是臣民的公议，二是皇帝的圣意。公议也必须要得到帝王的认可，否则“有德”也没有用，这与君主****、皇权至高无上的精神是一致的。例如，孟尝少修操行，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革易前弊，为民谋利，百姓皆“称其神明”，后因病还乡。桓帝时，尚书杨乔先后七次上表举荐孟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群”（《后汉书》卷七六《孟尝列传》。），建议起用他。但孟尝最终未得任用。在汉代只有一个人可以不退休，那就是皇帝。七十岁大臣是否退休的决定权掌握在帝王手里，这是君主****制度赋予帝王任免官吏的行政权力。七十岁退休是对一般大臣的限制，选留七十岁以上的大臣是皇帝对“有德尚壮”者的恩泽，是皇权凌驾于致仕制度之上的体现。
按照郑玄的说法，七十岁的高级官员要继续任职的话，须具备两个条件：“有德”、“尚壮”。一是德，二是身体健康。这两个条件并非都要具备，德是第一位的，主要的，即使身体不“壮”，体弱有病，只要皇帝认为“有德”，仍可继续任职，有病治病。例如，司空张敏“以病乞身”，安帝不听。五年后，举行大射礼，张敏“陪位顿仆，乃策罢之”（《后汉书》卷八一《张敏列传》。）。反之，“尚壮”而无德，则必须退休。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白虎通》的说法更具权威性，切合实际运作，“卿大夫老，有盛德者留”，只讲“德”，不提身体状况。郑玄注不过是从理论上使之更为严谨而已。
三
汉代官员退休从形式上看主要是主动退休，而实质上是在****制度制约下的被动退休。到了退休年龄的官员，须由本人申请，说明退休缘由。缘由一般有两个：—为老，二为病，告老告病，皆卑称“乞骸骨”、“乞身”等。退休“自愿”，一是汉初无为而治思想的反映。二是遵循古礼，表示尊老敬贤，“君不使自去者，尊贤者也”（《白虎通·致仕》。）。西汉初中期，丞相终老于相位，不退休。其他官员要致仕，均由本人主动提出。在两汉文献中几乎所有退休的事例都是官员本人呈奏退休辞官的理由，“乞骸骨”、“乞身”、“乞老”、“乞病”、“乞病老”等（乞身：古代以作官为委身事君，故称请求辞职为乞身。语本《史记·张仪列传》：“今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伐之。”），由皇帝诏准。实际上，主动要求退休的官员是少数，或因为有病，或是政治因素，绝大部分官员的离职均为被动退休。“通经致仕”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一代社会风潮，无数儒生为此“皓首穷经”，好不容易才谋得一官半职，得到施展平生抱负、光宗耀祖的机会，如不是遇上非常原因，有谁肯退出官场？虽然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老子》卷九《运夷》，见《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但绝大多数人迷恋于官场名利，不肯急流勇退。即便是中途失意，仍然费尽心机，谋求东山再起，此类事例俯拾即是。试略举几例，孔光，成帝时丞相，哀帝时免，后以日食征诣公车，复为丞相。（参见《汉书》卷八一《孔光传》。）邓彪，明帝时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赐策罢，和帝即位，以彪为太傅、录尚书事。（参见《后汉书》卷四四《邓彪列传》。）张酺，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为太尉，后策免，十六年复为司徒。（参见《后汉书》卷三九《刘恺列传》。）东汉胡广的仕途生涯充满传奇色彩，官吏对禄位的贪恋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历事六帝，“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后汉书》卷四四《胡广列传》。）。他六十九岁那年（延熹二年）“坐不卫宫”罪被免为庶人，七十六岁“复拜司徒”，八十二岁死于太傅之位。退休在形式上之所以由退休者主动提出，首先是因为有“七十致仕”的制度规定，其次是并非年至七十的官员都必须退休，皇帝要选留“有盛德者”。人们只注意到汉代“七十致仕”的规定，而忽略了留任“有盛德者”这一条文，对于存在年过古稀的在职官吏及再次起用退休官吏的现象便不能正确理解，于是便得出这样的结论：“七十致仕”只是形式上的规定，实际执行，并非完全如此，退休与否，以当朝者的好恶为转移。其实，只要将“七十致仕”与选留“有盛德者”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看，就清楚为什么官员退休都是主动申请，为什么还存在高龄在职官吏了。
“年未至”且未经“乞骸骨”而离职的官员，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例如，吕后欲封诸吕为王，右丞相王陵因当场反对，冒犯了吕后，立即被夺了相权，让他做个毫无实权的“帝太傅”，王陵称病辞职。汉哀帝时，傅太后“始与政事”，临朝听政，他的堂弟右将军傅喜反对外戚专权，“数谏之”。引得傅太后不满，便取消了他的辅政大权，“赐喜黄金百斤，上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汉书》卷八二《傅喜传》。）。
“七十致仕”的规定不是硬性的，而“有盛德者留”则必须要服从。因为“七十致仕”是对臣下的约束，而“有盛德者留”是帝王的权力，皇权至高无上，官吏的去留要服从皇帝的需要。以下两点即是帝王“有盛德者留”权力的突出表现：第一，官吏退而复用。如周勃是西汉开国元勋，又有平定吕氏叛乱之功，文帝即位后，他急流勇退，请求归还相印，文帝许之。陈平死后，文帝又令其出山。光禄大夫贡禹年八十一岁时上书“乞骸骨”，元帝不许，反而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参见《汉书》卷七二《贡禹传》。）第二，劝留。李通“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连年乞骸骨，（光武）帝每优宠之”（《后汉书》卷一五《李通列传》。）。太傅张禹“数上疾乞身”，皇帝遣人问疾送药，赏赐钱物，“劝令就第”。后又“上书乞骸骨，更拜太尉”（《后汉书》卷四四《张禹列传》。）。礼乐之制是否被遵守，是儒家判断国家治乱的标准之一。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卷八《季氏第十六》。）礼是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核心内容是忠君、孝亲、上下有别，这是内在的主体，它通过仪注、习俗等外在形式来体现。西汉立国之初，叔孙通为刘邦定朝仪，群臣朝会皇帝，依礼而行，“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汉书》卷四三《叔孙通传》。）。汉代道德观念高居于法制观念之上，道德规范比法制观念更深入人心，作用和影响力也大大超过一般的法规与制度。《白虎通》对儒家经典的解说，是天子的意志在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上的反映，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儒者理应身体力行。正因为如此，官吏退休虽有制度，但并不严格。汉代人对官吏退休意义的认识还局限于“避贤者、长廉耻”的道德范畴。
退休制度是汉代官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这一制度与平民无缘，亦不适用于普通官吏，带有浓厚的等级制度和身份性福利的色彩。高级官吏退休后，国家保障其特权，按级别领取退休俸禄，享受赏赐钱物、奉朝请等经济和政治待遇。这样做的用意在于安抚和笼络高级官僚阶层，起到了使已退者安享天年，未退者乐于仕道的作用。退休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官吏终身制，促进了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有助于增强国家行政机构的活力，提高行政效率。也有利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所以，汉代政府把高级官吏退休作为巩固统治、提高国家行政效率的重要内容之一。退休制度在中国行政管理制度史和社会保障史上也是一项创举，对后世影响极大，创立之后便一直被历代所沿用，这是由其在国家机构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