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绍的计划是没错，但还要看执行得怎么样。沈林子再次挥军渡河，大败后秦军，东平公姚赞几乎是孤身一人逃回定城。后秦的河北（今山西芮城县西）太守薛帛见后秦军屡败，估计大势已去，便献出河曲（今山西西南角风陵渡一带，黄河大拐弯处）地区，向晋军投降。后秦军阻断晋军粮道的计划再一次告吹。
四战四败，后秦军中最后一个偶像，曾经战无不胜的鲁公姚绍，至此光芒尽失。
【潜在强敌】
从满怀希望到希望破灭是人生最痛苦的体验之一。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三月，命运毫不吝啬地将这种痛苦再次赐给年度倒霉大奖得主后秦主姚泓。
在去年下半年，后秦在对晋军的交战中，虽然也是屡战屡败，但至少还有一点心理安慰：毕竟晋军打败的只是我们的二流部队，我们真正的良将精兵还没有出场！
可现在，后秦最大的王牌，自己寄予厚望的叔父，竟然会一败再败，输得一点儿面子都没有。莫非自己上辈子欠了刘裕的，这辈子得连本带利全还上？否则自己这个皇帝怎么会当得这么倒运？
如果连姚绍都靠不住，那还能指望谁？姚泓被迫把期待的目光从东面的潼关移向了东北方向。因为千里之外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还有后秦帝国可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的妹夫，北魏皇帝拓跋嗣。
后来被尊为太宗明元皇帝的拓跋嗣，这时的年纪虽然和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差不了多少，但若以当皇帝这份职业的工作经验而论，不管是比大舅子姚泓，还是“岛夷”刘裕都要丰富好几倍，已经干了八年了。不过，工作经验并不总能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自古皆然。
比如现在，这位年轻而资深的北魏皇帝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超出了他以往工作经验的选择。麻烦是由两位使臣带来的：一位是刘裕要求借道伐秦的使者，另一位自然是姚泓请求妹夫救援的使者。他们一个晓之以理，一个动之以情，从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向拓跋嗣施压。
就自身感情来说，拓跋嗣是愿意拉姚泓一把的，因为姚兴的女儿是他最宠爱的妃子（死后被追谥为昭哀皇后，是拓跋嗣唯一的一个皇后），但为此与刘裕打一仗是否明智？着实不好决断。拓跋嗣只好召集群臣，共议对策。
北魏多数大臣的意见比较一致，他们认为，刘裕现在已经夺取了后秦在关东的地盘，如果要继续攻取关中，就必须突破潼关天险，这对晋军来说并不是件很容易办到的事。相反，假如刘裕要掉转枪口，渡黄河北上，进攻我们魏国，则要容易得多！因此，刘裕虽然以伐后秦的名义向我们借道，但其真实的意图很难判断，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何况后秦与我们是姻亲之国，他们有难，我们也该出兵援助。最好是以重兵屯驻黄河的上游，封锁河道，阻止晋军的行动。
这时，一个容貌俊秀的汉人文臣越众而出，提出了与众人大不相同的意见。这个人便是北魏初年赫赫有名的第一谋臣崔浩。崔浩出身于北方的士族名门清河崔氏，是曹魏司空崔林的第七世孙，此后崔氏子孙历仕多国，代代高官。他的父亲崔宏，号称冀州神童，深得北魏两代皇帝器重，官至吏部尚书，受封白马侯。不过崔家更有名也更有才气的前辈，还要算他的第七世伯祖，那位因腹诽的罪名而被曹操冤杀的崔琰。也许在冥冥之中确有转世的灵魂，崔浩一生的命运与他那位旁系远祖颇有相似之处，只是他留在史书的痕迹更重，最终的结局也更惨，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比起崔氏的历代先人，崔浩的才华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其学问之广博，就像评书上给诸葛亮、刘伯温一类人的常用语：阴阳五行，无所不晓，诸子百家，无所不通。现在，他见群臣犯糊涂，便侃侃而谈，说出一段有名的高论：“刘裕有吞并秦国图谋，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如今姚兴去世，即位的秦主姚泓个性懦弱，几个兄弟姚弼、姚懿、姚恢等人又接连不断地制造内乱，这正好给了刘裕灭秦的天赐良机。以臣看，刘裕此举，志在必得，绝不会半途收手。如果我们切断黄河上游河道，拦阻晋军前进，那么刘裕势必迁怒于我国，转而渡河北上攻我。那时，就变成我们代替秦国遭难了！”
分析完国际形势后，崔浩又接着向魏主分析国内形势：“如今蠕蠕（北魏给崛起于漠北的柔然汗国取的小名）时时侵扰我国北部边界，代北一连数年遭遇饥荒，百姓缺少粮食，国家没有一个安定强大的后方。如果现在与刘裕为敌，就必须发大兵南下，那时蠕蠕肯定会乘虚而入，我们就会陷入首尾难顾的困境。”
最后，崔浩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与其为了救秦国而惹祸上身，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借道给刘裕，然后发兵控制晋军东归的道路。假如刘裕得手，就会感激我们借道。如果姚家得胜，我们也有出兵救秦美名。至于大家对刘裕会不会声西击北，进犯我国的担心，倒不用太在意。南方与北方风俗不同，习惯各异，就算我们放弃恒山以南的土地，刘裕也不可能用吴越的士兵来与我们争夺河北，这个道理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为国家谋划，就应该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怎能为了一个女人（指姚兴之女）耽误国家大事呢？”
尽管崔浩雄辩滔滔，分析得入情入理，但他毕竟资历尚浅，官职只是一个五品的博士祭酒，也还没有后来那种算无遗策的名声，在众多元老重臣面前，说话的分量还不足，多数重臣仍然主张出兵阻击晋军。他们强调说：“刘裕如果西入潼关，必然害怕我们断其后路，以致腹背受敌；如果北上攻我，则姚家的兵马肯定不会出关助我。所以刘裕虽然声言西讨，而其实际意图一定是北上。如果我们借路给他，放弃大河的防御，那就成了开门揖盗了！”
听了这些话，拓跋嗣认为双方都有道理，因此他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既不直接阻断黄河上游，也不痛痛快快地借道，而是任命司徒长孙嵩为都督山东诸军事，统率曾屡建战功的振威将军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等，率步骑共十万大军屯驻黄河北岸，严密监视并伺机干扰晋军的行动。北魏与东晋，进入剑拔弩张的准战争状态。这里有个细节要注意：尽管史书都记载这位北魏军主帅叫长孙嵩， 实际上，这位北魏司徒大人的真名可能叫“拔拔嵩”。只是到了魏孝文帝时，北魏帝国汉化改制，拔拔家族的后人们都改姓长孙，顺便就将祖宗的姓名也给改了。这也是当时的惯例，北魏的鲜卑世家几乎无不如此，也使得他们祖先的真名实姓反而变得鲜为人知，只有少数还能明确查到，如前面提到的北魏大将叔孙建，他的真名应该叫乙旃眷。
闲言少叙，因为这位大人的真名已经难以确知，下文还是遵从古史的习惯，叫他长孙嵩。长孙嵩出身于拓跋鲜卑的世袭贵族家庭，“宽雅有器度”，十四岁时便代父统军，其父长孙仁（当然也不是真名）为北魏前身代国的南部大人。代国为前秦所灭后，长孙嵩率其族人依附刘库仁，后拥护拓跋珪复国，再任南部大人。他在北魏统一漠南和征伐后燕的战争中军功累累，是北魏的开国元勋，资深老将，曾历任侍中、司徒、相州刺史等职，并受封为南平公。
拓跋嗣即位后，诏命地位最显赫的南平公长孙嵩、山阳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马侯崔宏（即崔浩之父）、元城侯拓跋屈、濮阳公王建、寿光侯叔孙建、屈蛇侯罗结等八位大臣在皇城止车门（和清朝的下马石差不多，文武官员到此都必须停车下马，步行入内）的右边设立办事机构，共议朝政，当时号称“八公”。其中长孙嵩位列八公之首，也可以说，他算得此时北魏的第一重臣，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拓跋嗣以他为主帅侵扰晋军，也足以证明北魏对刘裕伐秦这件事是相当重视的。
当时的北魏拥有东亚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当年雄才大略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统率下，这些剽悍的鲜卑铁骑曾横扫塞北，击灭独孤、贺兰、铁弗三大部，打得柔然叩头求饶，纵横河北肢解慕容氏后燕，并在柴壁痛扁姚兴。可以说，慕容垂死后，他们就是打遍北中国的无敌雄师。长孙嵩统率的魏军是一支拥有光荣历史的常胜之师。而且在数量上，长孙嵩所率领的魏军也超过了刘裕本人指挥的晋军，如果再加上屯驻枋头的叔孙建部和屯驻河内的于栗磾部，北魏在黄河北岸部署的军队数量已经与刘裕北伐军的总数相当，对晋军构成的潜在威胁远远超过了后秦军队的现实威胁。而且，我们知道，不管哪个国家，如此兴师动众，都不会是来打酱油的！
【北魏挑衅】
不过，刘裕一旦下定决心要做的事，从来不会在意别人同意不同意。给方便要上，不给方便创造方便也要上，尔等不同意又能如何？天下岂有听人摆布的刘寄奴？
因此，不管北魏愿不愿借道，晋军仍在前进。三月八日，刘裕本人所率的北伐后续部队通过桓公渎，进入他已借，但北魏还没答应让出的黄河水道。已经在滑台吃过一次哑巴亏的北魏军队，这次因为底气很足，反应也很迅速，立即派出几千精锐骑兵紧逼黄河北岸，随时紧盯河中央晋军的一举一动。
要让装满了粮食辎重的沉重运输船逆着黄河的滚滚浊流西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靠风帆和划桨很难行动，只能靠人力拉纤前进。
那个年代的水土流失虽然没有现在严重，但黄河也仍然是“黄河”，并不是“清河”。沉积的泥沙使得黄河下游的河面虽然很宽，但平均深度并不深，为了不让吃水深的大船搁浅，一般要让运输船尽量离河岸远些。于是，晋军的水手们在黄河南岸拉开足有百丈（约等于今天的245米）长的纤绳，拉着船只缓缓前进。
很显然，这种前进方式不但是对晋军水手体能的考验，更是对东晋时代制绳工艺的检验。王仲德等前锋部队的船只主要是运送部队的，排水量不会太大，刘裕的后续船只主要用于运送粮草辎重，航行的难度比前锋部队高很多。遗憾的是，晋朝制绳匠们的考试成绩实在是差强人意。如果是顺风或水流平缓，还算表现正常，一旦水恶风急，这些负担过重的纤绳就常常发生断裂，导致部分失去牵引的船只被湍急的水流冲往黄河北岸。早在北岸随时守候的北魏骑兵发扬他们游牧祖先专业的打劫精神，马上对靠岸的晋军零散船只实行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晋军屡受损失。
刘裕的老虎屁股岂能让人随便摸，便命晋军登上北岸反击。但这些北魏骑兵好像是属苍蝇的，只要一见到大队晋军拥上来，便“嗡”一下跑没影了，骑兵不多的晋军想追也追不上。等晋军一回撤，他们立即又回来，继续兢兢业业地从事打劫工作。长孙嵩率领的魏军与晋军玩了好几轮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让刘裕很恼火，但暂时还没有制定出有效的反击方案，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让刘裕不悦的事：潼关的王镇恶、檀道济等人向他求援来了。
一直在节节胜利的潼关前线，发生什么大变故了吗？答案是恰恰相反，什么大事也没发生。
原来，屡败之后的姚绍已经学聪明了，他认识到以后秦军现在的士气和战斗力，要与晋军在野战中取胜，难度太大了，于是暂时放弃了所有的出击计划，学习当年司马懿对付诸葛亮北伐的老办法，只是坚守险要，再不出战。这种缩头乌龟似的招数，虽然看似笨拙，但在有险可守，且己方享有后勤优势的情况下，是非常有效的防守策略。
原先已经说过，王镇恶等人之所以没按刘裕制定的原计划行事，提前发动对潼关、蒲坂的进攻，是因为后秦发生了姚恢叛乱，并不是晋军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无奈姚恢同志虽然既有贼心，也有贼胆，却缺少点儿做贼的专业技术，败的太过麻利，不但没能代替姚泓，为自己赢得“建康免费单程一日游”的机会，也使王镇恶等晋军将领乘虚突破潼关天险的计划搁浅。
现在，姚绍坚守不战，点中了王镇恶、檀道济等人的软穴。轻装前来的晋军缺少有效的攻坚设备，一时无法攻破后秦设在金沟和定城的坚固防线，没过多久，携粮不多的晋军将士们就开始体会到因口粮减少而带来的饥饿感觉了。而且谁都清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饿肚子的感觉将会越来越强烈，因为计划中的补给距离他们还很遥远。用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说，他们已经身处陕西省东部，而给他们运粮的刘裕大船队还在遥远的山东省！
此时以北府军为核心组建起来的晋军北伐部队，无疑是一支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但再旺的火苗也不能失去燃料，再猛的跑车也不能断了油料，所以一支军队，只要它是由人不是由仙人组成的，那没饭吃就肯定要完蛋。
【弘农募粮】
不管王镇恶还是檀道济，他们都不是仙人，只得把将领们召集到一起，讨论是否撤兵这个很现实的议题。会议上提出的基本方案是抛弃不能用来填肚子的辎重，全军东撤，与刘裕的后续大军会合（按《宋书·自序》的记载来看，这一建议可能出自檀道济）。
这么做固然可以解决将士们的肚子问题，但前一段时间辛苦奋战所取得的战果也就全都打了水漂了，因此遭到了建武将军沈林子的坚决反对。
沈林子虽然只是前锋部队的第三号首长，但论跟随刘裕的时间，他比王镇恶和檀道济都要久，与刘裕的关系也更亲密（刘裕曾对儿子刘义隆说过，沈林子和谢晦是他身边片刻不能少的两大得力助手），可能正因如此，他很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政委”，也不顾第一、二号首长和众多老同事的面子，手按剑柄，大声呵斥说：“刘公勤王，立志要肃清河洛，一统天下！如今许昌、洛阳都已经收复，关右（潼关以西，即关中。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方位与今天恰好相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也即将被平定，而大事成败的关键，就看我们前锋部队的表现。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要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放弃即将到手的大功！而且敌人的兵力还很强盛，刘公大军距离我们又太远，我军一旦撤退，就是对敌人士气的巨大鼓舞，他们必然奋起追击，我军岂能安然退走？下官自接受任命的那一天起，心中就再没有回头的想法！想回去的将军们好好斟酌一下，你们回去后还有何面目再见刘公！”
“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放弃即将到手的成功！”这顶帽子大而且重，谁也不敢承担，同时敌前撤军不易也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沈林子的一番议论，让原先主张撤退的将领们都无话可说了。于是，前锋部队的头号首长王镇恶只好决定继续咬牙坚持，同时为克服困难做了两手准备。方法一是派使者飞马前往，向刘裕汇报前线情况，请求尽快支援粮草和兵力。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那一幕。
心情正不爽的刘裕把王镇恶派来的使者召上大船，打开北边的窗户，指着岸上耀武扬威的北魏骑兵对他说：“我早就吩咐过你们，要等到大军会合再发起进攻，你们偏偏要草率进军，过早孤军深入，现在这里的情况如此恶劣，我哪里派得出人手？”
方法一看来暂时是指望不上了，好在王镇恶还有方法二，他前往弘农郡（今河南灵宝），号召当地的士绅百姓向晋军捐献粮食。
