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当然，如果不怕简单化，我想或许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时机，二是接受者的取舍(一定意义上二者相辅相成)。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略萨都是在八十年代初中期进入中国读者视阈的。当时任何作品都是动辄几十万册的印数，而我们的阅读心理也仅次于生理饥渴。可惜这样的好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几个算是先入为主，占尽了天时。这是时运。从接受者的角度看，情况就不同了。中国读者的审美和阅读传统常在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和探赜索隐、细致入微两极摇摆(或者我们前面说到的“宏大”和“小我”)。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尔克斯和略萨是一个极端，博尔赫斯是另一个极端，正好满足了我们的嗜好。卡彭铁尔、富恩特斯、科塔萨尔之类的中间因素往往容易被忽略。但实际上一种文学的崛起是需要团队的。这好比金字塔，基础愈大，塔尖才可能愈高。萨拉马戈、阿连德等其他成名较晚的西葡语作家，在中国更是错过了良机。在目前这个多元世界中，哪位外国作家想要达到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样的影响，恐怕是无有可能了。
阎：人有命运，作品其实也是有命运的。一个好的作家写出好的作品，也许还需要这个作品有好的命运，生逢其时。俄罗斯作家安德列·别雷的《彼得堡》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齐名之作，其问世时间，比上两部还早，可在中国，命运就大不相同了。
众议，在这一章节，最后问你一个有趣的问题：马尔克斯在中国和世界上似乎有口皆碑，可不少拉美同代作家，好像并不那么推崇他。比如略萨，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谈到博尔赫斯，却很少谈及马尔克斯。这是为什么？
陈：这同样是个难题。在你之前，学界也曾有人问及类似问题。记得当时我的回答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我的一位前辈说过，翻译要无我，创作要有我。这是从王国维那里引申过来的。这确实很有道理。有时我甚至想把创作“要有我”变成创作“要唯我”(只要不是唯我独尊)。具体到拉美文坛，情况比较复杂。应该说奋斗时期，即“文学爆炸”时期，拉美作家曾经空前团结。除了博尔赫斯等个别作家，绝大多数拉美作家有过一个很长的彼此尊重、互相勉励的阶段。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有几个出名了，而且名气大得不得了，比如马尔克斯。所谓高处不胜寒，无论自己还是别人的心理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文人相轻；或者，可以同患难，不可以同享乐的情况不仅中国有，全世界都有。至于略萨和马尔克斯的关系，却是可以写一本书、拍一部电影的。他们曾经情同手足，后来又太亲而疏成了冤家对头。导致他们反目成仇的原因可能很多，有人说是因为略萨怀疑马尔克斯横刀夺爱，爱上了胡莉娅姨妈。但最重要的，在我看来，还是成名以后二人在文学理念和政治观点上的巨大差异开始彰显。马尔克斯在政治上一直偏左，并与卡斯特罗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略萨却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右转，还一度代表秘鲁右翼政党竞选过总统。适值“意识形态淡化”(其实是跨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消解了以苏联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识形态)，略萨便开始创作带有明显小布尔乔亚情调的作品，并大谈博尔赫斯。近来他们的关系发生了些许变化。除了略萨的创作有回归倾向外，征兆之一是去年为庆祝马尔克斯八十寿诞推出的《百年孤独》四十周年纪念版收入了略萨的评论。
三、翻译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振翅的一翼
陈众议阎连科
阎：无论如何，翻译作品已经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一大资源。我个人对翻译家充满了感激之情。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劳动，就没有我们今天文学的繁荣。现在我们谈谈翻译的情况。你能评估一下现在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作品的翻译盛衰情况吗？翻译是更丰富了，还是更狭隘了？原因是什么？
陈：这个话题在翻译界和出版界说得很热闹。我想你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文学翻译确实奠定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多半壁江山。鲁迅曾经别求新声于异邦，他希望文学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国文学。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多半脱胎于外国文学，甚至是翻译出身的。到了当代，外国文学再一次成了中国文学的一大资源。这是由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原因造成的。很遗憾，但没有办法。因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翻译盛况的应运而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必然。当时的情况是：我们面对经过几十年积淀的外国文学成就，随手拿来的便是精品。现在不同了，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和跨国资本的扩张，我们和世界几乎同步行走。这就会导致“身在此山”、缺乏距离的盲目。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最近十来年的文学翻译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缺乏系统性。过去我们有外文所牵头的“三套丛书”，该丛书集结了冯至、巴金、钱锺书、朱光潜、季羡林等一大批编委。而今却是出版社各自为政，打一枪换个地方的做法所在皆是。二是缺乏经典意识。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引进的并非都是一流的，有时甚至是不入流的。但你翻开一看，甚至都无须翻开，就会赫然看到一大堆溢美之词。三是翻译质量堪忧。文学翻译队伍，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出版难、稿酬低、学术地位差等等)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阎：我常常激愤地感到，市场就是垃圾。我们把现在翻译作品低劣归咎于市场，可面对市场，我们又无能为力，似乎只能随波逐流。但是，静心地去想这些问题，似乎情况不全是这样。我以为，还有一种情况：是知识分子的主动放弃。比如说，当年冯至、巴金、钱锺书、朱光潜等选编和主持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时候，我们有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这些翻译家又都是学者或作家。就是到了你们这一代翻译家时，也依然是集学者和翻译于一身的人。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在饭桌上随便碰到一个人，他可能就是翻译家。他可能就翻译了好几本书。而你到书店专门去找，反而很难找到那些既是学者又是翻译家的翻译作品了。那些是学者又是翻译家的人都往哪里去了？说一句最不恰当的话，毛主席说：我们的舆论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事情就是这样，市场经济确实挤压了翻译这个领域，但许多知识分子的主动放弃，也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吧。由你们主持的“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这是一套很好的丛书。倘使这套丛书在选编上能够再站得高一点，选什么、不选什么，再要求严一些，只精选世界各国那些优秀作家的代表作品，这套书是可以有相当的影响和销量的。可惜那套丛书中入选的作品，并不一定都是那些作家的上乘之作。从这件事情看，许多工作是需要那些有责任、有良知、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去做的。我们因为热爱文学，就渴望文学的纯粹和繁荣。就渴望知识分子必须有理想，有责任。如果没有理想和责任，就觉得他们丧失了起码存在的必要性。回到翻译这个话题上，我真的希望搞外国文学的有所担当。在市场经济这堆垃圾里，你放弃你就可能成为垃圾；你承担，你就有可能让垃圾开出鲜花，在垃圾上开出鲜花。必须意识到，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振翅的一翼。如果丢掉了这一翼，文学就别想飞向高远。
陈：你说得极是。这会让我等很多外国文学工作者感到惭愧的。但这里有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具体到“世界文学论坛”那套丛书，我想作两个说明，一是除了外文所，最重要的参与者是上海的一家文化公司。这家公司是由爱好文学而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从事文学翻译的朱书民先生创办的。二是这里有个版权问题。很多作家的版权被肢解了，我们拿不到。这是出版业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出现的一个新问题。
阎：除了上述的情况，如版权、经费和市场的因素，翻译中最困难的是什么？现在，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总给人一种不尽如人意的感觉，也包括那些获得国际大奖的作家作品。尤其是语言，叫人拿起来就想放下。试想，博尔赫斯的作品，如果不是在翻译语言上的成功，他几乎在中国就难有读者的存在，你对此有什么解释？
陈：你的话的确是一针见血。这是个怪圈。版权问题、出版问题、稿酬问题、市场问题、学术评价问题使许多优秀的翻译家离开了翻译队伍，反过来翻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又难免加剧前面说到的那些问题。要想改变目前的状况，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阎：我最不理解的是，一部小说可以有两个或三个译者来共同翻译。最多的有时候一部作品居然会有是四五个人来合作翻译。翻译既然是二度创作，创作怎么能够如此合作呢？总之，我是看到一本书上有两个译者，马上就会失去阅读的胃口。
陈：多人翻译同一部小说显然是反文学的。文学翻译和创作要说有什么相似之处，除了都是文学，主要恐怕在于二者都是充满个性的劳动。要译好一个作品，除了较好地掌握两种语言，起码还要对其作者进行相当深入的了解和探究。越是伟大的作家就越发个性鲜明。别说是语不达意，反过来说，如果张三李四的作品翻译成中文都是一种风格，那肯定也是一种失败。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多年前我陪同几个南美作家访问西安，当时各地正在热演《叶塞尼娅》、《冷酷的心》等一批墨西哥电影，有人听说那些作家来自拉美，就议论说，他们说话不像叶塞尼娅或莫尼卡或魔鬼胡安。如果文学翻译也是电影厂那两三个配音演员的声音，岂不可笑？因此一个好译者未必适合译所有作品。这是另一个问题。比方说，我就不敢译那些最先锋的网络小说，因为我不熟悉那套术语。至于几个人合译一部小说，那肯定是不可为而为之。不是为了赶进度，就是学生作业。
阎：话题倒过来说，中国文学向外翻译时也可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关于外译内、内译外不对等的议论。作为一个作家，你的任务就是把小说写到最好，没必要太过关心翻译的事情。但说实话，中国文学在国外确实没太高的地位，你以为出现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文学确实水准没有达到那个地步？还是诸如翻译之类的其他原因？
陈：原因很多，应该几者兼而有之吧。首先文化是分主次的，这是事实。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国际垄断时代也是强势文化的国际化时代。资本永远不是简单运动的，它必定带有文化染色体。举几个例子，十六、十七世纪是西班牙的世纪，当时有个意大利宫廷司仪说，你可以不会上帝的语言，但必须学会西班牙语。之后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化，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法语，但它必得是十九世纪的共同语言。这就像现在的英语。记得林纾1898年翻译第一部外国小说(《茶花女》)的时候，几乎是用文言文改写的。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水平，因为尚未有多少人了解法国文化。后来就不同了，虽然赶了个晚集，但我们很快了解了法国的每一座城市，甚至巴黎的每一个角落。如今，我们累计有了几十个《茶花女》的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