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梁卓如剁笔变法 康广厦聚党上书

却说那李鸿章等急忙找到俄使巴甫洛夫，说明德国要强借下胶州湾之事，巴甫洛夫翻脸道：“中俄之间是军事协作，而不是全职保镖，若中国是我们俄国的附属国，我们俄国会全权保护中国的利益，不受任何国的侵犯。可现在不是，那你们中国要军队干啥？”李鸿章道：“我们中国的军队新败，士气低落，需要休养生息，阻止德国人对中国的威胁，只需贵国一句话的事，请贵大使不辞劳苦，为我们两国合作友好继续努力。”巴甫洛夫道：“借不借地是中国之事，我们俄国干涉不了。”一口回绝了李鸿章等的请求，李鸿章、奕劻、奕等无奈，再次回宫请示太后。李鸿章道：“德国人见俄国租借了大连和旅顺，即也要强行租借胶州湾，我等又请俄国出面调停此事，混蛋的俄国一口回绝，现德国又步步紧逼，若请求皇上，定是一百个不准，我等只好再求太后老佛爷，请太后老佛爷拿个主意。”慈禧太后道：“李鸿章，地都租借给了别人，我们中国人到那儿生活？”李鸿章道：“中国到处都是蛮荒之地，我们再榨也扎不出几个税钱，倒不如租给洋人，租借一年的费用，就相当于这块地百年的税收，这只是其一；其二是洋人在此经营，也带来了洋人的先进技术，使中国人也学学能；其三，洋人租借后，必然要有大量的投入，合同到期后，他能将建筑都搬走吗？我等现在国库空虚，不靠租借，何来钱强兵强国？望老佛爷明察。”慈禧太后道：“李鸿章！有利国家的事你就去办吧！千万记住，别让国家受屈辱。”李鸿章、奕、奕劻忙跪下山呼“太后老佛爷圣明！”然后告辞离去。李鸿章等又与德国讨价还价，订立了租借胶州湾的合同。英、法国见德国就能租借到中国的土地，也就将舰队开到内海，用恫吓和利益引诱，英国租借了威海，法国租借了广州湾，日本人更加蛮横，不准中国政府将福建沿海租借给任何国家，中国政府成了一俱行尸，任凭一群恶狼撕吃。正在上海当主编的梁启超，数次拿起笔又放下，心如刀绞，回到家中，见妻子刚刷完一把毛笔，梁启超见之，心中火起，夺过毛笔，到厨房拿起菜刀，将其拦腰砍断，然后摔到地上又踩了两脚道：“国已将亡，我等还在此苟且偷生，我梁启超饱读诗书，不能拯救国家于危难，何以对待起皇天后土。”妻子道：“国家将亡，你砍断笔有何益？”梁启超道：“我今日砍断笔，就是要下决心，从此再不用笔杆讨得人们欢喜，挣得一口米，若我再拿起笔，就是变法救国。”说罢让妻子代其辞去报社主笔，自己南下找老师康有为。却说那梁启超乘英轮沿长江而上，准备从湖南入广州，船到南京，只见一个面部奇伟，天阔地圆的年青人上了船，此人手拿一张报纸，等船开动后，即抖着报纸向众人道：“快来看哪！英法德日俄已经把中国瓜分完了，我们今日是中国人，明日就不知是何国籍了，生我们养我们的长江，明日就成了英法赚钱的河了。李鸿章、奕劻等人卖国求荣，国家就要被灭亡了，国家体制再不变更，中国人连立锥之地就没有了。”正说的起劲，忽听一军警高喝道：“谁在散布反动言论！”众人忙各归其位，这人也收起报纸不言，等军警走后，梁启超将此人请到自己的座位旁边道：“我乃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请问先生尊姓大名。”那人恭手道：“在下姓谭名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尊父命入资为候补知府，在南京待委，近因大片土地都租借给洋人，众多官员退回待职，我这候补知府就更是遥遥无期，故此回乡办学，倡导改新，没想到在此遇见卓如兄，卓如兄和康先生公车变法，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使谭某三生有幸。”梁启超道：“复生兄若有此志，我等何不一同扛起救国大旗？”二人谈了一路，在湖南分手，谭嗣同在湖南联络有志之士，兴办学校，传授变法革新思想，梁启超前往广东会见康有为。却说那康有为回到南海老家后，隐居山林，著书立说，不问政治，众多朋友来访也闭门不见，任凭那大清走向灭亡。转眼过去了二年多，忽有家人来报，弟子梁启超者来造访，康有为听之骂道：“这兔崽子，二年多来只给我一封信，不见！”话音刚落，只见梁启超泪流满面进来，康有为是嘴说不见，心中深恨梁启超不来相会，忙拉着梁启超道：“卓如何故？”梁启超啼道：“大清国完了，在洋人的威逼下，李鸿章等已将大连、胶州、威海、广州湾租借给了俄、德、法、英、日等国，用不了多久，中国就要被列强分割完，我中华民族经过了蒙、满之残虐，看来还要再受到英、法、日、俄、德的暴行。”康有为头摇的像拨浪鼓一样，道：“大清病入膏肓，可又不接受医治，那他只能灭亡，我等有何法？”梁启超道：“大清死亡是小，可我中华民族灭亡是大。”康有为道：“大清内长毒瘤，我等给皇上说的清楚明白，可皇上不愿听我等之言。”梁启超道：“上次甲午惨败，李鸿章、奕劻等皆归因于军费开支少，军械落后，朝廷中以为内部还可维持，如今列强已开始吞噬内脏，不能不使其震惊，现清廷王爷贝勒看出国势倾倒，主张变法，督察院高燮曾、监察御史杨深秀、湖南巡抚陈宝箴、刑部主事刘光第等都主张变法，并成立‘强国社’等，变法有我等发起，兴于他人，老师不感到可惜乎？”康有为听之深吸口气道：“变法之事，我回来思之多日，朝中慈禧太后专权，而周围又是些阿谀奉承的小人，他们才不管国富国弱的，一日能在京中荣华富贵，就一日不肯让变法改新。”梁启超道：“吾思之再三，现在是变法的最好时机，一是李鸿章、奕劻等这些败家子以租地为生，国人唾骂，皇上忿恨；二是帝、后两党，互相攻讦，太后虽掌权掌势，然将国家败的不能再败了，正好让无权的皇党拿着把柄，皇党可借变法为名夺回皇权，这是最可利用的变法之势；三是李鸿章签订丧权条约，民愤极大，其势可用。老师不在此时出山，还待何时？”康有为听梁启超如此之说，变法之火再次燃起，即决定再次出山变法，二人经商议，联络福建举子林旭，河南举子张保柱、山西举子江隐等，立即成立“保国会”，批判李鸿章等卖国行径，呼吁维新变法。等各省的变法火吹起之后，在一片变法声中，再上书皇上，一促可成。康、梁二人做着美梦，与各省举子发电报联络一通之后，二人秘密到京，通过梁启超的堂妻哥李瑞棻，联络上内阁侍读杨锐。却说这杨锐，字叔峤，绵竹人，少时聪颖，读书刻苦，院试第一，成人时，张之洞收之为慕府，张上呈朝廷的奏疏，多出自杨锐，法军侵犯凉山和滇桂边境时，杨锐向张之洞出了两计，一计是起用老将冯子才，二是诱法军于山中围歼，张之洞用其计，结果大败法军，后经张之洞推荐，杨锐考取内阁中书，获章京记名，后晋升为内阁侍读。杨锐入京后，本想凭着自己的才华，出将入相，挽救大清危局，可大权在慈禧太后和五大臣之手，杨锐别说出将入相，连自己的政见也没人理会，满腹才华无处施展，整日闷闷不乐，见甲午大败，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即暗中帮忙，梁启超在京中所获信息，多出自杨锐。康、梁二人见到杨锐后，问其何以行事，杨锐道：“上次《公车上书》，后党阻碍，上书根本到达不了皇上之手，然也并非白上，我从中也读出了朝中拥护变法者和反对变法者，如监察御史杨深秀，礼部尚书徐致靖等，我等可设计利用此等关系将上书直接交给皇上，然此上书必须得能打动翁老头子，上几次上书，虽为皇上着想，但对后党打击太大，翁老头知其行不通，故没有支持皇上吸纳我等变法意见。”康有为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我等上书，必先打动翁老头子。”康有为等即着手第五次上书，书写成后，因康、梁是被通缉之人，不宜出面，杨锐即想到自己的好友刘光第，康有为道：“刘光第此人如何?”杨锐道：“此人字裴村，四川富顺人也，幼时家贫，父早亡，其母裁衣、洗衣为生，供其读书，刘光第勤奋苦学，二十一岁童子试第一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授刑部广西主事。因其不媚上司，秉公办事，十几年未得升迁，我等《公车上书》时，他也写了《甲午条陈》，列了数十条朝廷腐败之事，并上书慈禧太后，求其归政，刘光第历政十几年，朝廷中的阴谋之事再清楚不过，他所陈之事，字字击中清廷要害，故此无人敢转奏其折，怕惹怒后党中的权臣，刘光第见上书路走不通，即和杨深秀等成立‘强国社’。现由我俩出面说动徐致靖，想必较妥。”康有为道：“朝中有我等志同道合之人，不怕变法不成，叔峤可尽快与之联系。却说那杨锐找到老友刘光第，谈及与康有为一起变法之事，刘光第道：“康有为等只是一群书牢迂腐，只在文字中找答案，没有在官场中走过，所提变法思想，文字上似乎有理有据，现实中海市蜃楼。经不起政坛老将的批驳，特别是后党之中，李鸿章、荣禄等，三言两语即将其驳倒，故此，康有为等不足以成大事也。”杨锐道：“裴村兄所提的变革方案，是维新变法理顺后才能逐步实施，现对后党触及太深，根本无法实行，变法只能是由浅入深。”刘光弟道：“康有为的变法措施与李鸿章等的改良措施相差无几，慈禧太后不会采取此法的。”杨锐道：“康有为经《公车上书》失败后，又经两年的探索，已大有进步，然现不是需变法的内容深浅，更主要的是要朝廷变法，让太后归政于皇上，皇上再把权力交给有能有德之人，我等应团结一致，求同存异，共同完成变法之大事。”刘光弟思之，觉得有理，即同意与康有为等合作变法。二人即商议面见徐致靖，由徐致靖说动翁同龢，真是：变法之路有乾坤，机会不到莫扣门，鲁莽行事愿望反，天地合处才相认。欲知杨锐、刘光弟如何说动徐致靖，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