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由于中印公路开通，美援装备陆续进入中国战场，而中国农民出身的军队是无法摆弄这些新式武器的，榴弹炮、坦克、火焰喷射器……这些洋玩意，不识汉字更不识英文的农民又如何能够操作？当时，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年青年十万军”，号召大学生踊跃从军，报效国家。于是，十万青年军由此而来。想想，在积弱积贫，文盲遍地的时代，有这样一支大学生组成的军队，那是何等的金贵
第十军的其他将军和士兵们，又是如何脱险的？
衡阳保卫战的枪炮声停歇，已经到了8月8日的傍晚。
傍晚时分，中日双方的军队都放下了刀枪，日军停止了进攻，中国军队的伤兵们互相掺扶着，集中在铁炉门、汽车西站和船山中学等一些略微能够遮蔽风雨的地方。伤兵们坐了一地，谁也不愿说话，气氛非常凝重，衡阳城里响彻了47天的枪炮声停止了，这个世界突然变得非常寂静。
那天晚上，残月如钩，愁云惨淡，已成废墟的衡阳城里，一片死寂。伤兵们就这样坐了一晚，饥肠辘辘，遍体疼痛，直到天亮。
天亮后，日本人来了，却没有按照《停战协议》来救治伤兵，他们将那些轻伤的士兵带走了，编成几个小队，或者割马草，或者割稻谷，而其余的重伤员被丢弃在广场，不闻不问。衡阳市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说，这些重伤员最后都死了。
轻伤员每天从事繁重的劳动，却吃不饱饭。那时候，日军的后勤补给也很紧张，陈纳德的航空队切断了衡阳和长沙的运输线，数万日军嗷嗷待哺。日军每天只给从事体力劳动的中国军人提供很少的食物，仅仅能够维持生命，然后强迫他们劳动。
所以，中国军人一有机会就赶快逃跑。逃出衡阳城的中国军人，一部分被附近山中的游击队收留，在敌后牵制和抗击日军；一部分历尽艰辛，辗转来到贵州独山，寻找第十军留守处。
而更多的中国军人没有逃出日军的牢笼，只能忍受着日军的残酷压榨和迫害，在颠沛流离和超负荷的劳作中逐渐死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几日后，日军撤离衡阳，将仅剩的300多名第十军战士全部活埋了。那一年，我去衡阳的时候，当地人指着衡阳铁路工程学校旁边的一个大坑说，第十军仅剩的300名战士就全部被活埋在这里。
这就是第十军士兵们的命运。
将军们的命运同样很悲惨。
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和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三位少将被关在衡阳城外的天主教堂里。日军让他们生活自理，他们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常德保卫战的时候，满城唯一完整的建筑物就是天主教堂了，衡阳保卫战还是这样。因为天主教堂是西方人建造的，按照国际公约是不能轰炸的，而轰炸则会引起西方社会的抗议。所以，残暴的日军在进攻每一地的时候，都会对教堂比较“仁慈”。
9月上旬的某一天，周庆祥和孙鸣玉约请葛先才一起从天主教堂逃出，葛先才考虑到人数太多，目标过大，容易引起日军注意，再说方先觉还没有消息，不知生死，如果逃跑太多，容易激怒日军，会对方先觉和第十军战士不利，葛先才就让周庆祥和孙鸣玉先走，自己待机而动。
周庆祥和孙鸣玉“以窗架为梯，翻围墙而去”，终于逃脱了日军的魔爪。
11月，方先觉救走。
现在，衡阳城里只剩下了葛先才、容有略、潘质、彭问津、张定国五位少将了。
日军为了防止这五位少将再逃走，就转移关押地点，从天主教堂转移到了莲湖书院。莲湖书院四面都是水，只有一条木板铺就的通道与外界连接。莲湖书院里，还有日军一个排在把守看护。
要从这里逃走，千难万难。
葛先才和四名少将在联湖书院里被关押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里，他们没有一日不想着怎么逃走。
从他们被关押的第一天起，就忍受着饥饿的折磨，日军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五名少将把身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也没有多少，他们马上就要面临断炊的危险。
葛先才负责采购蔬菜和粮食。他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有两个荷枪实弹的日军紧跟在他身后，寸步不离，想要逃走，是万万不能的。
有一天，葛先才采购蔬菜回来，突然发现蔬菜叶子里卷着一沓钱，他把这件事情讲给其他人听，大家都振奋不已，一致认为这肯定是外面接应他们的人送的钱。
后来，葛先才又接到了一沓秘密藏在菜叶中的钱。有了这两笔钱，五位少将的生活才勉强得以维持。
一天午后，葛先才买了蔬菜回来，剥开大白菜，看到大白菜菜心已经挖空，里面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切安排妥当，今夜派胡汝福君，潜至莲湖书院大门左侧树下来迎。”
胡汝福，是预十师一名上尉，他已经早早逃离了衡阳，为了营救葛先才他们，他又潜了回来。而莲湖书院，自从日军攻打衡阳时，就已经人去院空，只有狐兔出没。日军将少将们关押在这里后，又将大门封死了，大门之外，路断人稀。
当天午夜，少将们将房屋里的墙壁用水浇湿，挖了一个洞，取出砖块，依次钻出。洞外是一条走廊，走廊边就是日军的宿舍，鼾声此起彼伏。大家悄悄潜行，穿过走廊，来到了厨房。厨房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
大家悄声来到墙角下的排水沟，将排水沟的窟窿挖开加大，然后鱼贯从洞口钻出。
厨房之外，就是空地，虫鸣唧唧，万籁有声。一墙之隔，就是两个世界。
这条逃亡的路线，他们早就侦察好了。
来到莲湖书院外，葛先才看到暗淡的月光下，莲湖书院大门外的柳树下站着一个人，正是胡汝福。胡汝福一言不发，只向他们打着手势，他们就跟着胡汝福一路疾行。走出了几百米，回头遥望，看到书院顶层亮起了火光，鬼子哨兵正在点烟抽。火光熄灭后，一切又恢复了沉寂。
一行人快步走了10里，来到了一处独立的院落，胡汝福用暗语敲门，房屋里没有开灯，门却无声地打开了。
房屋的主人问：“都来了吗？”
胡汝福说：“都来了。”
房屋主人不再说话，在前面疾走，他们随后紧跟。走出了三四里，一条河流挡住去路，房屋主人一言不发，从草丛中推出一条小舟，大家跳上去，房屋主人划船前行。月亮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桨声吱呀，萤火虫在船头翻飞，这一切对深陷囹圄长达半年的将军们来说，恍若隔世。
这条河叫做草河。
过了草河，房屋主人回去了，又有一人来接应。一行人疾行十余里，来到山口，前面两山夹峙，如两扇铁门。此时天色大亮，鸟鸣啁啾，清风徐来，晨曦初露。突然，树丛中传来两声枪响，胡汝福对着枪响的方向做着手势，枪声再没有响起。
枪响是警告声，而手势则是表示来的是自己人。外人根本看不懂这些。
一行人又顺着山路向前走，走了不远，一名腰挂盒子枪的人来迎接，笑容满面，言辞甚恭，他是衡阳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直到此时，五位少将才得以安全。
当天中午，大家在山中饱餐一顿，大鱼大肉，大碗喝酒，自从衡阳保卫战开战以来，连续大半年，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人间美味，也没有感受过人间如此安宁。
吃完饭后，他们继续上路，天黑来到衡阳县政府。县长王伟能看到他们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就送给他们每人一身衣裳。
他们在衡阳县休息了四天。这四天里，无论是县府官员还是贩夫走卒，都来打听衡阳保卫战的情形，听到少将们讲起当时的惨况，无不泪水盈眶。
此后，他们被一县一县护送下去，直到芷江机场，然后乘坐飞虎队的飞机来到重庆。
在重庆，重建的第十军正等着他们。
卢庆贻介绍说，1945年，第十军残部从重庆来到了陕西城固，补充兵员。当时的军长还是方先觉，大家同仇敌忾，决心上阵杀敌，一雪衡阳之耻。然而，不久后，青年军成立，方先觉担任二○七师师长。第十军军长改由赵锡田担任，赵锡田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外甥。
可惜的是，第十军错过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就在他们宝剑铸就，即将出鞘的时候，日军投降了。
1946年，第十军改编为整编第三师，下辖三个旅，人数三万余人。
内战开始，整编第三师出陕南，越函谷关，渡黄河，开赴内战前线。卢庆贻作为留守部队，留在城固。有一天，卢庆贻守在电台边，突然接听到赵锡田被活捉的消息。此时，解放军军史上的定陶战役已经结束，而城固的留守部队还不知道整编第三师已经全军覆没。
定陶战役中，解放军刘邓大军十余万人将整编第三师团团包围，整三师无一人逃出。
卢庆贻跟着留守在城固的整三师留守部队，来到了湖北老河口。在这里，重组整三师，师长名叫李楚瀛。1947年，整三师进驻漯河与驻马店一线，又被解放军包围，仅仅打了两三天，就一败涂地。
整三师的战斗力为什么这样差？老兵们说，大家都不愿打内战，不愿意为反动政府卖命。
新一军老兵吴作勇也向我说过，新一军抗战结束后，驻扎广州。有一天，新一军接到命令，全军坐着舰艇向北进发，一时群情振奋，都认为是要去进驻日本，扬威东瀛。抗战刚刚结束，麦克阿瑟将军曾经提议，派新一军在日本驻防。舰艇一路北向，到了秦皇岛突然停止不前，一问，原来新一军要开往东北打内战。吴作勇说，当时，很多人流下了眼泪。
定陶战役后，卢庆贻回到了湘潭家中，终生务农。
俱往矣，历史已成尘烟。
其时，第十军孤军坚守衡阳，破釜沉舟，掘堑壕，塞甬道，毁桥梁，散民众，自入死地。面对数倍强敌，上下齐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血战不退。城破之日，诸将士无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迎炮火而上，期同归于尽，虽万千人吾往矣，日军无不人人惴恐，自谓从未有之“艰苦”之役。此役，日军攻打47天，死伤枕籍，内阁被迫下台，诸将皆成鬼魂，此为日本建军以来，从未有之事也。
然，中华第一虎将，竟遭谗言中伤，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铮铮忠良，反诬屈膝，千古奇冤，至今未能昭雪，令人悲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