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汉婚律一直是固有法，而不是继受法———即婚律规定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外来法系的影响，而是完全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演变的。究其原因，在于当时中外之间交往尚不频繁，中国无从了解西方国家的法典。同时，在东亚地区，当时中原的文明程度高于其他地区，对这些地区的法律规定难于借鉴和汲取。例如，当时匈奴族立法是：“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②。（②《汉书·匈奴传上》。对匈奴人中流行的“轧刑”，有三种不同看法。服虔云：“刃刻其面也。”如淳云：“轧，挝杖也。”颜师古云：“轧谓辗轹其骨节，若今之厌踝者也。”（以上均引自《汉书·匈奴传上》）从该传上下文判断，当以颜说为是。）刑讼时，“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①。（①《后汉书·南匈奴传》。）东方的高句骊“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②。（②③《后汉书·东夷传》。）而当时的日本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相反，在汉文化施及这些地区时，法律规定也随之对其产生影响。武帝征服朝鲜后，设置乐浪东部都尉，“自内属已后，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余条”③。（②③《后汉书·东夷传》。）这种法律规定只有输出而无输入的情形，有别于当时的中亚和南欧地区。与汉代同时，中亚有帕提亚王国（安息），欧洲有罗马帝国及其所属的希腊地区，它们的文明程度接近，而且往来频繁，具备相互影响的客观条件。因此，继受法在这里是存在的。
汉婚姻法规是封建王朝制定的统一国家立法，而非分散的地方立法。这种状况取决于汉代封建社会的国家组织结构。汉王朝是“法令由一统”的大一统封建****政权，汉婚姻法规不仅广泛实行于内地的郡县和诸侯国，也施及边郡地区。东汉和帝时，桂阳太守许荆见“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于是按照有关法规，“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④。（④《后汉书·循吏列传·许荆》。）
在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朝地方官吏也搬用内地法规进行治理。如在北方朝鲜，南方交阯、九真地区都出现过这种情形。
（4）汉婚姻法规中的宗教色彩十分淡薄。无论在形式结构上、还是婚姻成立与解除上，抑或家庭关系方面，都不存在宗教性质，但是与伦理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而在古代西方，宗教经典同时也是法典。希腊的《米诺斯法典》、犹太《摩西法典》、印度《摩奴法典》、中世纪欧洲《寺院法》和阿拉伯帝国的《古兰经》中有关条文，都是用宗教规范世俗中的婚姻关系。《寺院法》⑤（⑤《寺院法》在法兰克王国崩溃后广泛流行。尽管在世俗事务上，《寺院法》没有专门的管辖权，但在婚姻家庭立法上，《寺院法》的权威性及教会的管辖权则是无可争辩的。如它所规定的宣誓圣礼和别居制度，即使皇帝、国君、贵族、大臣也不能例外。）虽然不是宗教经典，但它渊源于不同的宗教经义。如《旧约全书》、《新约全书》、《使徒约章》（ConstitutionoftheApostle）以及宗教大会的决议和教皇颁发的教令集。由于宗教经典与法律规定合而为一，因此，古代印度、埃及和欧洲国家婚律中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中世纪欧洲人在结婚时，要进行所谓“宣誓圣礼”（Sacraments）。如果婚姻当事人中有一方未受宗教洗礼，就不能结婚。基督教还限制罗马法中关于离婚的宽大规定。《寺院法》依据宗教教义，宣布婚姻是圣典礼，由此而产生除非当事人死亡，婚姻不可离异的原则。宗教改革也促成了婚姻法的变革。如托伦托宗教会议宣布秘密结婚无效，须在两个证人面前结婚。这旋即成为新的婚姻法规。与汉王朝大致同时的印度孔雀王朝和巽加王朝所制定和流行的《摩奴法典》也根据婆罗门教教义，把婚姻方式分为八种：梵天的方式、天神的方式、仙人的方式、生主的方式、阿修罗的方式、乾达婆的方式、罗刹的方式和毕舍遮的方式等。显然，婚姻法规上的这一重要的差别，主要根源于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不同。①
①近代学者李玄伯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书中运用比较方法，探讨中国社会组织，他认为，我国先秦和秦汉时期婚礼中的“庙见”之礼，与古代罗马结婚仪式———“共食婚”中的宗教典仪颇为一致。因此，我国古代婚姻中也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这实在是一种误解（85页，上海，开明书店，1949）。虽然“庙见”之礼确实存在，但从历史过程看，庙见之礼只流行于先秦时代，至秦汉时期遂逐渐淡漠（汉代之后，婚仪中“拜祠堂”的礼仪是“庙见”之礼的复萌，唯其已超出本书范围，故此存而不论），说这一仪式风行于先秦及秦汉时是不确切的。更为重要的是，就实质而言，中国古代的“庙见”之礼，只是一种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古老的祖先崇拜，婚时女方拜谒的只是男方家族的先人。而古代希腊、罗马流行的“共食婚”，是其履行某种宗教义务的行为，与“庙见”之礼是大相径庭的。故而，从形式上的相似加以透视，毋宁说“共食婚”是宗教典义渗入婚礼的表现，而“庙见”之礼则是宗法制度的流变。
汉代婚律虽受伦理道德影响甚大，但却基本上摆脱了原始社会习惯法规的影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之类的处罚和由此申引的赎金制荡然无存。但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婚姻家庭立法中，如罗马《十二铜表法》，法兰克时代的《萨利克法》（LexSaliea）和《利浦安法》（LexRipuaria），习惯法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乱伦罪、通奸罪、重婚罪以及财产继承权方面，习惯法的作用尤为引人注目。如《萨利克法》规定，甲与乙妻子通奸，甲不受苦役或流放处置，而应向乙支付“赎罪金”若干，还应为乙另购买一妾。《利浦安法》中更明确规定，与他人妻子发生不正当关系的男子，倘无力出钱赎罪，则应将自己妻子交给受害人的丈夫，“以同样之行为待之”。毋庸赘言，这是汉婚律比西方婚姻法规进步的地方。下面，以汉代和古代希腊婚姻法规的两种模式，来说明汉代与古代西方的差异。从中国婚姻法典史的角度探讨，可以看出，汉婚姻法规对从两晋南北朝至唐代的婚姻法规有重大影响。以下，按不同朝代，扼要论述。
（1）晋代汉婚律对晋律的影响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首先，是婚姻禁忌。晋律规定，直系和血缘关系密切的旁系亲属间不能发生婚姻关系，《晋书·刑法志》载晋律云：奸伯叔母，“弃市”。同时还禁止居丧婚嫁。晋政府明令，对于居丧婚嫁要“宜为其防”①。（①《晋书·刘隗传》。）其次，晋承袭了汉婚律中的等级规定，提倡“辨上下，明贵贱”，明令“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②。（②《晋书·武帝纪》晋武帝秦始十年（公元274年）诏。）再次，晋承袭了汉婚律中禁止血亲之间发生性关系的规定，“重奸伯叔母之令，弃市”③。（③《晋书·刑法志》。）最后，晋承袭了汉婚律中有关家庭纠纷的规定。晋安帝时，“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因弃市如常刑”④。（④《太平御览》卷五一一引《三十国春秋》。）
（2）南朝南朝律主要从三个方面沿袭了汉婚律。在夫妻双方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方面。近人程树德曾说，在这方面，南朝律“盖就汉律而增损之”①。（①《九朝律考》卷四《梁律佚文》条注。）这是颇有见地的。以连坐之律为例，梁律与汉律一样，规定：大逆之罪，夫方或妻方均要受牵连。②（②参见《隋书·刑法志》引梁律。）在维护父母权益方面。南朝律规定：“律，子贼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③。（③《南史·孔靖传》。）在对破坏婚姻稳定行为的禁止方面，如略人妻、强聘掖庭女子等。陈南康王陈方泰就因违犯此律，而“为州所录”④。（④《陈书·南康愍王陈昙朗附子陈方泰传》。）
（3）北朝北朝的婚姻法规也渊源于汉代。正如程树德所说：“盖（北魏———引者注）世祖定律，实出于崔浩、高允之手。崔浩长于汉律，常为汉律作序。（《史记》索隐引）高允，史称其尤好《春秋公羊》，盖治汉董仲舒、应劭《公羊》决狱之学者”⑤。（⑤《九朝律考》卷五《后魏律考序》。）北朝婚律在下述几个方面受到汉代的影响。
北朝婚律严格维护家族中父母的家长权。《魏书·良吏列传·窦瑗》引魏律云：“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
北朝婚律禁止亲族通婚和居丧婚嫁。如《隋书·酷吏列传·狄士文》云：狄士文居母丧聘妻，“为御史所劾”。《魏书·景穆十二王列传·安定王拓跋休附子拓跋愿平》魏贵族拓跋愿平犯****，为司法机构“案以不道，处死”。
北朝婚律保持了汉婚律用《春秋》经义决狱的传统。⑥（⑥参见《魏书·世祖纪》、《魏书·刑法志》。）
唐代唐婚律在四个方面渊源于汉律，并受到汉代婚姻思想的影响。首先，关于婚姻关系中等级性的规定，包括不能颠倒妻妾位置和维护男子在婚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唐律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⑦（⑦《唐律疏义》卷十三《户婚》“以妻为妾”条。）
其次，关于婚姻禁忌。唐婚律禁止居丧婚和亲族通婚。规定：“娶同母异父姊妹，若妻前夫之女者”，都要判刑。①（①参见《唐律疏义》卷十四《户婚》“同姓为婚”条。）而“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②。（②《唐律疏义》卷十三《户婚》“居父母夫丧嫁娶”条。）
再次，在婚事纠纷中，唐婚律也受到汉代的影响。如唐律规定：订婚女子更许他人，“杖一百”，“若已成者，徒一年半”③。（③《唐律疏义》卷十三《户婚》“有妻更娶”条。）汉婚律中是否有此项规定尚不清楚。但主张以法律来约束“一女许数家”，则确是发轫于汉代的。看来，既使汉婚律尚未规定限制女子“更许他人”，但这种思想似乎对唐律产生了影响。④（④王符在《潜夫论》中建议，应采用法律手段来约束和制止“诸一女许数家”的现象。参见本书第八章。）
最后，在婚姻停止的有关规定上，唐婚律也沿用了汉婚律。唐律规定的“七出”，与汉律赋予丈夫的离婚权十分相近。这“七出”是：“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⑤（⑤《唐律疏义》卷十四《户婚》“妻无七出而出之”条疏。）而唐律中规定的丈夫“三不去妻”也来源于汉儒的设想：“尝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收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忘穷也。”⑥（⑥《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
由此可见，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规定的演变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婚姻法规初具规模，以战国时代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商鞅在秦国的立法以及后来秦王朝的法律规定为代表。
第二阶段（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以汉代婚姻法规为代表，形成了中国古代婚姻立法的基本模式，并对其后从晋至唐代的婚律产生了极大影响，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婚姻法规。
第三阶段（公元7世纪至公元9世纪）：以唐律为代表。唐律对汉代婚律做了汲取和总结，并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加入了新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法规。
不仅如此，通过唐律的中介，肇始和形成于汉代的婚姻立法原则和一些重要的法律条文，也对从宋至近代的中国婚律产生了影响。如确认家长对财产和子女的支配权原则，确认侵犯亲权（主要晚辈对长辈的不孝行为）的加重处刑原则等。《大清律》规定：“凡子孙殴祖父母、父母，审无别情，无论伤之轻重，即行奏请斩决”。乾隆时规定，过失伤害祖父母和父母者“虽出无心”，但亦应“绞立决，不得收赎”。“七出三不去”之法也是一例。如《明律》规定，犯有七出之条的女子应当被出，但是对“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追还完聚”①。（①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天津，徐氏退耕堂刊本，1992。）
从汉代形成的中国封建婚姻法规的长期延续，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是同步的。
首先，中国封建经济的突出特征，与其说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毋宁说，个体小农经济构成了社会经济的基本细胞。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家内秩序的调节与控制，财产的分配与支出，统统系于家长之手。家长权力的瓦解与崩毁，必然会对封建制经济和封建政权产生离心与动摇作用。婚律中维护家长制，确立家长隆高之权，不仅出于政治考虑，也有重要的经济原因。这是汉代婚姻法规长期延续的现实的经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